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欧洲中心论”

摘 要：在《大分流》中，彭慕兰认为中西方经济，尤其是中国江南地区与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处于相似水平，对于认为欧洲早在18世纪之前即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模式的观点提出质疑，提出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

关键词：《大分流》 欧洲中心论 反思

一、《大分流》中的中西经济比较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在欧洲发生，学界对其探讨总是保持着热情。大多西方学者认为唯有西欧经济才能产生工业革命。而彭慕兰认为欧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是推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因素，部分西方学者所持的“内生型”优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在1800年以前，西欧无论是在资本积累、人口数量或者其他因素上，都未能获得明显的优于其他地区的优势，而在比较技术因素的时候，也可发现西欧存在部分领先的情况下，也存在着部分落后的领域。a《大分流》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对于认为欧洲在1800年前有一种内生的经济优势的各种论点提出质疑”b，从人口、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以及产品市场的分析比较上看，不存在西欧领先于中国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落后于中国，对“西欧中心论”提出的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即在经济发展上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提出挑战。如就当时的人口情况而言，18世纪的英国人预期寿命在31.6岁到34岁之间，法国人预期寿命在27.5岁到30岁之间，而此时的亚洲之日本预期寿命中男性为34.9岁到41.1岁，女性为44.9岁到55岁，中国18世纪中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9.6岁。而从出生率角度看，亚洲与欧洲人也同样存在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做出的保持低出生率的决策。第二部分为“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及相关制度”c，分析奢侈消费、欧洲的企业结构、政治结构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些看起来为西方所独有的东西，东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与组织；而一些西方确实存在而东方不存在的事物，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甚明显的，对于西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差异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在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等方面，西欧与中国开始展现出明显的差异，但是同时这种差异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的效果又是不明显的。还有一些在现在的人看来当时是先进的西方的组织与制度，其当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并不如今人想得那么重要。

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题为“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比较西欧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从各自经济发展的优势之处转为比较共同的劣势与局限。18世纪的西欧与中国，共同面对这来自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不足所造成的发展局限，只能通过向外输出工业成品，以及掠夺、输入资源的贸易来解决国内发展局限的问题，在这个时刻，西欧同中国面临共同的限制与发展瓶颈。d彭慕兰提出西方真正的优越性，即突破生态危机及发展瓶颈的途径，“与煤矿的地理位置及开采它们的技术相关。还有一些以新大陆的恩惠和形成它与欧洲关系的关联为基础”e，把欧洲突破瓶颈的原因归于新大陆的开发以及煤矿的地理位置，认为欧洲的发展带有偶然性的运气。就煤矿的地理位置而言，英国的煤矿分布与中国截然不同。英国的煤矿分布接近其经济发达地区，运输距离短，方便又廉价，使得英国的煤炭使用得到保障；而中国的产煤区主要在山西等北方地区，而经济中心却在南方之长江三角洲地区，遥远的距离加重了运输的成本，使得江南地区的人们选择寻找新能源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方式来克服能源问题，而不是坚持使用煤炭。其次，英国的产煤区含水量大，使得开发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抽水，这一现实的需要推动了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而中国山西的煤矿截然相反，山西气候干燥，开矿采煤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通风防火，这就使中国在通风技术上有所发展。但是，通风技术的发展与蒸汽机的发明使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蒸汽机的出现对于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分析比较18世纪西欧核心地区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市场、人口、资本、技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条件，彭慕兰认为18世纪导致西欧突破发展瓶颈而中国未能突破发展瓶颈的原因不在于西欧的“内生型”经济发展优势，因为18世纪的西欧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近似，西欧与中国最终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西欧需要感谢的是偶然性的美洲开发。西欧的工业化进程带有天时地利的偶然性因素，是市场外的力量和美洲贸易所起的作用，而非所谓欧洲的“内生型”经济优势。

