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年记忆之1975

1975年2月11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仍旧是政府提倡的口号。报章杂志提倡：在春节期间，不烧纸，不烧香，不请客，不送礼，不大吃大喝，不张贴坏春联。

《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沭阳县沭城镇党委发动广大群众，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判坏春联，编写新春联。他们针对某些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地主资产阶级鼓吹的生财之道的坏春联；针对某些地方出现的封建迷信活动，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的坏春联；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批判“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坏春联。

红光居委会民旺街青年黄建富刚刚结婚，原来准备在门上张贴一副“男女勤劳家业大，夫妻和睦子孙多”的对联。通过参加街道上的革命大批判，他认识到这是一副坏对联，它既宣扬了林彪一伙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黑货，又传播了浸满孔孟之道毒汁的“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于是，他立即把这副坏对联毁掉，换上了一副“夫妻团结干革命，男女勤劳争贡献”的新对联。

在地震灾区辽宁海城，为了让受灾群众过好春节，政府特意送去面粉和猪肉。《人民日报》报道，当灾区人民读到党中央的慰问电，和中央慰问团一起欢度春节的时候，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营口县官屯公社老贫农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毛主席和俺心连心，痛痒相通感情深。迢迢千里送衣物，千家万户暖在心。无限爱戴毛主席，经过抗灾倍加亲。战胜地震夺高产，回答主席一片心。”

灾区许多老贫农，谈起地震发生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各地各条战线派人前来大力支援抗灾这些事来，仍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如果这场强烈地震发生在旧社会，那灾情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今天灾后的辽南，百里方圆看不见在寒风中瑟抖的孩子，也没有在废墟上彷徨的老人，家家户户有吃有住，生活稳如泰山。海城县岔沟公社岔沟大队一位七十二岁的贫农老妈妈，把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救济给她的饼干，特地留下几块，用红纸包了又包，精心地收藏起来，准备作为教育儿孙世世代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干革命的传家宝。

海城大地震在春节前一周发生，震级七点三，震中烈度九度多，波及了六个市、十个县，却仅有一千三百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一六，是世界历史上首次成功预报的七级以上大震。

春节期间，年画畅销，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年画就有四十多种，印数达四千一百多万张。新闻报道说，这批年画，反映了各条战线呈现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展示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

年初，“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

单从社论文字上来看，很难发现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们感到，一个重要会议似乎正在召开。他们发现，许多省市的一把手离开工作岗位来到北京，而北京的各大饭店都已客满，人民大会堂前排满了轿车。

半个月后，外国驻京记者才通过公开的新闻报道了解到：中国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朱德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再次当选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后，领导了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以整顿工交战线为重点、以党的整顿为核心的整顿活动，并逐渐发展到农业、军队、科学、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后来谈道：“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春节时，在哈尔滨，《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的家里没来暖气，他趁着饭菜还热，支好机器，自拍了一张照片。

这一年，李振盛没有回山东老家过年。往年他基本上年年回家，并且都会拍下照片。上一年春节，李振盛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笑冰回山东老家过年，返程时顺路到济南游览，在大明湖畔留影。儿子李笑寒穿着儿童军装，肩上挎着印有“忠”字的红色塑料小书包，尽管他还不认字，书包里也装了一本毛主席著作。

七年前的春节，李振盛新婚后头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他们从哈尔滨乘坐硬座火车到大连，再换乘最便宜的五等统舱船到烟台，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回到荣成县老家。李振盛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儿媳妇，非常高兴。婆媳俩坐在炕头上，合影留念。

从李振盛拍摄的这些照片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印记。在一张他的母亲抱着孙子的照片中，背景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带有“领袖形象”的年画。

这一年的5月，李振盛拍下了一张剧照。当时，黑龙江阿城县组织五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样板戏。为了拍摄这张照片，李振盛冲到舞台中央，破坏了演出，差点受到处分。

