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书馆评书七十年

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喜迎七十年，奋斗新时代。曲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扬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评书作为重要曲种，更是家喻户晓，喜闻乐见。

评书，既是一种曲艺形式，也是一种文学样式;既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文学，也是诉诸听觉和视觉的口语艺术。评书凭借自身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演员出色生动的说演技巧，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老话说得好，听书比听戏还入迷，可见评书的艺术魅力。

以前，评书艺人多露天演出。清末，王述祖在《天桥词》中写道：“道旁有客说书忙，独脚支棚矮几张。白叟黄童齐坐听，乞儿争进手中香。”这就是“明地”买卖。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书场之简陋令人咋舌。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老人和小孩围坐聆听，足见评书之受欢迎。民国初叶，由北京天桥西大街西市场和公平市场内的大小茶肆肇始，陆续增添评书演出，如福海居、五斗居、同合轩、同乐轩等。当时，老北京人常说的是“二哥，您上哪儿去啊？”“我口儿里头茶馆听书去。”由此可知，茶馆与书场已合二为一。于是，诞生了一个新名词“书茶馆”。一般的书茶馆门面并不讲究，无非房檐上挂着几块半尺来长的小牌子，上书：雨前、龙井、雪蕊、毛尖等茶叶名;屋内的陈设就更简单了，都是些不曾上过油漆的长桌子大板凳，不管认不认识，尽可同席而饮。此外，在窗户板上刷一张报子，立在门口，“于×月初×日（阴历）特聘××演员准演×××。准时开书，风雨无阻。”每日一般两场，下午2点开书，称“白天儿”，晚上7点开书，称“灯晚儿”。也有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间加演的，称“早儿”。书茶馆内设有一尺高的书台，上摆书桌，无桌围，桌后有一把高椅。书台后墙贴三张纸报，上书早中晚艺人姓名和所演书目。“早儿”者居左，“白天儿”者居中，“灯晚儿”者居右。纸报一般为红纸黑字，名望高的艺人也有用金字书写的。开书后，不再卖清茶。艺人说上一段，一击醒木，一般是由伙计拿小笸箩打钱。听书的书座儿们，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有的老主顾每天必到，讲究的自己预备好茶壶茶碗，泡一包好茶叶，鸟笼子往门外一挂，一边喝茶一边听书。

当时北京内外城有六七十家书茶馆。有的一条街上，甚至一个十字路口就有几家书茶馆，但大小不一。清末书茶馆里最有名的是位于西市场中街1号（今永安路东口内约50米处）的福海居（茶馆主人王起龙，在家中排行第八），俗称“王八”茶馆，规模最大，上下两层中式楼房，宽敞豁亮。大门檐下悬挂“天一生水图”横匾，室内摆放108条长凳，可坐二三百人。各派评书艺人均在此说过书，如王傑魁（说《包公案》）、袁傑英（说《施公案》）、金傑丽（说《包公案》）、品正三（说《隋唐》《龙潭鲍骆》）、陈士和（说《聊斋》）、刘继业（说《说岳》《济公传》）、蒋坪芳（说《水浒》）、张荣玖（说《施公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评书进入崭新的时代，传统书目向新书目过渡，评书艺人向评书演员过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早在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短篇新评书《横渡乌江》;50年代初，赵英颇将马烽短篇小说《一架弹花机》改编成同名评书，这两者成为新评书先声之作。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请示》，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这样，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传统评书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评书题材大为拓宽，无论革命题材、新编历史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受到广泛欢迎。以书馆和广播为主要阵地，评书演出十分活跃。书馆评书方面，当时北京的书馆尚有四五十家（“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歇业），经常上演传统评书《西汉》《东汉》《隋唐》《说岳》等，上座稳定。1958年3月，评书、鼓书演员主动停演《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清烈传》《永庆升平》等旧书，开始改编并说唱新书。5月，天桥评书、鼓书演员组成说新唱新书小组，新书目有《飞夺泸定桥》《青化砭》《刘巧团圆》《铁道游击队》等。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评书蓬勃兴起，蔚然成风，北京各书馆上演新评书占全部书目的两至三成，李鑫荃《红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和朱祯富《急浪丹心》等深受欢迎。广播评书方面，这一时期更是捷报频传，很多经过整理的传统评书和创作的新评书，都通过电波传入千家萬户。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评书演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主动学习，广为交流，敬业精神不断增强。演员不再满足于表演，而是积极参与创作和整理工作。再有，演员被组织起来，有了专门的说书团体，如1959年成立北京宣武说唱团（该团前身是说新唱新书小组）。团址先在天桥，后迁到香炉营四条27号。评书演员主要有高豫祝、傅阔增、连阔如、陈荣启、陈荫荣、李存源、李鑫荃、朱祯富等，在天桥地区和各地书茶馆轮流说书，成立当年即演出了《西汉》《东汉》《三国》《隋唐》《包公案》等三十余部传统评书和《烈火金刚》《红岩》《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十几部新评书。宣武说唱团很注重青年演员的培养，连丽如、绳宝珍、马广峰等相继入团学习。此时，书茶馆的形制继续沿袭，老演员宝刀不老，年轻演员朝气蓬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风貌。新时代、新生活、新书目，三位一体的“新”成就了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的新的评书艺术。

