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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出版生态环境的忧思

作者:jnscsh   时间:2022-03-09 08:39:53   浏览次数:

从世界出版的总体状况来判断,教育出版始终是其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个版块。根据相关报告估计,美国2009年教育出版占据美国全年GDP总量的6.1%,全世界出版行业产值及利润的80%被教育出版所占据。这一格局在中国同样如此,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8年全国图书销售的比例,文教类(含教辅)图书占总销售量的28.77%,中小学教材及教参占48.58%,两者相加为77.35%。2009年,国内新闻出版业产值首次超过万亿元大关。这意味着中国出版业超过70%的产值和利润同样来源于教育出版。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得益于专业分工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全国各地的专业教育出版社发展迅猛,成为中国出版格局中出版能力和经济实力最强的专业出版社,几乎各地的教育出版社都是当地最强的出版社。最为辉煌的时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步入新世纪后不久渐入沉寂。这种沉寂固然有出版集团化和资本运作这一重心工作的反衬,同时也有教育出版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原因,如果放任教育出版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出版行业将同所有的产业一样,将为“环保”和“低碳”付出沉重代价。

一 教育出版的头等难题。难以破解的买方垄断

教育出版主要指教材出版和教辅图书的出版,尤其以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和教辅图书的出版为最。相对而言,其他教育类图书可忽略不提。教材和教辅图书因发行量大,几乎支撑了教育出版的整个局面。在新课改之前,教育出版的基本状况是: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均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一教材,由各地方出版社租型发行,地方出版社编写配套教辅,配合当地教育部门和新华书店发行。这一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模式,随着2000年义务教育阶段新的课程标准的实施逐渐被打破。从新课改启动的2001年开始,截至2004年年底,共有70余家出版社申报的197项教材通过审定出版。由此,教育出版呈现了一种全新局面,具体表现为:教材版本多样化,教材经招投标等系列程序后由政府采购免费向学生提供,部分省区的教辅图书也由政府采购免费向学生提供,出版社开始参与到教师培训等教育过程等。尽管对于新课改有各种不同声音。但国家推进教育改革的这一正确方向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从出版者的角度分析,新课程标准实施后教育出版所带来的系列变化值得忧思。

1 教材的微利经营状态,不利于教育出版的发展 教育是国家层面的公益性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明确说明:“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与“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对应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材由国家统一采购免费向学生发放。因为是国家投资的公益性事业,各相关部门对教材定价出台了非常严格的规定,相继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办等部门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01]34号)和《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计价格[01]945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06]816号),这些文件对于中小学教材的规格、印制材料、工艺、定价均有了严格的要求,要求各地方物价部门按此标准审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按此标准采购,也同样要求出版单位执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宗旨,是在保持出版和发行环节微薄利润的基础上,保证国家财政投入的效率。从国家投资办教育的角度讲,这固然没错;但站在出版的角度,这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出版业的改革方向,就是把每个出版社重塑成以市场为主体的企业,而利润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一个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如何生存发展?发展教育是硬道理,但牺牲出版利润来发展教育的做法值得考虑。

2 教育部门的买方垄断是教育出版难以破解的头等难题 在新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多元化初期,许多出版社都把开发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看作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教育出版社更是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造成了新课标教材首次试行,全国出现了100多家出版社的300多个版本通过审定。通过审定才是教材出版的第一关。接下来,最让教材出版者头疼的事情是教材的推广。因为版本众多,而买方就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僧多粥少的局面迫使教材出版者想尽办法与地方教育行政官员进行接触,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如此,在教材开发上陷入亏损的社大有人在。教育部直属的几家教材出版社因与教育部的天然脐带关系,自然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地方社因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地域联系,也能挤出少量市场份额。最惨的是在这两方面都不占优势的教材开发商,几乎在教材开发方面血本无归。更何况在一些财政比较困难的省区,教育行政部门刻意压低采购折扣,强行要求出版和发行方不合理地让利,或者缴纳不合理的费用,挤占国家教材专项款挪作他用的事屡有发生。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教材采购的唯一买方,因教材版本众多,竞争激烈,出版方实际上在招投标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少对等的发言权,这就造成了教育出版事实上的买方垄断。这种买方垄断,不但严重损伤了出版者对教材出版投入的积极性,也使得教育行政部门腐败频发,令人痛心。

相对教材出版的艰难,教辅图书的政府采购环节相对宽松一些,但这也更加凸显了教育行政部门的独家垄断。一些省区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集编写、审定、采购的权利于一身,甚至出现了为挤进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采购目录。教育行政部门下属单位相互竞争,出版方陷入“配发书号”的窘境。为了限制教辅图书无节制地配发,国家出台了给中小学生减负的各种规章措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书包越来越重、负担越来越重的局面。教辅图书政府采购的结果是。学生的书包里原有的收费教辅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多了一套免费的教辅。

3 警惕教材推广过程中的灰色利益链条

由于教材教辅政府采购过程中买方垄断的事实存在,不但严重损害了出版者的利益,也腐蚀了教育系统,致使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展到了出版行业的中心,且不受限制地扩张着,教育行政部门一些关键环节的官员权力之手也因此而触及了出版,且同样不受限制,这就给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行政腐败的可能性,同样也给教育行政官员提供了行使腐败的可能性。据媒体披露,全国范围内这些年因为教材教辅的采购配发而触犯刑律的教育行政官员不在少数。这种腐败不是某个单一岗位,而是从上至下形成了一