李振盛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当时，法国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正作为反面教材被师生批判。李振盛表面上与其他学生一起在批判，暗自却努力学习布勒松的摄影实践，其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影响了李振盛的摄影生涯。四十年后，李振盛在法国见到了这位“导师”，并成为极少数有幸与其合影的摄影人之一。当李振盛向布勒松展示自己四十三年前的“批评材料”时，布勒松大笑了起来。

春天，在厦门，铸石厂统计员龚舒婷来到编辑黄碧沛家里，和师友们一起交流写诗的心得。

初中二年级时，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龚舒婷始终置身其外，躲在家里看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1969年，她把普希金的诗集打进行装，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落户。在那里，她开始写日记，抄各种中外著名诗人的作品，并把写信当作生活的最大享受，她顺手写下的几首诗还在知青中流传开来。

二十岁那年，龚舒婷因为是独生子女，得以被照顾回城。待业期间，她在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干过炉前工、泥瓦匠、宣传、统计、讲解员。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写诗。这一年的2月，她在诗中写道：

朋友，是春天了

驱散忧愁，揩去泪水

向着太阳微笑

等着吧

一旦惊雷起

乌云便仓皇而逃

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啊

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

年初，在英国，教育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保守党选举中以一百三十票对一百一十九票击败了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成为英国第一位出任党魁的女性。苏联塔斯社称她为“铁女人”。因为她从来不肯曲意奉承，讨好别人，相反，却常常做出一些“违反民意”的事。1970年，她在担任教育大臣时，曾下令停止在中小学发放牛奶。1973年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发展停滞。人们希望，有望当选下一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能够带领英国走出泥潭。

这一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局面仍在延续。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国在太空领域开始合作。夏天，美国和苏联两国的宇宙飞船，在太空轨道成功实现被喻为“太空握手”的对接。对接舱的舱门打开后，苏联“联盟十九号”飞船的宇航员列昂诺夫和美国“阿波罗十八号”的宇航员斯坦福德热烈握手，列昂诺夫用英语对斯坦福德说：“很高兴见到你。”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场直播。

在非洲，关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而关闭。再次通航，也是美苏两个大国角力的结果。在美国斡旋下，上一年，埃以之间达成两项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埃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取消了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开罗的访问。

3月，在赣南农村下乡的上海知青陈丹青只身来到南京。他想试着报考南京艺术学院。他打开自己破旧的画夹给老师看，里面装满了油画肖像和速写。老师称赞了他的画作，但却对录取无能为力，此时的大学招生还是取决于基层推荐。

1973年春天，陈丹青把自己画的一套连环画，以及为小说《闪闪的红星》作的几幅插图，投寄给江西人民出版社。不料，出版社很快回信通知他，可以借调他到出版社的连环画学习班作画。陈丹青后来回忆说，简短的一张通知，他看了无数遍。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为出版社画了两本连环画和一套小说插图。最初，报酬是每月二十元，后来增加到每月二十四元。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陈丹青就被出版社辞退，原因是他的出身问题。

1974年，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到离家较近的地方下乡。陈丹青来到苏北，他终于可以在一个大队企业办的骨灰盒厂画画。他的工作就是在骨灰盒空白处画青松、白鹤、落日、兰花。从1975年到1976年一整年内，他大概画了六百多个骨灰盒，但没有工资，只记工分。

三年后，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他两度进藏，创作了油画《西藏组画》，成为著名画家。后来，陈丹青在文章中写道：

在动荡的生活中，我只有一件事自己规划，并且从没动摇过——我一定要画画，我喜欢油画……支撑我们、磨炼我们、帮我们度过那个难关、不被历史淘汰、能够庆幸地当了我们想当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面对挫折、面对磨难。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农民泥塑》，展示了湖北省黄陂县农民开展群众性泥塑创作的情景。1973年冬，在下放的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辅导下，黄陂县枹桐公社开始出现农民泥塑活动。县委总结推广了枹桐公社的经验，使农民泥塑活动迅速在全县普及开来。

泥塑作品大多是讲农民的家史、翻身史。新闻报道说，当泥塑担子挑到村头田边巡回展出时，有的农民感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老农看到泥塑的地主形象，忍不住用手中的拐杖，气愤地去敲打这些坏人。

