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话江南　江南到底在哪里？

这片地域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它没有清晰的边界。我们请气象学者、地理学者、历史学者、经济学者、中文学者和语言学者分别从自己的视角为“江南”划界。在这些论述中，“江南”呈现了迥然不同的面貌，它的边界飘忽不定。

我们用地图来解析专家的“江南”概念，为的是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在辨析“江南”的过程中，这块地域的独特之处渐渐明了了。

“江南”是一块由民意划出的地域，它代表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极致向往。它到底在哪里呢？

气象学者说：江南是梅雨

在气象学者眼中，江南是个具有一致气候特点的地域，这个地域比人们惯常认为的“江南”要广大，可称之为“大江南”。这一地域的主要气候特点是：春雨、梅雨、伏旱，以及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其范围是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大约东经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最北端。

最狭义的江南，也许是指苏南、浙北及其附近地区，也就是“乾隆下江南”，或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江南，或范围更大一些的古代地区名（省、路、道），等等。不过，这些主要是行政意义上的江南。因为，从自然角度划定的“地区”应该具有不同于周围地区的特殊之处，“江南”也一样。本文试从气象学角度讨论这种意义上的江南，并称之为“气象学大江南”。

我认为，气象学“大江南”地区的主要气候特点是，春雨、梅雨、伏旱，以及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其范围是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大约东经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最北端。

南岭不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水系的地形分水岭，也是本文“大江南”气候区和华南气候区的分界线，具有重要的地理、气候意义。

在冬春季节中，北方冷空气频频南下，但常被迫在南岭北坡停滞；北上的南方暖空气则在越过南岭之后被停滞在北坡的冷空气抬升，从而水汽凝结，使南岭以北广大地区冬春阴沉多雨，成为了世界同纬度冬季气温最低的地区（高原除外），以及春季中我国大面积最多雨的地区。春雨是“大江南”地区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唐代杜牧《清明》诗中就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他的《江南春》中又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吟咏。和春季中“大江南”对比最显著的地方是淮河以北的华北，那里“十年九春旱”，旱到“下雨就是下粮食”。所以淮河是我国春季中晴雨最鲜明的分界线。

到了初夏（6月中下旬及前后），大江南就会进入它所特有的梅雨季节（此时正值梅子黄熟）。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时，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产生锋面雨造成的。此时“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赵师秀《约客》），梅雨季节中“大江南”雨量虽然略逊于华南沿海地区，不是全国雨量最多的，但这种梅雨季节却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全世界也只有东亚（包括韩国最南部和日本南部）才有这样的特殊季节。

副热带高压继续北上，盛夏时控制了大江南地区，这就是汉代崔实在《农家谚》中的“舶棹风（太平洋夏季风）云起，旱魃深欢喜”的时节。大江南地区变成了全国最闷热、大面积最高温的地区。人们吃不好、睡不好，过一个夏天要瘦掉好几斤肉，俗称“疰夏”。甚至连久经酷热的吴（苏南）牛，看见月亮也会热得气喘起来（原来它把月亮错认为了是太阳）。成语“吴牛喘月”说的就是这件事。而此时岭南则因受副热带高压以南的台风等热带天气系统影响，盛夏多雨，高温天气反而减少，例如最高气温35℃以上的热日，广州年平均只有5.2天，而长沙反多达29.9天。

大江南的西界大致在东经110度附近。因为该线以西乃黔、滇等西南山区，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在自然地理上和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平原、丘陵有较明显的差别；此外，在夏季中，此线以东主要受太平洋夏季风影响，而以西则主要受印度洋夏季风影响。太平洋夏季风造成的主要季节是梅雨和伏旱。此线以西，局部地区虽然仍会受到伏旱（四川盆地东南部）或伏旱边缘的影响（贵州最东部），但都已经没有梅雨了。

把长江作为江南的地理北界无可非议，但是，正如前面所说，长江并非气候学上的一条分界线。实际上，江南这种春雨、梅雨、伏旱等特殊气候，并不止于长江，而是一直向北扩展到了淮河。淮河以北，一年中只有盛夏不到2个月的雨季，而以南一年中只有盛夏才是真正的旱季。淮河南北两侧不仅气候差异对比鲜明，变化的梯度也很陡急。

“大江南”冬季的阴冷和夏季的伏旱酷热，使这里成为了世界同纬度、甚至世界上人体感觉最为冬冷夏热的地区。

地理学者说：江南是丘陵

在地理学者眼中，长江以南有一大片丘陵地区，区域的北面是地面宽广低平、起伏不大的长江中游平原；东部和东北部是长江和浙闽独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岭；西部经武陵山和雪峰山与云贵高原相连接；南部与南岭山地相邻。尽管区域内也镶嵌着一些山地，但大体上是以相对高度小于100米的丘陵为主。因地处长江南岸，又与长江水系有直接关联，所以，被统称为“江南丘陵”。

