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花园与严氏父子

工作。他幼时曾与颜惠庆等师从黄锡宝学习英语，成绩优异，在协助厂主徐福寿与外商交易中解决了很多难题，深得徐福寿信任。某日，徐的外甥在讲英语时发音不准，严裕棠当场为之纠正而发生争执，以致互殴，对方受伤，引起老板亲属的不满。严裕棠因而辞职。当时，徐曾再三挽留，严裕棠为维持关系，应允此后在接得生意时，当尽量先交徐承制，就这样脱离了公兴。

1902年，严裕棠与褚小毛合伙筹备大隆机器厂，初时资本银七千五百两，分为三股，严裕棠占二股，股金先由父亲严介廷与岳父钱恂如各垫二千五百两，后来分期拨还。褚小毛占一股。双方议定：严为经理，负责对外工作，褚为副经理，因系铜匠出身，乃负责内部工作。

大隆筹备期间，设工场于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当时还没有什么设备，仅雇用工人7人，学徒4人，为几家中外丝织和轧花厂修理机件。次年，由老公茂洋行皮尔斯协助设计并代向外国订购的机器，机器运到后，就迁至平凉路西口正式开工。这时厂址占地二亩半，有铁皮木板平房12间，而且设备也较完整，全厂工人、学徒更增至50人左右。那时，列强商品大量输入，外轮纷至沓来，大隆遂以外轮修配机件为主要业务，当时这类工厂尚少，严裕棠精通英语，有善与外商交往的经验，营业兴旺，获利甚丰。

1905年夏，褚小毛以掌握厂内生产、财务大权，顿起独占大隆之心，遂以严裕棠将部分业务交公兴铁厂承办为借口，向衙门诉请拆股，经陆某等人调解，在财产估价后，褚认为自己退股更合算，乃自愿将其一股让出，严裕棠得益泰轧花厂穆湘璜之助向钱庄贷款，付清褚之股金，从1906年起大隆即归严裕棠独资经营了。褚小毛脱离大隆后，即在虹口设一新厂，规模较大，且在市区北京路设有公司与样子间，旋因经营不善，失败关闭。

1907年后，大隆以修理外轮机件为主，兼为缫丝厂、榨油厂、轧花厂等提供修理业务，并为上海英商自来水厂和汉口自来水厂承制自来水管、闸门凡而，后来又仿制农业机械如小柴油机、碾米机、榨油机、轧花机、抽水机等等，营业十分发达。到了1912年，将业务方向转变为修配纺织机件。那时，国人所创办和外资经营的纺织厂共有32家，工厂大都设在上海，纱锭总数约100万枚，纺机零件多，损耗率大，加以各厂所用动力装置都是引擎，容易出毛病，经常需要修理，而大隆厂在同业中规模较大，技术力量也厚，因此许多纺织厂都乐于把机件交给大隆厂修配。况且，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来上海设厂，它们的动力设备是蒸汽锅炉发电机，有一次，发电机上的16吋S形蒸汽管坏了，请英商瑞熔船厂承造，结果未成，后来却由大隆厂制造成功了。因此取得了内外棉的信任，严裕棠遂与内外棉上海社长川邨兼三成了至交。自此以后，内外棉和其他日资纱厂的修配工程都委托大隆，这样密切的业务往来，一直继续到1920年内外棉自设修配所为止。

这段时期，大隆另一项业务是为英商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恒丰洋行是专营机器进口业务的，其中主要是纺织机和面粉机。他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或节约运输费用，不但委托大隆厂代制传动装置，还以英商授权生产。大隆承接了这项工程，由于制造的图纸设计和技术指导都由恒丰提供，因而在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隆还为固本皂厂承制机器，为广益书局制造印刷机，为沪宁铁路局制造铁道上的手摇车，并代汉口的内河小火轮“渡江号”、“金山号”制造原动部分机件。这些工程交货快，价格又较进口货便宜，业务就更见扩展了。1914年，大隆在平凉路增建的厂房落成，工人增加到100余人，固定往来客户达40余家。

严庆祥缀学进大隆机器厂

1916年秋，严裕棠因洽谈业务西行武汉，由于厂务需要有人主持，乃命长子，年仅17岁（1899年生）严庆祥暂时向学校请假，入厂掌管私章。严庆祥在遵嘱执行公务外，时与新进艺徒同在翻砂间出砂坭，从而与众艺徒产生了情感，解除了隔阂，还在工作中获悉厂中营私舞弊情况，乃设计《生产卡片》和建立领料制度，并在每个工头下面派两名艺徒为助手，从此除弊革新，生产正常。严裕棠回沪后，发觉全厂旧貌变新颜，遂毅然命严庆祥辍学，正式入大隆厂从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交战，只得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和扼制，使我国民族工业得以突飞猛进，尤以纺织业发展最快，上海华资纱厂从7家增至11家，纱锭由160900枚增至216236枚。由于大隆规模较大，技术也较高，乃有条件承接若干难度较大业务，各纺织厂为追求更多利润，希望损坏的机件能修得快，修得好，力求减少因停工而遭受的损失，故此时申新纱厂的荣宗敬、振华纱厂的薛文泰等，都与严裕棠在业务上交往亲密，多所借重。

