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父子,世无英雄

活动的，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这在形式上接近黑社会，在功能上则与政府相去不远，都是由民众花钱购买相关服务。区别只在于，张作霖的服务未经任何授权，而是以武力强加的。所以，模糊地说张作霖“出身绿林”倒也不离谱。

而且，相比之下，张作霖保卫团的服务，可能还更优良一些，因为存在着事实上的市场竞争。比如在张作霖周边，就有冯德麟部与杜立三部等武装集团，与他操持相同业务。如果张作霖的保卫团打击盗匪不力，或自己扰民，那么作为被服务对象的民众，就可能用破坏性手段威胁他的服务资格，如拖延纳粮纳钱，或当“带路党”给敌手通风报信等。说起来，这种消极选择的存在，让保卫团可能比一些政府用法律规定永远由自己提供服务还显得要文明三分。

众多史料指出，张作霖经营的保卫团拒匪盗、防绑架，在当地口碑一流，有“保险队”的美誉。

1903年后，八国联军事平，东北基层政权逐渐恢复功能，保卫团的市场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张作霖在两位当地士绅的担保下，接受新民知府增韫收编，加入巡防营序列，属地方武装，正式取得合法身份。

张作霖在巡防营任上的最大成就，是内蒙古剿匪。千里草原，匪帮行踪飘忽，追剿难度相当大。传说中，有一位江湖大侠，为报张作霖早年的深恩，打入匪帮卧底，欲助张破敌。但不久，他的身份被识破，死于非命。为向张作霖示威，匪徒将大侠尸体送还张营。张作霖在大侠小腿的溃烂深处，发现一幅地图，其上标明了匪帮的老巢。由此，匪帮被张作霖一举荡平。

张作霖剿匪得力，升任统领（相当于团长），辖七营驻洮南地面。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人心思乱，奉天（今沈阳）不稳，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召驻辽源的另一位巡防营将领吴俊升入沈护驾。

奉军高级将领，后曾任辽宁省主席的王铁汉在回忆录中说，其时，张作霖属下的几员部将正在沈阳的讲武堂进修，闻讯后，马上给张作霖捎信，张星夜率兵奔沈。故事里说，张作霖过辽源时，吴俊升尚未收到消息，殷勤出城迎送，然后注视张作霖率大兵过境，茫茫然不知其意欲何往，意欲何为。

是张作霖而不是吴俊升第一个到达奉天，赵尔巽初感意外，随后大喜，因为张的态度极为坚决，誓死保卫总督，反对奉天“独立”。

张学良后来在自述中说，他一直没能理解当时驻沈阳的新军首领、革命党人蓝天蔚。武昌事起，蓝天蔚要求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可是，张作霖在谈判会场上用毛巾包住水杯冒充炸弹发出威胁，蓝天蔚等新军军官马上举手表决，同意赵尔巽观望与自保的主张。会议结束，蓝天蔚迅速走掉。张学良大惑不解，“他怎么就走了呢？”要知道，蓝的新军，武器一流，训练一流，是沈阳周边最具实力的武装团体。

会议当晚，赵尔巽与张作霖极为紧张，十分担心蓝天蔚会来攻城。张作霖与部属已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蓝天蔚走了，而且是远远地走了，径直离开了东北。

处于当时的纷乱局势下，可以想见，蓝天蔚的内心多么纠结。如何坚持信念，同时又如何自保，种种思虑，会让他难以决断。但在张作霖这边，事情却很简单。不论满人还是汉人、皇帝还是总统、大清还是民国、民主还是专制，他缺少理念上的坚持，或者说，对此类政治概念，他也不懂。只要不影响他升官，不影响他手中的实力，一切均无可无不可。他没有必执的信念，也就没有内心交战，因而，他的行动简单、直接、有效。

张作霖赴奉天保护总督赵尔巽，就完全出于直觉判断，是一种护主的本能。不管你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先在关内打吧，打出了结果，我再表态选边不迟。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我一概不管，最后的赢家，就是正确的。这就是张作霖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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