影院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开始上映。影片以六十年代石油会战为背景，以铁人王进喜的事迹为原型，再现了石油工人排除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干扰，独立自主开发大油田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创业》的摄制，是把革命样板戏创作原则和创作经验运用于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成果。

当时的新闻介绍，《创业》这部影片是专业作者、业余作者和工人群众进行“三结合”创作的产物。《创业》的编剧、导演等主要创作人员都长时间地深入生活，亲身感受到石油工人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和业余作者、石油工人一起，组成创作班子，集体讨论研究。剧本初稿完成后，又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曾参加过六十年代石油会战的工人组成了顾问团，对影片提出许多好建议。由群众推选出来的八名大庆工人在摄制组里既当群众演员，又做技术指导，发挥了积极作用。

几个月后，《创业》突然被认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但毛泽东于7月25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毛泽东作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随后，许多电影、戏剧得以公演，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由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

在南京，剧作家陈白尘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

得知主席对电影《创业》有批示，一天云雾，至此尽除。但此等事情竟然要主席亲自批示才能解决，主席也太辛苦了。

陈白尘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文革”开始后，陈白尘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到江苏省文联。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分配的工作是放鸭子。后来，陈白尘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三年半的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不见怪，我会回答：是鸭子。”

一天，在文联的学习会上，支部派人来登记样板戏的电影票，而且要求党团员和文艺骨干要作为政治任务带头去看。但片子都是看过多遍的，除一两人外，无人问津。陈白尘在日记中写道：闻居民也是如此，不能不叹息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各个单位到时都可以向上汇报说：“场场客满！”于是领导大悦，便自我陶醉矣。

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予以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特赦战犯始于1959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建议，建议很快得到响应。1959年9月17号，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第一批改造好的战犯走出监狱。后来，中央决定每年特赦一批战犯。但“文革”爆发后，特赦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一批特赦战犯中，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是军衔最高、名气最大的一位。

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寄给蒋介石。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了。

虽然黄维一度拒绝改造，政府还是对他很宽容。初到功德林监狱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监狱全力以赴给他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总理周恩来。因为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这种药当时还不能国产。周恩来批示，可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二十七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五百克牛奶、两个鸡蛋和三百克肉。战犯管理所每天保证供应，三年困难期间都没有断过肉食。黄维被特赦后了解到，六十年代初肉类供应紧张，管理所还曾专门派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

清明节这一天，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病逝，时年八十八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新闻局”发布公报，宣布从4月6日起为“国丧”期，历时一个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

台湾曾经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美国政府原定派农业部长前去吊丧，后经台湾当局强烈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往。福特总统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

在北京，特赦释放人员被安排集体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许多人员在这时已经安排工作，黄维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每月工资二百元。

黄维对工厂和学校里的机械、电子设备十分感兴趣。在接受改造期间，黄维曾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永动机”发明工作上。他认为，搞科学研究要比做空洞的反省更实际一些。战犯管理所对黄维的发明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管理所电机厂的四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永动机”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配件，则委托外面的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投入了不少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成。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设计者黄维开始试验，但他的“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黄维十分失望，但没有就此灰心。特赦释放后，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没有放弃“永动机”研究。周恩来得知后，曾专门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给他讲解、分析，说他的研究兜了弯子，仍然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但他不能接受，坚信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后来，黄维因年迈无精力搞科研，便将研制“永动机”的项目交给在江西机械厂当工程师的儿子，继续他未完成的研究。

4月底，在越南，越南人民军逼近南越首都西贡，城内气氛十分紧张。炮火不断落到市区，机场几乎瘫痪，大型飞机无法起飞。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升机撤退行动。大队的难民排着长队等待离开，警察无法维持正常秩序，场面一片混乱。有许多人根本上不了飞机，能走的大多数是南越的达官贵人。转运任务繁重，直升机也事故频频。

美军的行动于29日夜结束，一共用了十九个小时，比五角大楼所估计的时间长了五倍。下午7时52分，十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大使馆屋顶起飞，他们是这场战争中最后撤离的美国士兵。

