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后的东方之旅(下)

中国，作为遥远东方的庞大帝国，带着神秘色彩的斑斓光影——这印象来自最初马可·波罗以及早期传教士和启蒙主义哲学家的中国之行，他们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众多西方文化人士的造访，也逐渐揭开了这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国家的面纱，得以一睹她的真实面容，而我们也随着这些西方人曾经的足迹，汲取几帧历史片段，感受中国山水风云的变迁。

苏珊·桑塔格：东方之梦只存在于幻想

（1933～2004，20世纪美国评论家、作家）

1973年，导演安东尼奥尼受邀访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美国著名评论家兼小说家苏珊·桑塔格亦于同年受邀首次踏足中国。桑塔格的中国梦想早有迹可寻，她的父亲是一名旅居中国的皮草商人，在苏珊只有5岁时在天津死于肺结核。素未谋面的父亲，和他所身处的遥远东方国度，成为苏珊·桑塔格心中的一个悬念，对中国的幻想成为了她孩童时代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桑塔格的中国之梦

因为父亲的关系，桑塔格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令她的东方之梦更为真实。

与童年时的幻想不同，这一次她到访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桑塔格戴着粉红色的眼镜看待这一次的到访。经过5年的沉淀，于197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结集中，收录了她自传式小说《中国旅行计划》。1979年文革结束，她再次探访中国。1984年，她才写出了散文《对旅行的反思》。

桑塔格作为一名出色的评论家，以“美国公众的良心”著称，人人都期待她在旅行后发表她对中国的观察和见解，至少应该有游记吧，岂料两次受邀到访中国后，几乎只字未提。惟一与中国之旅直接有关的，只有一部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而散文《对旅行的反思》的内容并不是直接与东方之行相关。若我们要窥探苏珊·桑塔格在中国之旅的游历与见闻，也只能以小说中的蛛丝马迹来猜探。

小说一向留在虚构的世界。《中国旅行计划》的主人公，虽然与桑塔格的身份无异—一位父亲死于中国的西方女知识分子，却不能理所当然地把故事里描述的，借中国来幻想的童年主人公，看成是桑塔格本人。如果这样想，桑塔格如若在世定会加以否认，就像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小团圆》，张爱玲身边人更是公开否认小说中的人就是自己。小说拥有想象的特权、撒谎的专利，而这种文体无疑就是苏珊·桑塔格书写“东方之行”的最佳载体。

苏珊·桑塔格从小就在母亲口述的中国传奇，以及满室的中国照片、摆设中长大。但除去这些，“中国”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地。小说里，主人公小时候在后花园挖了一个洞，“一个可以直通中国的洞”。儿童的眼光最是童真，地洞当然不能通往中国，我们却能解读出苏珊对中国的渴慕。

小说里主人公向同学吹嘘她出生在中国，“出了家门，就显得好像是我凭空杜撰出了中国……我的谎话就成了某种真实，重要的是让同学们相信中国确实存在”。现实中，桑塔格时常强调她“中国制造”的身份，仿佛她的母亲在中国怀上她时，有什么能穿过胚胎外膜，把中国的因子植入她的身上一样。一个小孩子对至亲死亡的观感，连结到对东方的幻想，中国注定了要成为她一生的悬念，也注定了她无论如何也没办法使现实的中国与幻想相吻合。

小说里的主人公排列着许许多多中国的对应物，那些全都是她想象中的中国，也同时诉说着西方人因为距离而对东方所存的幻想。

中国的西洋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对旅行的反思》）

在隔着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对西方游客来说太遥远了，他们无法得知中国的面貌，甚至亲身踏足，也只能算是物化的认识：太过表面。虽然桑塔格在到访中国时曾经去过杭州、上海和北京，但由于走马观花，她没有对那些地方产生特别的印象，她一心希望能被带往北方，越接近父亲去世的天津越好，但最后也未能如愿。

桑塔格曾在《论摄影》中提到在中国亲眼目击一次病人被切除胃部的手术。手术被观赏，被拍摄下来，对桑塔格来说是一种个人生活暴露在公众之下的震憾。而参观学校、工厂、医院等，到处都是经过排练的井然有序的步操，被训练出来的整齐划一的笑容，对个人主义大于一切的美国人而言，苏珊在访华行程中无疑受到极大的震憾。

中国作为异国他乡

以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严谨的态度让她无法在旅行前就把意义决定下来。她没有把自己的中国旅行进行定义，更没办法将其作为“一次可能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

“异国他乡不是被说成世外桃源，就是被说成蛮荒之国─希望与幻灭总是交替出现。”在《对旅行的反思》中，桑塔格不负所望地运用了她敏锐而批判的眼光，对自马可·波罗以来，中国被西方游记所塑造出的介乎于乐土与蛮荒的形象做出了修正。这似乎就解释了为什么桑塔格没有正式地书写过与中国之行有关的文字，她不愿意成为把“中国”定型的同谋。

晚年的桑塔格，在被询问在中国游历的情况时仍兴致勃然，也曾表示过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她由始至终对中国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她踏足中国土地的特殊经验而消减。

或许她的中国之行，没有使她对父亲曾生活过，甚至于此过世的这片土地有更多的认识，反而制造出更多的悬念，令她仍然对中国有难以言传的幻想和渴望。晚年她被再次邀请造访中国，却因为进行癌症手术而未能成行。中国之旅，成为她永恒的悬念。