在自然地理学者眼中，“江南”首先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有关“江南”的描述，最多的可能要在“江南丘陵”的概念里寻找了。

讨论江南丘陵之前，首先要知道山地和丘陵是如何区分的。山地和丘陵都属于一种高于海平面的隆起地貌类型。它们的共同点是地面起伏较大，坡度较陡。两者的差别不在于绝对高度的大小，而在于相对高度和形态上的不同。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度100米以上的称为山地。而相对高度一般小于100米，分布比较不规则，切割得更破碎的则称丘陵。实际上，我国的丘陵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从海拔100米以下的沿海平原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都有丘陵的踪影。在同一个区域内，丘陵和山地有时是交错分布的，很难截然把它们分开。因此，一个区域究竟是属于山地区还是丘陵区，只能按照这个区域内丘陵和山地所占的比例大小来大体决定。

江南丘陵这个名称究竟始于何时？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又是何时最先使用的？我手头上的材料有距今72年前黄秉维先生在丁文江、翁文灏先生的指导下编撰的《中国地理》和《中国地理长编》的部分手稿。在《中国地理·下册》中有“江南山丘区”一章。因同时还列有东南沿海区、两广丘陵地、云南高原、贵州高原等章节，因此，江南山丘区的范围无疑应该是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以及南岭以北。1951年，褚绍唐著有一本《新中国地理》。这本书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其中并没有明确标明江南丘陵。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有关中国区域自然地理的著作和一些自然地理的辞书中，江南丘陵通常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天目山以西、贵州高原以东低山丘陵的总称，介于北纬25°—31°，东经110°—120°，包括湘、赣两省中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区的大片低山和丘陵，海拔多在200- 600米之间。它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湘西丘陵、湘中丘陵、赣西丘陵、赣东丘陵、皖南丘陵、宁镇丘陵等几部分。这个区域的北面是地面宽广低平、起伏不大的长江中游平原，东部和东北部是长江和浙闽独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岭。西部经武陵山和雪峰山与云贵高原相连接，界线比较清晰。南部与南岭山地之间，界线相对比较模糊。尽管区域内也镶嵌着一些山地，但大体上是以相对高度小于100米的丘陵为主。因地处长江南岸，又与长江水系有直接关联，所以，被统称为江南丘陵，也就是一般地理常识中的江南丘陵。江南丘陵的上述概念和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是由地貌单元衍生而来的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名称。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

江南丘陵作为一个综合自然地理区，除了都以丘陵地形为主外，还有许多共同的自然地理特征。如红色盆地众多。盆地多分布于山丘间，一般呈长条形，长轴方向以东北—西南向居多。规模不等，一般宽约20—50公里，长可达数百公里。盆地内一般有辐合水系,稍大河流往往穿过一个或几个盆地。著名盆地有：江西吉安——泰和盆地、赣州盆地，湖南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株洲盆地等，均为区内农业发达地区。红层丘陵为红色盆地主要地貌类型。丘陵坡度平缓，形状浑圆，相对高度一般在一二百米左右，有“丹霞”地貌和“方山”地貌分布。此外，岩性坚硬的岩体形成了东北—西南向排列的陡峻雄伟山地，如黄山、衡山等。

历史学者说：江南是沿革

在历史学者眼中，江南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江南”一语所指称的地域范围自古以来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但在古代，江南一词的涵盖面却辽阔得多。

江南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江南”一语所指称的地域范围自古以来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但在古代，江南一词的涵盖面却辽阔得多。

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当时江南的范围很大，南界直到南岭一线。正因为江南主要指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县）为江南县。先秦及秦汉时期，江南地区气候湿热异常，生产方式原始，经济相对落后，人民仅得温饱，北方人对江南视为畏途。

相对于湖南、湖北而言，今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期则以“江东”称谓。之所以称作江东，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为西南南—东北北走向，这段河道在秦汉三国时期是长江两岸来往的重要通道，因而从中原地区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视此段长江两岸为东西岸，而不是南北岸。推而广之，自然就以芜湖、南京一线以东为江东地区了。

今天的苏州自先秦以后即称吴，东汉末年，孙权割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此江东又常用以指吴国。同时，按古来的习惯，面对江源，又可称江两岸为左右岸，因此江东在魏晋以后又习称江左。魏晋以后，与江南、江左并行的还有“江表”一词，意为长江以外地区，这显然是从北方人的角度来称呼的。