总共有一千名美国人和五千多越南人被空运到南海的航空母舰上，还有许多人从家乡乘小船逃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估计，七万南越人最终将在美国定居。

二战之后，在美国充当主角的战争中，历时最久、投入兵力最多、损耗最大、结局最惨的一场战争宣告结束。

福特总统对南越政府的投降“没有评论”。他说美国人的撤离“结束了美国历史上的一章”。

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攻陷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

这一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了政权，越南战争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胜利告终。1976年1月2日，越南统一，成立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市。

五一劳动节时，天安门广场红旗飞舞，歌声飘荡。巨幅标语“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取得解放西贡的伟大胜利”连夜悬挂起来，显得分外醒目。

《人民日报》评论说，越南战争的历程雄辩地证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民。

这时，黄维等特赦释放人员被安排到驻京部队参观。黄维后来参加政协考察团到上海考察时，专门提出要看一下“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

淞沪抗战时的罗店之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当时任师长的黄维率部死守罗店一个星期。当地的老人对黄维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层领导不坚决，不是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黄维感动得热泪盈眶。回来后，黄维对同行的考察团员说，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记录了北京部队某部“钢铁英雄连”开展官兵同乐会活动的情景。《人民日报》报道说，通过同乐会的文艺表演，大家深切地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才能这样官兵一致，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并肩前进。

特赦释放人员集体来到北京大学参观。这时，北京大学里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要对文科教育进行革命。这一年第六期的《人民画报》发表题为《以社会为工厂》的文章，介绍了上海复旦大学开展文科教育革命的经验。文章说，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校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经常下厂下乡，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组织教学活动。中文系请来农民作家张道余来校讲课。国际政治系老师和学生来到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和工人理论工作者共同研究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还到马桥公社俞渝大队开门办学，与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讨论国际形势。历史系师生走出课堂，与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的工人理论队伍一起，对旧史学体系和旧中国通史教材进行了大胆批判和改革。

文章最后说，复旦大学将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学校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北京，特赦后的黄维和妻儿、老友得以在颐和园团聚。

当时，台湾当局曾许诺，如果黄维离开北京，即使不到台湾，去第三地，也可以补发他当中将二十七年的工资，但被黄维拒绝。

1978年3月，根据总理周恩来生前的建议，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

5月27日，北京时间十四点三十分，中国一名女队员和八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纪录了中国登山运动员登顶珠峰的壮举。从北坡攀登珠峰有很大困难，这里地形险峻，气候多变，氧气稀薄，低温严寒。曾有外国文献认为它是不可攀越的路线，甚至说成是“死亡的路线”。

《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又一次证明：有党和人民的关怀，我们就有战胜千难万险的力量。

登顶珠峰的唯一一位女队员潘多当时已经三十六岁，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仅六个月。十天前，三十五岁的日本人田部井纯子从南坡登顶，让潘多失去了成为登顶珠峰第一位女性的机会。为此，中国登山队改变计划，决定从难度更大的北坡登山。

潘多的丈夫邓嘉善是登山队副政委。在整个攀登珠峰的两个多月里，两人只见过一面。在登珠峰到了最后突击阶段时，邓嘉善在七千六百米的高山营地没日没夜地指挥了五天，而潘多则奉命带队从下面上来参加最后突击，夫妻俩在半山腰打了个照面。

5月27日下午登顶后，潘多一个人躺在仅一米多宽的珠峰顶部长达六七分钟，做了人类至今为止唯一一份位于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高度的心电图遥测。后来，潘多回忆说：“当时我躺在山顶，衣服内电线的一端接着身体各个部位，另一端连着报话机，照道理做心电图要求尽可能保持身心放松，但处于那种寒冷、缺氧和内心激动的状态下，我哪里松弛得下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哆嗦个不停。我只逼着自己‘放松’了四五秒，直到确认了数据接收。”

登山队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由于登山过程中女性生理反应更强烈，头疼、呕吐、吃不下饭，连水都喝不进去，潘多的体重掉了整整十五公斤，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从事登山事业。潘多对此坦然面对，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年登珠峰，不仅是为中国人争气，同时也有妇女解放的意义。”