1979年9月，宣武说唱团重新恢复活动，同时开辟了类似书茶馆的演出场所，如骡马市大街书茶社、天桥书茶社、春华园、朝阳门外文化站、赵一轩茶馆等。像1980年成立的骡马市大街书茶社，位于骡马市大街路南、粉房琉璃街北口东侧，约80平方米，可容纳130人听书。每天设早、午、晚三场：早场9：30～11：30，午场14：30～16：30，晚场19：00～21：00。李鑫荃《包公案》、丁增启《西汉》、朱祯富《民国演义》、连丽如《东汉》均曾在此上演。因为自“文化大革命”至1980年这十几年中，北京已无书茶馆，所以开业后，老书座儿奔走相告，纷至沓来，致使常常爆满，不能入场的观众便挤在窗外或门口侧耳听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蓬勃兴起，评书艺术的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书馆评书却渐渐衰落。然而，以连丽如为代表的北京评书名家一直在为评书的传承发展而努力耕耘着。从2003年朝阳文化馆“小梨园”到2004年鸦儿胡同“月明楼”，她多次尝试通过书馆说书这种形式吸引观众及培养演员，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但两个书馆都只开了几个月即告关张。尽管如此，这两次开书馆的经历却培养了一批忠实观众，并为2007年连丽如收徒和再开书馆打下了重要基础。此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北京评书发展的新契机（注：2008年，北京评书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6月，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连丽如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只有连丽如是北京的评书演员）。乘此东风，2007年9月，在北京市和西城区各界领导的支持下，由连丽如领衔的北京评书宣南书馆正式成立。自2007年10月首演至今，已连续说书近12年。此后，崇文书馆、东城书馆、国如轩书馆相继成立。如今，书馆演出总计1200余场，观众20万人次以上。十多年来，宣南书馆风雨无阻，准时开演，连丽如领衔的三代评书演员为广大观众奉献多部原汁原味的北京评书，现场评书的艺术魅力充分显现。通过书馆，诸多年轻演员走上书台，成长成熟，青年观众越来越多，追随捧场，评书艺术得以传承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购买书馆套票且基本场场必到的观众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听书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0%以上的观众都是中青年人。连丽如曾说：“北京评书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年轻观众，场所要传承，书目要传承，演员要传承，观众更要传承。”另一位北京评书名家马岐，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致力于书馆评书的发展。他师从评书大家陈荣启，又受父亲马连登、师哥李鑫荃教益颇多。2007年7月坚持每周两次在康龄轩书馆说《忠义响马传》《龙图侠义》《清宫秋史》《薛家将》等书。作为评书非遗传承人，教诲弟子众多。

笔者在宣南书馆曾说演《西汉》《封神榜》《精忠说岳》等书，体会尤深。书馆评书有别于电视评书、广播评书，后者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摄像机、录音设备，尽管后期技术处理可以让呈现于观众眼前或听众耳畔的说演效果近乎完美，但演员和观众不是实时实地交流，艺术效果会打折扣。一些失去现场观众的说书人，难以跳出录音、录像棚的束缚和摆脱对拼接、剪辑的依赖，很容易陷入照本宣科、说多评少，或者只说不评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演员不断创作、不断研究的欲望和能力消磨殆尽，并且再难恢复。年轻演员更因为得不到在观众面前锤炼的机会，势必在艺术进境上裹足不前，更加难以获取进步的空间。书馆评书则不然，每一场都是演员与观众的“共同创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艺术过程。正如青年评书名家王玥波所说，“书馆的演员和书座儿面对面进行交流，这其中的体验不言而喻，和在球场看比赛、在音乐厅欣赏音乐、在电影院看电影一样，绝非坐在电视前、电脑前、手机前可以相提并论的。现场的视听冲击和感官刺激以及群体效应，对演员、观众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享受。”关于书馆评书的特点，笔者试作以下归纳：

1.演员直接面对观众，如果走一点神、说错一句话，绝无补救措施，只能引以为憾。演员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尽量展现出最佳状态，从而在客观上促使其发挥出更高的艺术水平。

2.因为无法预知现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对演员要求很高。把观众耳熟能详的内容说出新意，说出“俏头”，正是现场评书的感染力，演员对书目的驾驭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3.演员对书情、书理的阐述，对故事、人物的评论以及制造的笑料，都具有时效性和现场感。

4.演员要根据场合和观众的不同，在风格、语言、节奏、技巧等方面做出变化，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说观众感兴趣的，互动效果最明显的。

5.老中青三代演员互听互学，教学相长。老先生的说书经验和感觉弥足珍贵，年轻演员的朝气蓬勃和冲劲亦令人心折，彼此取长补短，切磋琢磨，于无形中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水平。

如今，全国各地更多的演员重新回归书馆，回到观众中，用这门古老艺术原有的表现形式重现艺术风采——令人欣喜，大有可期。

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喜迎七十年，奋斗新时代。曲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扬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评书作为重要曲种，更是家喻户晓，喜闻乐见。评书所包含的积极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是当今提倡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涵养，只有深入继承、挖掘和传播评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这门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评书必須立足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始终为大众喜闻乐见，才能永葆民族民间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作为一名评书演员，笔者有责任、有义务将一代代艺人口耳相传的评书艺术传承下去。书馆评书正是评书传承的重要一环，通过不断砥砺艺术技巧和丰富艺术手段，通过与现场观众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锻炼演员队伍，提升艺术水平，臻至化境，实现深刻本真的艺术传扬，从而达到培植民族情感和传播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终极目的。

（作者：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艺术委员会委员、青年评书演员）

（责任编辑/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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