二、《大分流》的不足及意义

《大分流》一书，存在着部分不足。如彭慕兰在提出反思布罗代尔、K.N.乔德里、埃里克·琼斯、戴维·S·兰德斯等人所提倡的“欧洲中心”前提之下，不自觉地遵循“欧洲中心”的价值标准，在潜意识之中，仍是采用“工业化仍是大分流所赖以判断的唯一准则”f，同时，《大分流》对于西欧与中国的分流的分析之中，也缺乏政治角度的分析。陈晓律认为“大分流主要是东西方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g，在1800年的时候，西欧已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政治制度，并建立起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而中国仍然是传统的王朝国家，从国家性质的本质而言，中国无法制定适应现代世界生存的战略，而在不能走向现代国家的情况下，比较经济的份额和数据显得比较单薄，因为两者对于经济资源的利用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经济数额的比较，并不能说明经济为国家现代化服务进程的程度，而在当时的无序国际关系之下，空有丰厚的经济资源而无强大的政治支撑，极有可能沦为他国的掠夺对象。李大伟认为：“彭慕兰在《大分流》中通篇考虑的是对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地经济发展因素的比较，而忽视了政治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h同时，史建云认为：“书中征引的中文文献仅有40种……关于中国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i

彭慕兰《大分流》的重大意义在于：“由《大分流》引发的争论大大地激发了人们重建全球经济发展路径的欲望，现今无论是中国学者、欧美学者还是其他地区的学者都十分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关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变化以及未来。”j而在这种争论之中，去“欧洲中心论”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对于“欧洲中心论”的反思以及不同于“欧洲中心”的新的探索研究视角，彭慕兰不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发展成为英国”，而是探寻“为什么英国没有成为中国江南”，这一主体视角的转换，对于长时期习惯以西方为学习和标准的学者而言，可谓极具冲击和震撼。“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对于中國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k彭慕兰认为：“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l到了19世纪，东西方发展出现大分流，但各自的发展道路并没有偏正之分，大分流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抛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定义性词汇，仅仅对于现实的数据与历史事实进行比较，没有先入为主的正统观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和阐述历史的真实，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史学是求真的学科，要搞清事实的本质，就不能单纯地以价值评判的目光打量和进行比较，为了研究的真实和完整，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十分关键。

三、反思“欧洲中心论”

历史比较研究首先要破除先入为主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把欧洲的历史发展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和中心，并以自我为标准而贬低中国及其他非欧国家的历史地位与成就，这是需要加以批判和反思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社会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引发的世界性问题，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并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彭慕兰的《大分流》基于历史事实与数据的比较，抛弃传统定义性的诸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将1800年左右的英国经济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进行互相比较，不以西方发展为标准，承认分流之后的东西方发展道路没有偏正之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引发后续学者的不断思考。

在反思与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浪潮之中，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逐步进入部分学者的视野并被广泛认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指出，其“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来自对于三种西方中心模式的思考与批判，即对“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此三种西方中心模式都是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为标准，柯文主张中国历史研究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即从中国的角度而非西方，从中国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因素、准绳来研究中国历史。中国中心观并非“中国中心主义”，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具有较大的影响与意义，是为研究中国的问题与社会历史提供不同于“欧洲中心论”的全新视角。西方中心论是他者的角度，中国中心观是我者的角度，西方中心的观点强调中国研究的外因，中国中心则强调中国研究的内因，这是两种研究视角的差异，体现的是方法的差异，不存在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而历史的发展与进程是内外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中国中心观和欧洲中心观，都是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都是一种思考途径，而为了求历史的真实，就需要从多个视角出发，全方位地考察事实。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从我者、他者的角度出发，皆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而多种历史认识的研究结合，就能尽量完整、客观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各种模式与框架是必需的，但在使用模式与框架之时，对于模式与框架本身的自考与认识，也需不断加深。结合整体性时代背景，从历史主体的角度出发，准确地辨析历史材料，进行微观的历史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的历史结论，以符合历史实际，反映历史真实。

abcel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第14页，第14页，第197页，第2页。

d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fj 张卫良：《“神话”结构与历史重建——欧亚经济的大分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g 陈晓律：《对“大分流”源头的追索——读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h 李大伟：《历史比较研究与“欧洲中心论”之反思——以〈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为例》，历史学的省思与展望——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2013年。

i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k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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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晓律.对“大分流”源头的追索——读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3] 蔡春.欧洲的胜出是一种偶然？——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理论界，2008（2）.

[4]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2（4）.

[5] 李大伟.历史比较研究与“欧洲中心论”之反思——以《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为例[D].历史学的省思与展望——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2013.

[6] 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J]. 史建云譯.历史研究，2003（4）.

[7]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3（3）.

[8] 张卫良.“神话”结构与历史重建——欧亚经济的大分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9]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 林同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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