7月1日，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从宝鸡到成都六百七十六公里，地势险要，工程施工难度很大。全线有隧道三百零四座，大、中、小桥梁一千零一座，整个工程打穿上百座大山，填平数以百计的深谷，单填土石方就有六千万立方米，按高宽各一米算，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半以上。

这条电气化铁路建成后，货物通过能力比以前提高一倍以上，促进了西南、西北两大地区的物资交流，对沿线工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

昔阳县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报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专门摄制纪录片，介绍李七毛和西固壁大队的先进事迹。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杜书瀛来到大寨，见到李七毛。八年前，李七毛当上支部书记，西固壁就开始了劈山造田。他一家人在山顶的席棚里安了家，干在工地，睡在席棚，吃在山头。在李七毛的带动下，全大队一百九十多个整半劳力，用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五十二万土石方，把各寨岭山一劈两半，造田七百亩。李七毛对杜书瀛说：“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洗刷小生产习惯势力。必须站在寨岭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大地球……”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要苦战五年，到1980年，把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这时，昔阳县内的各个公社、大队，都开展了学大寨运动。当时的纪录片展示了洪水公社东沟大队学大寨、找差距的情景。

这一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了破除封建习惯，提倡结婚后男方到女方家落户的活动。当时出版的《河北工农兵画刊》发表文章《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介绍他们的做法。文章说，定县发动群众深入批判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他们举办各类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认识到，男到女家落户是革命新风尚。东南宋公社利用一对新人结婚典礼的机会，动员他们破旧立新，还把婚礼典礼办成了批判大会。文章说，要发动群众从旮旮旯旯里围歼孔孟之道。

9月，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

这一届全运会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大型综合运动会。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个体育代表团，共一万多名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出席了这届体育大会。比赛打破三项世界纪录，刷新了六十二项全国纪录。

为了体现体育工作依靠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的思想，这届全运会聘请了三百个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的代表和北京市工矿、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的一千多名工农兵评论员参加体育评论工作。他们活跃在各个比赛场地，以座谈会、黑板报、个别交换意见等方式，对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的思想、作风和技术进行评议。新华社评论说：组织工农兵评论比赛，把百分之三十多的比赛场次安排到基层单位，是我国体育工作依靠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体育竞赛的重大革新。

报道还说，为了认真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即使在紧张的比赛期间，各代表团、运动队每天都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并结合体育战线的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锦标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资产阶级体育思想。

9月29日闭幕式前，举行了足球决赛。广东队和辽宁队决战，结果双方踢成一比一平，大会宣布，两队并列冠军。

在这次全运会上，十二岁的北京代表队队员李连杰夺得五块武术金牌。

李连杰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孩子，全靠母亲每月在公交公司上班的三十一元工资和国家给的十元救助补贴过活。家里人多房小，晚上李连杰和两个哥哥跟母亲睡一张床，奶奶和两个姐姐睡另一张床。1971年，基辛格访华，正值学生放暑假，有关方面不希望美国人看见中国的小孩在街头无所事事，北京中小学的暑假便由两个月减少到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厂桥小学学生李连杰和他的同学天天去附近的什刹海体校训练，每次两个半小时。

得到全国冠军后，李连杰破格开始算工龄，每月有五元工资。从此，他成为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出国表演，每人每天有五美元的零用钱。李连杰用自己在美国攒的零用钱，给母亲买了一块瑞士手表。

一次去伊拉克访问的飞机上，李连杰找机会坐到北京市一位领导身边，讲了自己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从上飞机一直谈到下飞机。快落地时，领导让他回家写补助申请。李连杰不会写，就请姐姐代写申请，很快，他的工资涨到了四十三块。

这一年，成都军区话剧团演员刘晓庆被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

在话剧团宣传队，刘晓庆放过电影和广播，管过图书，还做过宣传科的勤务兵。但她做这些工作时，总是心不在焉，常常犯错。一次放广播时，她把五点看成了六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宣传队包饺子，她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饺子馅儿里。