1918年大战结束后，外国大量剩余物资倾销来华，市况随之下降，甚至造成我国工厂大批倒闭。当时，严裕棠也被迫准备将大隆厂停业出售，幸得其长子严庆祥急流勇进，团结全厂职工，群策群力，勉渡难关，方得继续发展。是年，大隆厂在大连湾路（现为大连路）另建厂房，1920年迁入新址，那时大隆厂的资本额有十五万两，为开办时的20倍，资本积累速度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9.30%，到1924年，为了进一步扩展，又在上海光复西路购地60余亩，建造厂房。当时厂里设备大致齐全，计有工作母机200多台，工人人数已增加到700余人。业务也由修配纺织机器向制造方面发展。在农机方面，除原来生产的以外，又增产了6到9匹马力的柴油引擎。同时在江西中路58号设样子间，以备顾客参观、学习，还在江浙两省设有代销处。农机的主要销售区为江苏的无锡、高邮、淮阴，浙江的嘉兴和嘉善等地。

大隆厂还在1923年设立女工部，取名“中国模范女子铁工厂”，容纳职工眷属参加工作，以改善家庭生活，最初有女工20余人，由大隆厂老师傅带领传艺，惜因风气未开，只办了两年多就结束了。

严裕棠除经营大隆厂外，也为人居间买卖土地。当时政治腐败，一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帝国主义冒险家视上海为“乐园”，纷至沓来，购地建厂。由于严裕棠精熟外语，更因大隆业务发达，享有声誉，故外商前来委托买卖土地房屋者甚多。严裕棠本人也因上海本地人把土地视为“大火烧不掉，大水淹不了”的财产，急用时又容易脱手，所以他把大隆、苏纶的历年盈余，除扩充设备，增加原材料库存外，陆续购进一批房地产，以保币值。据历史资料统计，严裕棠在上海私人房地产业主中，名列前十名。因此，出手买下愚园路豪宅是严裕棠其中一笔。

首创棉铁联营，接办苏伦纱厂

1925年春，严裕棠与人合伙租办苏州苏纶纱厂，该厂是1896年由前清状元陆润庠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而创办的，筹建时有苏经丝厂及苏纶纱厂，丝厂开工不久即停办，纱厂由上海怡和纱厂经理英国人凯福设计，于1897年开工投产，原为官办，后因历年亏损，乃由陆润庠、王驾六等集资归还官款，改为商办，因为办理不善，继续亏损，被迫招商出租，先后由王驾六、贾承荫、叶鸿英等承租，始终未见起色，迭经易手，一度由许松春租二年，最后租办者为刘伯森。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我国纺织工业乃获蓬勃发展，许、刘两氏租办时获利颇丰。租约到期后，许在上海创设永豫纱厂，刘则开办宝成纱厂，苏纶于1923年停租。1925年春，吴坤生将此情况转告正在担任大隆厂经理的严庆祥，几经集议，乃由严庆祥拟定了棉铁联营计划，竭力建议父亲租办，并邀约姻亲李氏、潘氏及吴昆生等组织洽记公司，向业主租办，由严裕棠任总经理，吴昆生为厂长。不久，吴氏因与地方官绅情感不洽，厂中封建积习难返，人事纠纷迭起，工作无法开展，坚请辞去厂长职务，并郑重推荐严庆祥继任，严裕棠遂命严庆祥到苏接办。

严裕棠租办苏纶纱厂的资金，也就是严氏投资于棉纺织工业的原始资金，是以坐落在平凉路西端的广裕里地产向英商德和洋行抵押，借得银十万两投入的。至于光裕里房地产的来历呢？据严庆祥提供的资料说：