旅行纪录

旅行地点：香港，再从香港穿过深圳桥到达内地。

旅行时间：1973年和1979年。

1.苏珊·桑塔格肖像。

2.苏珊·桑塔格的《中国旅行计划》中文版封面。

3.1977年1月，西方人在Harrod商店的中国瓷器部打折期间大抢购。

阿瑟·米勒：转向中的巨舰洪涛

（1915～2005，20世纪美国剧作家）

1983年3月，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带着他三十多年前的成名作《推销员之死》来到了中国，与北京人艺合作，排演本剧的中文版。刚刚改革开放5年的北京，与乍暖还寒的季节一样，呈现出解冻时期特有的清新风气，《推销员之死》也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中国演出的外国话剧。在中国的3个月间，阿瑟·米勒坚持写日记，后来集结为这本名为《“推销员”在北京》的书，精细入微地描摹了那个时间段中国社会各个角落里正在发生的、个人难以觉察的微妙变化。

修车厂锻造的“社会良心”

阿瑟·米勒曾拿遍“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评论奖”和“托尼戏剧音乐奖”3大戏剧重要奖项。公众能够记住他，则更多的是因为他曾经与玛丽莲·梦露有过一段婚姻。

1915年，阿瑟·米勒出生在一个犹太服装商家庭，尽管童年生活不错，但到了米勒要上大学的时候却赶上30年代毁灭性的金融危机，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中学毕业的阿瑟·米勒在曼哈顿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做了一名周薪15美元的装配工，每周省下其中的大部分用作学费，攒了两年才得以完成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这段经历令他与从学院到舞台的剧作家们表现迥异，对环境的关注大于对人性的白描，对戏剧社会功能的兴趣也大于对戏剧审美功能的兴趣，因此他说：“不仅现代戏剧，整个文学——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都有一个道德观的问题：是与非、好与坏、高与低。”

《推销员之死》就是阿瑟·米勒社会责任心的反映，在战后人们对“美国梦”盲目乐观的时候，他为大家描述了一个年老体衰的推销员威利，被黑心老板辞退，两个儿子不能自立，单收入来源的家庭崩溃在即。在极度精神苦闷下为解决家庭困境，威利只能自杀以领取保险金挽救妻小。作品在百老汇首演后获得巨大成功，震惊了美国剧坛，剧本对社会体制的疏漏冷静的批露也引起人们的深思。33岁的米勒就此在美国戏剧界奠定了大师的地位，《纽约时报》称《推销员之死》为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他本人也被称为是“社会的良心”。

“推销员”在北京

1983年，阿瑟·米勒带着《推销员之死》，开始了与北京人艺的合作，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英若诚赴美访问时的诚意相邀。

而阿瑟·米勒从他一贯的社会观察家的角度，无疑是带着问题来北京的。他关心的，是这个改革中的国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松绑有着怎样的回馈。

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自己或许会记得家中添置的第一台缝纫机，街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体小吃店，前门开设的第一家“肯德基”。但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英文报纸，街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牵手的恋人，什么时候看电影开始摆脱好人坏人的二元分法……这些记忆，更多的是被阿瑟·米勒的日记唤起。

当时，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中国这艘巨舰，还在小心应对转向过程中的漩涡。新的思潮和现象正在出现，新旧交替的现象格外明显。《推销员之死》能够在中国演出已经体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信号，而当时阿瑟·米勒来华的接待规格可谓高级，人艺院长曹禺还特地把自己的专车派给他使用。尽管如此，当时灰蒙蒙的北京（烧煤取暖）还是让阿瑟·米勒一家三口感觉喘不过气，为他们安排的豪华宾馆还是温度不足。在阿瑟·米勒的描述中，配给制、公厕、50年代建成的剧院，都让他想到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但同时，他也客观地写到，“街景开始五颜六色，女士们把自己装扮起来，尽量避免单调的灰黄制服”；新闻媒体对于文化事业的关注也是前一个时代不可比拟的，“主管领导们的中文谈话里CBS、ABC、NBC不断出现”，代表自由贸易的个体户也被人们评价为“他们的服务态度更好”。

《推销员之死》对美国社会状态的精准描绘，让它的情节载体在外表看来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但阿瑟·米勒却宣称，他希望在排演过程中找到一种“共同的人性”。当时中国还没有“保险”这个概念，大家就想出解决方法，把关于保险的知识印在节目单上；而剧中关于开放的男女关系的表演首先挑战了演员们的接受能力，阿瑟·米勒就向其中扮演威利情人的演员解释，不需要对人物加以道德评判、用一种脸谱化的表现方式去表现。对于主人公威利的扮演者英若诚和查理的扮演者朱旭来说，美国人的直率与中国人的含蓄的区别对他们如何表现两人的关系形成了考验，但剧中一个二人打牌的情节，却勾起了他们对于3年干校生活的甘苦回忆。整个排演的过程，米勒与参演的人们不断证实，尽管东西方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共同的人性”却不是一个虚妄的命题。

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勾起了阿瑟·米勒悲天悯人的情怀，直到他在与人们的接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听到过往点滴，“他们淡然对待自己的遭遇，同时又能对那时的极端做法发出讽刺的大笑。他们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年轻人在谈夏令营里的疯狂举动。我希望以后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事情。”他终于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于过去的态度，“从无数神态安详的脸上，从静静闪烁的无穷智慧里，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的百姓似乎个个都是贤者。”

1983年，那个在煤灰笼罩下的北京，却正在彰显中国永不懈怠的自我修复力。如米勒所说，“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

旅行纪录

旅行地点：北京

旅行时间：1983年3月～6月

1.1978年在北京拍照留影的外国游客。

2.1978年西方摄影师拍摄的晨练时打太极拳的中国人。

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75年到访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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