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宽泛了，包括今天的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这时候，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说江南可以概江东了。到了南北朝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

由于两汉时，江南主要指洞庭湖南北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又含糊地以江南指荆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到了隋代，江南也被用来作为《禹贡》扬州的同义词。此时江南其实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南的含义。直至唐初，地跨长江南北的荆州以及位于江北岸的江陵仍被看作江南。这说明，在习惯上，江南的北界并不以长江为限。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733年）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由于江南道地域过于广袤，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又把它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后期，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部置湖南道，东部仍称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两省省名的起源。

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所以唐人描绘宁夏平原的风光时，早已用上“塞北江南”一词了。江南一语在唐代已脍炙人口，因而许多诗词以之为题，歌之咏之，“望江南”、“忆江南”、“江南好”等更是成为了词牌的名称。但是，即使在唐代，江南一语的用法，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在唐代仍常用江东来表示。

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就是后来江南地区的核心。明代以后，两浙路的经济发展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其中又以苏、松、常、嘉、湖五府（今苏州市、上海市、常州市、嘉兴市及湖州市，亦即相当于整个太湖流域）最为富庶，这一片地区就是最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从这时起，江南已经不止是地理区域，更是经济区域的概念了。上述五府再加上镇江府和杭州府，也曾被学者看成一体，称为“东南财赋重地”。然而，镇江、杭州两府的税粮远逊于其他五府，且杭州在太湖流域之外，镇江则近代以来被排除在江南以外，所以清代晚期以后，七府并提的情况就少见了。

自唐代以后，位于江北的扬州始终被当成江南来看待，直到清代初年，扬州还是属于江南的范畴。清人费轩曾作《寄江南》词120首，皆言扬州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有深刻原因的。

扬州之名首见《禹贡》：“淮海惟扬州”，大致指的是淮水以南，东面临海的地域。汉代以后采用扬州作为监察区和行政区的名称，所指则是长江下游及淮水中游以南地区。东晋南朝以后，扬州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只局限于长江以南的今苏南、浙西之地。而扬州的治所自三国东吴以后一直位于今南京市不变。由于长期以来扬州地区主体在江南，而其治所又是江南最大的城市，所以江南扬州的概念根深蒂固。隋开皇六年（586年），将扬州迁往江北，并以江都（今扬州）为治所，这时的扬州虽在江北，代表的却仍是江南文化。唐朝以后，扬州经济十分繁荣，与成都并肩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时人因有“扬一益二”之称。也因此，唐代大部分歌咏江南的诗词竟都是描写扬州的。

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无论在农业生产或是手工业、商业方面都已超过扬州。但直到清代前期，扬州因为控扼运河的重要地位和盐业的兴盛，经济优势并未尽失，在文化心理方面依然维持江南的地位。清代后期，尤其近代以来，扬州地位一落千丈，无复昔日荣华，于是便不被当成江南看待了。

不但扬州不被当成江南，甚至连累镇江也被看成江北了。因为镇江与扬州同操江淮官话，而镇江以东的苏南与浙江都使用吴语。在文化心理方面，吴语区和江南地区变成了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江南经济的繁荣，使吴语地位上升，而江淮官话则受到歧视。所以，受心理因素影响，镇江也就被当成江北来看待了。

经济学者说：江南是财赋

江南，无疑是近世以来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记》，曾述及传说中的舜死后，“葬于江南九疑”；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说，江南因地广人稀，其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式是“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且又是一个地卑下湿、“丈夫早夭”的险地。这里所言的“江南”，实在太浮泛了，主要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当然，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江南还包括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

江南较有规模的人为经济开发，其实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始。当时存在的分裂王朝和地区政权，给江南的民生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原因呢？从3世纪以来，中国的南北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分裂状态。江南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拓展自身的实力，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加紧经济开发。东汉以后，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保持着直线上升之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使大批北方人民流迁南方，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力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冶铁业，在3世纪以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更为可贵的是，江南不像北方那样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的扰乱，这里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是较为平静式的。从此，江南开始从司马迁描绘的令人畏惧之地，逐渐变为人们向往的天堂。

但江南的明确概念，晚至唐代才算形成。贞观元年（627年），根据自然山川形势，唐王朝将全国分为十个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又被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3个部分；后来，江南东道又被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4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今天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的全部及镇江、杭州的各一部分。那时，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已然十分显著。白居易曾有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讲的是江南的优美风光。韩愈则不同，他深刻地认识到，唐王朝的赋税重地已在江南，全国赋税比重“江南居十之八九”，不过其范围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