《南海长城》开拍，找刘晓庆试镜。摄制组在使用刘晓庆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方案：让她作为角色的候选人之一去广东渔村体验生活一个月。与此同时，北京再继续选演员，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打发她回家。刘晓庆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这一个月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每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进行也许是别人的角色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试妆试戏，开拍已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当通知决定由我来扮演渔女的时候，我已经丝毫没有那种神圣的感觉，我被折腾得已经麻木了。

《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只在电视台播过一次，看过的人很少。接下来刘晓庆参加拍摄《四渡赤水》，又中途夭折。直到三年后拍摄《小花》，她才一举成名。

9月的广州天气异常闷热，但结束了待业的知识青年彭安戈却感到非常惬意。他来到市化工测试分析研究所当修理工，每天可以蹬着三轮满广州跑，采购器材和药品。这时，他常常去位于北京路的特供书店，买一些黄皮书和灰皮书。

所谓的“黄皮书”、“灰皮书”是指“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为了“反帝反修”，内部出版的一些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书籍，目的是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用。这类书发行量很小，不讲究包装，按内容性质的不同，书皮分黄、灰两种，黄色为文艺书籍，灰色为政治书籍，多为国内读者难以见到的作品。

“黄皮书”和“灰皮书”曾影响了一些城市知识青年，北京西单照相馆的工人鲍昆也是其中一位。后来，他在文章中谈到这类书籍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时说：

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

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样板戏式戏剧风格的照片，成为一些爱好者效仿的风格，这也强烈地影响了鲍昆。他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做实验，模仿这种用光方法拍照，结果不断遭到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他，而鲍昆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

这一年第一期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上一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上展出的部分照片。《人民日报》评论说：摄影艺术虽然和其他艺术在典型化方法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根本任务是一致的，都要通过各自的艺术手段，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1973到1975年期间，全国的照相机厂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度假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保定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不稳定，把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胶卷四毛钱一卷，非常受欢迎，一上市就会被一抢而空。后来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广场上的人们拍摄了难以计数的作品，很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广州，彭安戈时常与同伴练习武术。在去练武的路上，他常常能看到拎着内胎和球囊的游泳爱好者。彭安戈知道，他们是在为泅渡到香港做准备。

“文革”期间，从内地偷渡去香港的情况仍久禁不止。后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听到汇报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成为后来改革开放、设立特区的动力之一。

将近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福特来访。为了避免因路过韩国而引起中国反感，福特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特意绕道上海，再飞到北京。福特会晤了毛泽东，然后到天坛、颐和园、农业展览馆参观，女儿苏珊拍下了长城的照片，夫人贝蒂则在五•七干校与芭蕾舞学生一起表演了一个民间舞蹈。这次访问，中美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随行的记者们为北京的现代化程度感到惊讶。《时代周刊》香港分社主编罗伊•罗恩写道：卡车、汽车、公共汽车在以前是很少见到的，十五层以上的大楼日渐增多。新装修的十七层高的北京饭店里面，所有客房都有电动装置，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打开或关上窗帘。蓝白相间的道路清洁车取代了妇女清扫队，金底红面的毛主席像章很少有人戴了，宣传保持警惕的标语也大为减少。

年底时，新闻报道，国民经济发展加快。由于整顿措施见效，“文革”后停滞下降的经济形势迅速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九，达四百五十亿元，与1974年百分之一点四的增长率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百分之四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

在南京，陈白尘想起1971年在湖北咸宁干校拿到全家照后，不认识女儿晶晶的情景，心中感慨，写下一首诗：

翘首五年久，赦书未降临。

次女年尚幼，老妻病未轻。

有家信难得，无故心亦惊。

忽而见相片，问谁是晶晶？

晚上，他得知大女儿虹虹招工的事已经办成，分配到南京公交公司，将于28日报到，心中欣慰，在日记中写下：彭冲赶在年前办了此事，是深得人心的，南京将有上万户人家可以庆团圆了。在日记的最后，他写下这样的字句：

时天寒岁暮，树木凋落，阴云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新芽初绽，距立春不过一月矣。

（选自《读库1102》/张立宪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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