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家？

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7月14日，国内几乎所有大媒体都同时发布了一则“新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公布“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研究成果，推选出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88项。由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数量上翻了22倍。

我这里给“新闻”打上引号。首先，刚刚发布的最新大型研究成果，当然是新闻。然而新闻的内容却是历史，是千年前早已发生的事实的梳理、筛选和归纳。

“四大发明”是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归纳提出，遂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标志。而认定这88项重大科技成果，经历了百余名中外科学家历时3年的严谨考证认真比较，其原创性、先进水平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每一项都不亚于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打破了国人的固有印象，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止“四大发明”！

这条消息发布后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很快就被“南海仲裁”“土耳其政变”之类“更加重大”的新闻所掩盖。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中国古代这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者姓甚名谁？——未能从各方报道中找到，估计，大多都无从查考。

四大发明中，我们知道蔡伦造纸，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其余还有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者记载不详。中国最权威机构的专家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认真筛选出的88项古代重大科技成果，绝大多数还是难以归结、追溯到某位具体的发现者或发明人。像这些无从查考的发明创造，我们都归功于“劳动人民”。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后工业”时代。我们生活中一切“现代化”的器物，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似乎全都是外国人的发明创造。我们接受的教育，科学家、发明家，印象中都是有名有姓的外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话……

为什么老外的大大小小发明能够载入史册，而中国人却没有？原因可能与历史年代和知识产权制度有关。可以看到这次公布的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距今大都年代久远，那时尚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而外国科技发明主要是在近代两三百年间，伴随着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于是有了较为完善的记录。

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家国文化”，是一种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因此，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西方人锱铢必较地争夺署名权、优先权；而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个人的作用往往都被时代所淹没，只能是“劳动人民”集体的成果。即使到今天，中国大陆迄今所获两项诺贝尔奖中，文学奖获奖者莫言，其作品署名明确没有争议；屠呦呦获得自然科学奖项的医学奖，却在国内尤其同行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有人认为那是“集体成果”。

“四大发明”全部属于技术发明。“八十八大发明”中，技术发明45项，仍占多半；但还有科学发现创造30项，工程成就13项。打破了过去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发明而没有科学发现的成见。但遗憾的是，这些古代科学发现普遍是孤立的单项发现，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如“小孔成像”未能上升为光学理论，“勾股容圆”没有表述为数学定律。仍然不能改变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

技术，是经验积累，是熟能生巧。科学，则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在西欧。文艺复兴催生了“科学革命”。一般以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其基于“日心说”的宇宙体系公之于世为标志，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伽利略将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本范式，一步步走到今天，科学成为无比庞大的知识体系。

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实际先有技术后有科学。早期的技术与科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各自分离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经验技术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逐渐演变为先有科学理论发现，后有技术发明创造，再到生产应用。且科学——技术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融合越来越紧密。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产生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热力学定律指导内燃机的不断改进。电力和内燃机应用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电子计算机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德国称之为“工业4.0”，我国则是“中国制造2025”。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以“摩尔定律”加速转化，“科技”愈发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最大力量。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以其毕生精力出版了15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曾经有领先世界的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却没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关乎历史，关乎东西方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

人类思维方式可简单区分为逻辑思维和关联思维。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传统长于逻辑思维，精细量化、实验实证、怀疑批判；东方文化传统倾向关联思维，整体、模糊、类比、直觉。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进一步追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时期城邦制的广场辩论传统，产生了形式逻辑；柏拉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展现科学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毕达哥拉斯学派认定“万物皆源于数”；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欧几里德几何学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一切，的确构成了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和根基。

“李约瑟难题”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命题：西方科学文化优于“非科学”的东方文化！在今天，“科学”的地位已十分神圣。意味着正确，代表着先进。科学精神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精神，但“科学”本身却不容有丝毫怀疑。什么是“科学”，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儿——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标准。于是，中医被判定为“伪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被归于“神秘文化”、“玄学”。不知不觉中，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落后文化低劣文化的代表，在强势的西方科学文化面前，我们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

深究一下，科学一词，英文science，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识、学问，尤指分类的知识、学问。

如果把“科学”就理解为产生于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那么，中国古代压根就没有科学，当然也没有科学家。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科学，包括了全人类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积累、创造、发现、归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那么，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虽未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但也为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墨子、扁鹊、张衡、祖冲之、贾思勰、沈括……

不是要以“我们的祖先曾经多么了不起”的阿Q精神来自我安慰，没这个必要。罗列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让古代科学家名垂史册，至少表明，我们的祖先不笨。还要说明，东西方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

当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完胜人类棋手，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但人类对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科学研究中，非线性的直觉思维能力有时更优于复杂的逻辑推理计算能力。对未知的探索，生命科学、量子科学、宇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开始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和答案。

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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