北宋政府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全国以“路”为区域，每个路设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的财赋。至道三年（997年），天下被分为15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被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东路已与后世俗称的江南地区基本无涉；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当时人说，太湖平原的苏州、常州、湖州、秀州（即嘉兴），是宋王朝的粮仓，所以还有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社会经济地位在全国的奠定，南宋应当说是一大关键时期。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大量移民南迁，包括众多的富商大贾、文人墨客、官僚士大夫以及皇亲宗族，都避居江南。这些都给江南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且在南宋以后，江南的农业仍得到了持续发展。

至迟在明代，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诸府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镇江、杭州）并称该地区。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江南是鱼米之乡，也是丝绸之府。栽桑养蚕比粮食生产在农家经营中占据了更多的比重。湖州府在明清时期几乎已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辽阔，广种桑麻，桑麻收入甚高。当时人就说苏州、嘉兴的城乡民众，大多以纺织为生。而松江、太仓地区的致富依靠，主要是元代以来兴盛的棉织业。在经济生活繁荣的前提下，社会风俗变得相当奢华，甚至有“家家效缙绅之饰，人人修命妇之容”的说法。

苏、松、常、嘉、湖五府地区，在明清两代被列入了“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依重。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也承认：“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到清代前期，上海人叶梦珠又有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上海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个府的赋税额就高于浙江一省。

尽管清代前期的“江南”，在官方政书中大多指的是当时行政区划中的江南省，即今天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经济意义上的“江南”，则越来越明确地转指长江以南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

总之，江南长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区域，千余年来的发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区域，其核心就是人们熟知的太湖平原。

诗人说：江南是“江南”

中文学者眼中的“江南”，是一个表示方位或地域的词，历代文献中不乏它的身影。文人是词语使用的模范和标准，他们笔下的“江南”代表了同时代人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历代文人笔下的“江南”告诉我们，它所表示的地域，两千年来经历了由西向东的迁移和由宽到窄的退缩。

“江南”是一个古老而常青的词语，它以象征中华民族的长江为词根，像长江一样绵长而经久不息，像长江一样使人自豪，令人神往。“江南”是表示方位或地域的词，历代文献中不乏它的身影。文人是词语使用的模范和标准，他们笔下的“江南”代表了同时代人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历代文人笔下的“江南”告诉我们，它所表示的地域，两千年来经历了由西向东的迁移和由宽到窄的退缩。

“江南”表方位时以长江南岸为基准线，线以南都是江南，以北则绝对不是江南。此时，它是一个绝对概念，并不存在模糊性。表方位的典型用法是“江南”与“江北”对称。

如王勃《秋江送别》：“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杜甫《夔州歌》：“东西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飞鹤子遗琼，相趁凫雏入蒋牙。”韩熙载《感怀诗》：“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等。

然而“地域”是由封闭曲线圈定的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区域，因此，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并非都称“江南”，哪些地区称“江南”则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时代，长江以北地区反倒可以属于“江南”。

王维《送沈子归江东》诗清晰地反映出方位和地域的区别：“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题中的“江东”只表地域不表方位，从不与“江西”对称，它指的是三国时的东吴辖地，“江南”则既可表方位，也可表地域。

现代汉语中，“江南”所指地域是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浙江北部和上海。如陈毅《韦岗初战》：“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江南指镇江）”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江南指皖南泾县）”朱自清《南京》：“贡院原也在秦淮河上，现在早拆得只剩一点儿了。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已经荒凉不堪，号舍里草都长满了。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江南指南京）”余秋雨《江南小镇》：“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方。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江南指苏南）”鲁迅《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江南指上海）”

然而，秦汉以前，“江南”所指地域并非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而是中游的南楚江湘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有时也指“吴头楚尾”的江西。

屈原《九章》：“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朱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江南指楚国南部，今湖北长江以南和湖南一带）”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二》：“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江南指洞庭湖一带）”

《尚书·卷十》：“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南、汉淮之间，汉之浔阳、江夏在江北，后世皆在江南。（豫章、浔阳在江西，江夏在湖北。江南指长江中游南岸地区。）”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东吴所辖地域称为“江东”，包括扬州、荆州、交州，北以淮河与魏对峙，西以三峡与蜀对峙，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当时，“江南”与“江东”同义，可以互相替换使用。

东晋南朝时期，习惯将昔日的“江东”称为“江左”，仍与“江南”同义。

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历来被史家称为“江南”，所辖地域北至淮河，西至湖北，南至福建。《四库全书》收有三部以“江南”冠名的书，均指南唐。这三部书是：陈彭年的《江南别录》、龙衮的《江南野史》、无名氏的《江南余载》。

《宋史·世家传一·李煜》：“江南伪主李煜，承奕世之遗基，据偏方而窃号。（李煜是南唐最后一位国君）”