“还在1920年底，无锡人陆培之是上海铁业界巨擘，因需料理债务，拟将杨树浦上海水厂附近的基地一块变价出售，因知先父与上海水厂经理爱琼海尔为知交，故前来恳托先父商请爱君收购该地，可为日后扩展企业之用。谁知事有凑巧，陆君方辞出，爱琼海尔就接踵而至，挽托先父商请陆君情让那块基地。先父计议之下，以陆君同属华人，且在竭力筹款之中，故迳为陆君代索高价，爱君竟欣然同意，不日成交。爱君为感谢先父玉成之力，愿出买卖双方佣金（当时惯例，买卖双方要按成交价各出2.5%作为居间人之中介费）以作酬报。不久陆君也循例送来卖方佣金，除现金外还加送许多旧机器材料，盖陆君因售得善价，心中很是感激，此项佣金必不可少，而先父则以友情为重，且已接受爱君双份佣金，坚辞不受，不料反而引起陆君误会，不得已才予以接受，于是即以上述款项在平凉路西端购地建造光裕里。至此，为了租办苏纶，遵将该项房地产进行抵押，得款作为投资股份的。”

1927年北伐军攻克苏州，因苏纶厂房年久失修，开工时发生震撼，当局为保障工人人身安全，命令停工整修，因业主拒不承担修理费，引起涉讼。最后，业主代表张一鹏召开股东大会，会上，众股东以投资入股以来，连年亏损，股息无着，为求捞回残余股本，一致决议公开招标出卖。当年年底，严裕棠以光裕营业公司名义由李蔚青代表参加投标，以银三十万五百两之最高标价买进苏经、苏纶丝纱两厂全部资产。当时额定资本为八十万两，严姓占90%，李姓占10% 。

买进苏纶纱厂之后，得棉铁联营之利，苏纶在培养技工、整修机器、添置设备诸方面得到大隆支持。大隆则依赖苏纶之发展而扩大了生产，获得了高额利润。而且彼此在资金运用上互相调剂，使得严氏企业突飞猛进，不断发展。

苏纶厂一向管理腐败，经营不善，严氏接办后，革除封建管理制度，改善与地方官绅的关系，解决厂内人事纠纷，扫除前进障碍，过去衰竭不振的局面顿时大为改观。1930年建成了第二厂，增设纱锭2万枚，1931年又新建布厂一所，有布机300台，后在一年内陆续增至1040台，1933年向国外订购全套发电设备，自设发电厂，改善了全厂的动力设备，大大降低了纱布成本，增强了竞争力，为当时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严氏的善举和建筑的人文体现

严裕棠性格豪迈，办事踏实，稳扎稳打，从不冒险，而且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所以在市面刮逆风时能顶得住，一俟市面好转，又抓紧不放，因此屡屡得手，深得金融界的信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于1931年从欧美考察经济回国后，有志于金融制度改革。当时黄炎培先生介绍潘仰尧实地参观工商业，为中国银行提供咨询服务，即因苏纶厂在经济衰弱时取得独特发展，而且成绩优异，乃给予低利率贷款150万元，以资奖掖。

上海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是该社为纪念胡明复博士而建立的，落成于1920年，内藏各国科学家捐赠及该馆辛勤收集的科学图书8万余册，为当时我国东南首屈一指的科学图书馆宝库。抗战之后，因房屋龟裂，雨水渗漏，所有藏书均有受损危险。1943年冬，该社组织了一个修建房屋的募捐委员会，1944年绘就图样开始募捐。可是由于那时伪币贬值，社会上对科研的重视远不如今日普遍，故募捐工作难达预期效果。该社黄伯樵君夙知严裕棠重视科学、关心文教，乃托袁文钦君商诸先生，严裕棠立即慨允承担全部修理费用，并制定了具体办法。复因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现货采购不易，乃命以仁德纺织厂库存建筑材料按照以前购进时的账面价格拨给该社，使明复图书馆维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该社为酬答严氏盛意，决定命名图书馆三楼正厅为“裕棠厅”，以示尊崇。

1928年10月22日及1932年5月4日，严裕棠曾二次遭遇绑票匪：第一次由于他的机智和包车夫的护卫，虽受枪伤，终于脱险。第二次被绑后在匪窟蒙难32天，后因绑匪发觉已被捕房跟踪，拟将严裕棠转移至苏北，而严裕棠乃乘机逃离匪窟，平安返回公司。外界均以那时的社会从未有过事主两度被绑而安然脱险的事情，所以各报竞相报导，一时传为新闻。

1948年，严裕棠迁往香港，后由其次子严庆瑞迎养侨居于巴西，1958年9月自巴西东返，10月18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9岁。严裕棠之子严庆祥后热衷于慈善事业，为祖国和平统一来往于两岸。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再说严家花园，严宅的客厅内当年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所书的“博爱”和“后来居上”的手迹，以及孙夫人宋庆龄赠送的亲笔签名照片。客厅四壁，还挂着章太炎、黄炎培的墨迹和徐悲鸿的画幅，还有张一麟写的“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座右铭。这些都是严家花园的文化留存，体现的是这栋别墅人文气息。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世纪沧桑，而严家花园谱写的是一曲民族工商业的美妙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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