四十年前的“找乐”记忆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动画片我们爱看，大人们也爱看，村里放映过不止一遍。这些片子看完，我们就到场院里翻跟斗比武，把向日葵杆当成金箍棒来玩耍

1980年春节，孩子们聚在一起听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那时的快乐很简单

我出生于1968年，常常觉得自己生得太幸运：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体会到了物质匮乏带给普通人的苦难。尽管这种苦难经父母承担和忍受后传递给我们的力道已微不足道，但它使我懂得了节俭和珍惜，学会了坚忍和顽强，人生注定是要吃些苦的，这些苦真的变成了财富；在我懂事开始要学文化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创造了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使我顺利地参加了高考，从乡土中走出来闯荡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连饭都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农村，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活动。但我们是孩子，孩子是无忧无虑闲不住的，那些童年时给了我们欢乐的文化娱乐活动。让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供孩子们娱乐的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下面这些回忆四十年前娱乐的文字，是我们五十岁这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化娱乐记忆。

村里露天看电影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电视和手机的普及，人们已不稀罕看电影。但四十年前，在农村能够看上一场露天电影，不亚于过节。当时十来岁的我听说村里要放映电影，就欣喜若狂。

“社员们，今天晚上要放映电影了。”村里的大喇叭一喊，我们这些小家伙下午上学都没有心思，一心想着晚上会放映什么电影，想着母亲会给我们兄妹炒些瓜子、大豆。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就早早来到供销社门前。看着放映人员把投影的银幕挂在供销社前一户人家的后墙上，然后调试放映机。后来有了宽银幕电影，我们搬着小板凳抢占“有利地形”，因为抢占位置，小家伙们常常拳脚相向。

夜幕降临，大人们陆续来了，找到自家孩子占的位置坐下。供销社门前的人越聚越多，连邻村的人们也赶来了。广场里人声喧哗：大人高声喊孩子，大人们互相打招呼……“社员们安静了，电影马上就要开映！”大喇叭里放映员一声令下，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先放十来分钟的一个加映片，有放农业科技知识的，有说国家大事的。

电影使我们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男孩子们最爱看的是《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战争题材的影片，看《上甘岭》时，看到战士们吃不下饼干那一段，小伙伴们十分不解：当时我们都吃不上的饼干，那么好吃的饼干，怎么会咽不下呢？通过看电影，我们认识了小兵张嘎、海霞、潘冬子……我们也看《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但不像看战争片那么入迷，到现在都记不住情节了。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动画片我们爱看，大人们也爱看，村里放映过不止一遍。这些片子看完，我们就到场院里翻跟斗比武，把向日葵杆当成金箍棒来玩耍。还有一些是戏曲片，比如《野猪林》《铁弓缘》等，大人们爱看，我们听着咿咿呀呀的快睡着了，打斗的场面开始时才重新打起精神。国外的片子少，在农村好像不大受欢迎，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例外，村民们都爱看。还有一部印度的《大篷车》，我不知村里的人们为什么也爱看，可能当时可看的东西太少了。

工作后我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好多是小时候听过的评书。高中没时间听评书。上大学时还保留听评书的习惯，和同宿舍的5位同学一起把李野默播讲的《平凡的世界》听完。

如今，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听听收音机，听收音机也不再专注于评书，但是调侃式、娱乐式的节目令人感觉乏味。

挤在一起看电视

那个年代电视可是奢侈品。

最初在家里听母亲和隔壁的茂盛嫂聊電视，说是大小像梳头匣子。人在里边会动。我赶紧问：“人能从里边走出来不？”茂盛嫂说：“大概能了哇。”我就幻想——哪天见到这个东西，拎出两个小人来玩一玩。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村里有人拿回一台电视，大队院子里挤得人山人海，像看电影一样看这个稀罕玩意儿。我虽然人小个子又小，但还是从人群里挤到前头。看到12英寸的黑白电视确实像个梳头匣子。我又挤到电视旁边端详了半天：没有小人能出来的出口呀？至于演什么电视节目，我记不清了。

后来有几户人家有了电视，但看的人太多，家里挤不下，只好在院子露天放。我记得在韩少雄老师的院子里看过晋剧《下河东》，站了一院子人。晋剧表演艺术家张鸣琴扮演赵匡胤。扮相和唱腔都好。满院的人看到精彩处就喝彩。看到呼延寿廷被冤杀后气得直骂。恨不得扑向电视扇那个昏君几个耳光。

我们在村东的小学院里看过连续剧，把教室里的凳子摆好，人们像看电影一样露天看电视。遇上下雨人们也舍不得走，把电视放在屋檐下，小雨里人们照看不误。我还记得在姜福的院子里看过《射雕英雄传》，好像是包头台播的，电视信号非常不好，屏幕上有时全是雪花点点，有时画面扭曲变形……但我们眼睛还是舍不得离开屏幕。

当时在村里最火的几部连续剧是《霍元甲》《陈真》，一到连续剧播出的时候，村里的街巷上静悄悄的。这几部电视剧播出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有些人家有了黑白电视，可以挤到有电视的人家里去看。看完《霍元甲》后街巷上热闹起来，有的人学唱连续剧的主题曲，还有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意犹未尽，学着电视里的招式来“比武”。