白居易《忆江南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忆江南三》：“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得相逢。（吴宫在苏州）”《除夜》：“薄晚支颐坐，中宵枕臂眠。一从身去国，再见日周天。老度江南岁，春抛渭北田。浔阳来早晚，明日是三年。（江南指九江）”

李白《赠从弟宣州长史昭》：“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对。我行倦过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豁中流，千里泻吴会。（江南指皖南宣城）”《江夏赠韦南陵冰》：“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且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南指武汉）”

语言学者说：江南是方言

语言学者认为，从方言角度来看，现代汉语里的小江南与吴方言的分布区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和赣东北）。现代汉语里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的分布区也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

何谓江南，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回答。《现代汉语词典》对“江南”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南”一词的两种含义可分别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长江，因此无论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长江以南。那么从现代汉语方言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不同于江北的“江南景观”呢？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方言分歧最为复杂的一种语言。经过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努力，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目前已经大致清楚。多数学者同意把汉语划分为7个大的方言区，它们分别是：北方方言区，也叫官话方言区，以北京话为代表；湘方言区，以双峰话和长沙话为代表；赣方言区，以南昌话为代表；吴方言区，以苏州话和上海话为代表；粤方言区，以广州话为代表；客家方言区，以梅州话为代表；闽方言区，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代表。

北方方言的分布区域约占全国汉语分布区域的四分之三，内部一致性较高，而南方方言则是六大方言的统称。南方方言内部分歧较大，不仅六大方言之间不能通话，就是同一大方言内部也往往存在着许多不能互相通话的次方言，甚至在一个县境之内就可以有几种不能互相通话的次方言或土语。

从方言角度来看，现代汉语里的小江南与吴方言的分布区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和赣东北）。现代汉语里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的分布区也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

然而，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方言也是有例外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的长江以南部分沿江地带属于官话分布区，而吴方言在江苏境内也见于长江以北地区，赣方言在安徽、湖北境内也见于长江以北地区，但都限于沿江地带或近江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西北方向吴方言分布区内出现了两处北方方言区，面积较小的在安徽南陵、青阳一带，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其中广德东部号称“小河南”，郎溪号称“小江北”。这一地区原本均为吴方言的地盘，因地近南京，19世纪中叶清军镇压太平军时屡为战场，加上瘟疫流行，所以人口凋零，如广德县由 312000余人锐减到 6000 余人。从同治五年（1866 年）开始，各省奉令设劝农局，招垦被兵荒地。来自湖北、河南两省和安徽江北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方言分布格局。

杭州话是南方方言中的一个例外，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周边吴方言的特点，例如上海话说“伊个”而杭州话却说“他的”，跟北方方言相同，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北方方言。其实杭州话并未散失南方方言的基本特性，把它归入北方方言是不合适的。不过杭州话这种“半南半北”的特点跟南宋建都临安（即今杭州）有很大的关系。南渡的宋室及蜂拥而至的北方士民共同把以汴梁话为主的北方官话带到了吴方言地区，因各州县的官话人数相对较少，终被吞没，而杭州的官话则以其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对原本的吴方言施加影响，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方言。

闽北有一处面积很小的官话分布区，说的是著名的南平市“土官话”。南平土官话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南宋皇亲国戚迁闽，其中定居南平城内者颇多，势力雄大，而历代镇守此地的也多为外籍官员；二是明正统年间镇压沙县农民邓茂七起义的京营大军事后留驻南平。

综上所述，南方方言较少见于长江以北地区，而除上江地区外，北方方言也较少见于长江以南地区，南北大体上是“划江而治”。因此从现代汉语方言的角度看确实存在一个“大江南”的区域。

需要指出，现代汉语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观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诗经时代，从长江北岸的近江地区往南，基本上是非汉语的分布区域，到了汉代，秦晋、赵、齐、汝颍、吴、东齐、淮、楚、蜀等汉语方言区也还处在越、南楚、西戎、北狄、北燕等非汉语方言区的包围之中。其中吴、楚方言都是跨江分布，北界在淮水一线。

现代汉语方言分布格局的雏形大体是在宋代以后奠定的。当时，北方移民的浪潮把北方方言带到了长江以南，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李唐安史之乱和赵宋金国入侵造成了北方人口和北方汉语的大规模南移。

在地理隔绝的环境下，这些南下的北方方言未能参与江北地区北方方言的重要演变，而自身的创新演变也未能波及江北地区的北方方言，在新的环境里，它们跟古南方方言，甚至外族语不断发生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南方方言。

可见，现代汉语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观是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长江在阻挡北方方言南进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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