条灰色的利益链条,这个灰色利益链条的存在,是教育出版生态环境的最大毒瘤。

二 教辅图书发行环境的恶化

众所周知,新华书店系统发行网络覆盖全面、发行能力强大、结算信用度高,在图书发行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国字号老大。多年来,作为教材发行的唯一官方机构,新华书店与教育出版渊源颇深。民营发行公司虽经数十年的发展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与新华书店相抗衡。相反,民营发行公司在很多时候都还需要借助新华书店系统的力量。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化,新华书店系统的改革也正在加快,很多省区的新华书店加入了出版集团的组建,成为地方出版集团的子公司。没有加入出版集团的新华书店,其自身的改革步伐也在加快,其采用的是母子公司的模式重新规范了运营方式。但由于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国有体制既给新华书店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同时也给新华书店戴上了体制的枷锁,使其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受到诸多的阻碍和约束,尤其是在销售终端的竞争和服务方面,在与民营书业公司的竞争中力不从心,在一些特殊环节,还需要借助民营书业公司的力量,尤其是在一些需要返扣、让利等的环节。国有新华书店与民营书业公司一方面存在着竞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借力的需要。因此,两者的这种关系使得整个发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系统征订配发的教辅图书行业,这种情况尤其普遍。因为教辅图书进入的门槛较低,全国几乎所有的民营出版者均是从教辅图书出发踏上了出版之路。而在国家对进学校进课堂的教辅图书监管日益增强的时候,新华书店正规的渠道受到政策的规范性制约,往往有心无力;而民营书业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却能够通过与征订环节相关人员的联合,而取得系统配发的教辅图书的征订数。河北、山东教辅图书发行“农民军”的异军突起,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公司与新华书店的联合水到渠成。甚至在某些地方,民营书业公司实际控制了新华书店系统内最重要的系统配发教辅图书的进货和供货环节,实际上控制了新华书店的部分业务,而新华书店则沦为纯粹的物流公司。

由于体制监管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民营书业公司催生了教辅发行行业内高价低折、盗版泛滥等不良现象,同时也催生了暗折、返扣等涉嫌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出版的社会形象,也严重损害了教育出版的整体利益,使得整个行业陷入一种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

三 集团背景下教育出版整合过程中的隐忧

集团化是国家对出版行业的整合,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国际资本的措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全国大多数出版社在走向集团化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是由宣传文化系统以党政力量主导完成的,只有少数是由市场力量自发推动。在这一过程中,出版单位组织架构的变动、人事的变动,导致原来的出版格局被打破,地方教育出版社在划归集团之后,面临着在集团内部资源整合重新定位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在地方教育出版社划归集团之后,因资源整合的需要,同时也由于集团内部经济利益平衡的需要,出现了把原来教育出版社赖以营利的教材、教辅品种收归集团重新分配的情况。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教育出版社的积极性,非常不利于教育出版的再发展。

四 数字出版的冲击殛应对困境

数字出版对传统教育出版的冲击最大,这最明显表现在各种学习机的热销上。根据《2009~2012年中国教育电子产品市场竞争态势与投资前景预测分析报告》预测,我国有5亿人有学习英语的需求,以5%的购买率为例。2012年电子学习机市场将达到2500万台的销售量,以平均每台800元(电子词典、数码学习机售价平均线)价格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个亿。2004年以来,教育电子产品通过技术升级,逐渐能替代图书、音像资料、培训所承担的功能,开始瓜分传统产业的蛋糕。根据《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基本情况报告》显示,尽管中小学教材及教学用书在销售总额上比上年略有增长,但总印数与上年相比均呈现比较大的降幅,其中教学用书的总印数下降幅度更是达到48.52%。总印数的下降,固然有学生人数减少的原因,但教育电子产品及其他数字出版对传统的教育图书出版行业的冲击,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词典类工具书和英语学习类图书,是最适合学习机内置的图书门类,学习机的热销必然引起这两类图书销售量的下降。从出版生态链建设的趋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已是将来需要建设的一个项目,而教育图书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数字化和电子化的类别。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营利模式,而巨大的投资又使得多数专业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裹足不前。如果教育出版的从业者不能尽快地实现与数字出版的对接,那么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五 教育出版的著作权问题

教辅图书出版的授权一直是困扰出版者的一个大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自己原创教材的出版社。由于教材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于教辅图书出版的授权争议更加突出,教材出版社希望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教辅的授权成为教材竞争的一个砝码。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拥有自主教材的不足百家,绝大多数出版社都要依靠相关教材配套教辅生存发展。教辅图书要不要教材出版社的授权,在法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相关文件,目前是认可授权这一事实的。这几年,也屡有教材出版社将未经授权的教辅图书出版者诉诸司法的报道。在教育出版本已微利的经营状态下,获得授权的费用必将加重教育出版的成本负担,这同样是摆在教育出版行业面前的必须破解的难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出版而言,破解这五个方面的难题,既是行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新闻出版总署所提出的建设“出版强国”的积极响应。从这个角度探索教育出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构建和谐的教育出版的生态环境,需要每个从业者更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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