电视一般摆在红躺柜上，有脱了鞋上炕看的，有蹲在柜子前面的，后来的人干脆站在地上。不大的屋子里人们挤在一起，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人们嬉笑怒骂，或猜测着后面的剧情。如果有人不自觉抽烟，屋里就呛得不行。但我们还得忍着看，电视里的故事太精彩了。

我们家买电视是我上了高中以后。父亲把养的一头上了年纪的骡子卖了。买回了一台14英寸的电视。我经常坐着这头骡子跟着父亲一起出地干活，年纪实在大了就得把它卖掉。看到电视就想起了那头骡子，心里头挺怅然的。

上高中以后我看电视就少了，尽管这期间播出了《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电视剧。因为我们高中农村班的同学们都在玩命学。我不能因为看电视误了学习。对于我来说，从艰苦的农村走出去的路子只有一条：上高中、玩命学、考大学。于是我逐渐疏远了电视。

看着大戏赶交流

农村唱戏往往是为赶交流压轴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叫赶交流。别的地方叫赶集。

改革开放以前，土默川农村没有赶交流，那个年代是不准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的，再说人们穷得也没啥可买卖的，所以每个村里供销社是最热闹的地方。

1978年之后，土默川农村逐渐恢复了赶交流。赶交流一般选择在农历七八月或秋收后的农闲时节，四邻八村的农民们聚在一起或购买各种日用品，或购买农用物资，或聚在一起喝酒吹嘘一下一年的收成，有庆祝放松一下的意思。赶交流要请一个晋剧团，唱上三到五天戏。每户人家都把亲戚请来，住在家里一起看戏，饮酒拉家常。

印象中，大戏也是四旧，改革开放前是被禁的。大概是1979年，几位叔叔大爷来我家串门，说政策放开了，能唱戏了，村里正张罗着唱《十五贯》。我听了个莫名其妙：贯是个啥东西？后来村里真的唱了这出戏，我才知道，贯是指一串钱。剧情没记住，倒是记住有个丑角娄阿鼠是个极坏的人。

我们村最早有个村民组成的戏班子，农闲时放下镰刀锄头就上台表演。有一次演《明公断》，到铡陈世美这一出戏时，把生产队的铡刀搬到台上当道具，看着人头和身子分离，我们吓了一跳。事后知道这是两个人表演，一个人把头伸下去光能看见身子，另一个人在铡刀另一侧把头伸上桌子不露出身子，就像真把人铡成了两段。

村里的戏班子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扮演包公的老苗忘了台词，朝台下唱道“台下坐的尽灰人”。让人给听出来了。毕竟一个村子人才太少，撑不起一个剧团，后来散班了。但这个剧团里也有名角.后来都去了县剧团，成了专业演员。

改革开放以后，每年都能在本村和邻村看几场科班出身的剧团唱大戏。经常唱的戏有《打金枝》《金水桥》《铡美案》等，这些剧目几乎逢唱戏必保留，老人们聚在一起，或说陈世美忘恩负义，或说包公刚正不阿，或说郭子仪大义灭亲，或说唐代宗深明大义……一些山西的剧团挺厉害，能把戏排练成几场，像电视连续剧似的。我看过的太谷县青年晋剧团演出的《薛丁山征西》，一连看了几天。

台上锣鼓铿铿，台下熙熙攘攘。戏场就是交流会场，有出售农机具和五金电器等日用商品的。也有卖粮油食品和小吃的，还有卖杂碎、熟肉的摊子，这些香味勾引着我们这些小孩，比大戏更有吸引力。在本村看戏时，母亲会给我们买些好吃好喝的。

有一年我带着两个妹妹去邻村祝乐沁看戏，母亲给了我五毛钱。到了戏场戏没好好看，我在糖果摊和麻花摊前咽了咽口水没买。最后在杂碎摊上花四毛五分钱买了三碗杂碎，兄妹三人每人一碗。回家后把剩下的五分钱还给母亲后，母亲直夸我不乱花钱。后来乃只盖村又唱戏，母亲给了我一块钱。我紧紧攥在手里揣在兜里，领着两个妹妹在交流会场里转，手心里都攥出了汗，买了一些吃喝也没全花完。

从小听惯了晋剧的旋律，也喜欢上了这一传统剧种。小时候看大戏是为了赶交流找美味，工作后我买了一大堆晋剧的VCD，陪老父亲一起认真地听，老一代艺术家丁果仙、马玉楼、阎惠贞等的唱腔不用说，我对谢涛、孙红丽等新一代艺术家的唱腔也非常熟悉。

“下殿来，将皇兄急忙搀起。听孤王有话儿对卿提，从今后上殿来再莫下跪……”现在从手机上就能欣赏这样的晋剧名段，每当这悠扬的旋律响起，我就回到了儿时的戏场。如今，土默川乡村仍然保留着唱戏的习俗。但能听懂戏的人越来越少。

当年我们这些娱乐方式，尽管回忆起来非常有趣，但毕竟是一种短缺的美，一种不足的美。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的孩子们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太多了，假如当年有手机，有游戏机，我们肯定也会迷恋上这些电子产品。我经常告诫一双儿女。勤有功，嬉无益，辛弃疾想戒酒的一首词里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娱乐游戏也是如此，学本领长知识的年龄，切不可嬉戏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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