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笑送“嫦娥”奔月宫

中国“嫦娥工程”高级颐问，原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嫦娥二号’是中国‘探月工程’二期‘落月’的先行卫星，主要任务是给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正式落月前，再进一步进行一些科学项目的验证，”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对自己所获得的那些“荣誉”，看得很淡。他说：“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是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荣获斯大林金质奖章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通过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给自己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到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两只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举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经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的心情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人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于是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从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大家对那碗红烧肉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完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孙家栋回忆说：“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找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孙家栋说：“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作为被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留学生代表都是又红又专、德智双优者，孙家栋作为在苏联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作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终身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伏彼起、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当时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

被“中国航天之父”点将

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摄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

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丁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lO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2009年10月31日，“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逝世。这天下午1时多，孙家栋是通过电视新闻获悉噩耗的。他震惊不已，拿筷子的手僵持了好久才放下……

享有“卫星之父”之美称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80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出现意外，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的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一一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

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飞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l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出任“嫦娥工艺程”领军人物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有人劝说，“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ll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去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2010年10月1日傍晚，中国“嫦娥工程”二期的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据孙家栋介绍，“嫦娥二号”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正式落月前再进一步进行一些科学项目的验证。首先就是发射的轨道，“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后，卫星先是围绕着近地飞行一段时间，然后再按照严格的奔月时间奔月。而“嫦娥二号”发射是由火箭直接发送进入奔月轨道，所以为了可靠，“嫦娥二号”先做一次验证。第二个是在落月过程中逐步降低绕月轨道，“嫦娥一号”围绕着月球飞行时的轨道高度是200公里，“嫦娥二号”的绕月轨道降低到了150公里，然后再继续降低，一步步地实验，来验证我们轨道计算测控等等的技术符合不符合将来卫星“落月”实际情况。第三个任务就是探测落月点。载人这方面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从载人的发展来讲，登月是必然的，但是什么时候上要根据我们国家技术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在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而“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支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放假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会面时，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就是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打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着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纯金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情景。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的那轮明亮的月亮，他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有的同行说：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孙老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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