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社学发展的原因

摘 要：社学，作为较有特色的一种私立教学机构，在明代得以大力发展。本文将主要从明代社学的发展状况，社学大力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其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社学的产生、发展、繁荣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力求概括出明代地方教育发展的原因及阶段性。

关键词：明代 社学 原因 特点

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明朝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权；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文化上，古典小说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永乐大典》的编纂也表明，明代进入了封建典籍的总结阶段。而在教育方面，明代具有特色的社学的兴盛，更是标志着我国地方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地方私学产生在春秋时期，几千年来，作为官学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几经变革，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明代社学发展的情况

社学设立于元代，在农闲时招收农家子弟，并由民间选派教师进行教育活动，但此时的规模较小，未在全国得到普遍发展，政府对社学也没有领导关系，只对“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

明承元制，在乡村以“民办官助”的形式设置社学。1375年，明太祖发布诏书，要求在全国各地普建社学，据相关统计，约有1400余所相继建立。此时的社学虽然官学色彩日益浓厚，但仍未纳入正规官学体制。

建文帝恪守祖训，崇文重教，社学建置有增无减。然靖难一役，社学渐有衰微。正统元年，政府开始复兴社学，明令“各地提学官及司府州县，严督社学，不许废弛”[1]，并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直至弘治年间，较具规模的社学建设运动兴起，大大促进了社学的发展。嘉靖之后，在以黄佐、叶春及等人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倡导下，河南、福建、广东等地掀起了乡村教化及社学建设运动，将明代社学建设推入了高潮。

社学教育与明王朝相始终地存在了近三百年。成为了地方府、州、县学的有力补充。

社学的建置直至清初仍在沿用，并逐渐与义学、私塾等融合。但由于外国侵略势力不断深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社学也肩负起了领导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其社会功用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明代社学发展的原因

社学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当时中国教育机构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社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大力发展。

（一）元代重武轻文统治政策的影响

元代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高压暴政，轻视教育，是其统治的特点。官学及私学虽有设置，但不成规模，一般士人难觅求学之所。最终导致了文化教育的缺失以及人民思想的落后。

朱元璋曾下诏曰：“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和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2]因此，统治者对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以图改变自元一代而形成的混乱的社会局面，及蔑视文化的粗陋与狭隘的行为。

（二）明政府培养人才的需要

育才是学校设立的首要目的，然而，明代儒学规模有限，限制了更广泛的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社学的存在则恰巧能够弥补这种不足。

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是其学习的主要动机。然而官方学校的容量较小且对招收学生有诸多方面的限制，使大多数学生求学无门，因此，社学便充当了基础教育的阵地。成绩优异者日后可升入府、州、县学继续深造。明政府则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理想人才，这是明政府鼓励私学发展的根本原因。

因此，明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明态度，只要遵守国家政策，不违背伦理纲常，就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利用地方教育达到“善风俗、行教化”的目的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教化置于安邦定国的首要位置，明代尤为突出。

朱元璋曾说“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应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3]明代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的对象进一步扩大。“贾而好儒”也是此历史阶段的显著特点。这种在经商与读书间的徘徊“从时代潮流上讲，无疑是市民意识觉醒的一个方面”。[4]整个市民阶层对读书的新观点推动了文化的下移。

政府在开设官学的同时，也着意满足普通百姓对于教育的需要，侧重于忠君爱国思想、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这是明代教育的宗旨，也是私学应运而生的关键因素。

儒家正统思想被统治者改造后，即变成了尊卑、廉耻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卫道士。作为半官方的社学，以“四书”“五经”为固定教材，主要教学内容便是对于礼义廉耻的传授和讲解。但是，仅“明礼”或“务崇礼教”是不够的，法律是对国民约束的最有力武器。所以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对负责修律的官员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凡民间所行事宜，类取成编，直解其意，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焉”。[5]因此，社学的学生还必须诵习圣谕广训、附录律条等。

封建贵族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推动了社学的发展，他们出资聘任教师，使一批科举落榜的文人获得了生存的资本，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亲信。社学毕业的学生有些被送往官学继续深造，成为了封建贵族维系家族权势的资本。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真心筹划教育之人，为了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以期培养出更多的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

总之，统治者的重视为社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空间；家族经济的发展为社学提供了物质基础；“科举必由学校”，把学校与科举紧密地联系起来是社学发展的动力；明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更成为了明后期社学所讲述的主要内容之一。

明代社学作为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促进了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其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同时兼习国家大诰，法律条文等，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封建统治的延续。

三、明代社学发展的特点

对于统治者来说，社学既在民间体现国家意志的存在，又不因此而过度损害民间的社会利益，既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又满足了政府统治的需要，成为了明代国家教育民众的重要载体之一。

由于地区和财力的差异，明代各地社学的规模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设于城镇的社学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于乡村的社学，条件就相对要差一些。鉴于社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兴教化，厚风俗，所以对社师的身份有一定的限制，对其德行才学相当重视。社学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总的来看，是一种呆板的教育模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儿童的学习特点，比较讲求循序渐进和变换教学内容。但是，明代社学的招生有时存在强迫儿童入学的现象。成化年间，杨继宗为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母。”[6]可见，明代的社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义务教育的性质。

总之，明代社学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私学的官学化，主要变现在：社学教师的选择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师的任免要由政府操办，而不是听任民众自行推举或择请。社学的教学内容被严格纳入封建正统教育的轨道，专制法制教育进一步深化，而且，政府在行政上有对社学进行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此外，随着学校、科举制度的发展，社学也被纳入了科举制度的轨道，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启蒙之地，这也是明代社学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

社学作为明代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担任着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任务，是官学的有益补充。而地方教育作为中华文化与文字的重要载体，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文化的传播都与地方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私学既培养名师大儒，又为讲学驻足之地，各名师大儒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使中华文化不断丰富、更新并不断传衍。

推荐访问:明代 浅谈 原因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