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广东十三行史话之六】一口通商的危与机

公元1757 年春季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时，得知洪任辉船队连续第三年来到了宁波。与此同时，广东巡抚讬恩多报告了另一个令乾隆皇帝不安的消息：公元1754 年进入广州港的外国商船有27 只，公元1755 年降到22 只，公元1756 年降到15 只，公元1757 年更降到7 只，差不多只剩下了与潘振承关系亲密的那几艘瑞典船。很明显，由于税费过高，广州港正在被外国商船抛弃，几乎变成了一座死港，宁波港则蒸蒸日上。乾隆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放任广州衰退，宁波兴盛，还是施加行政干预？

乾隆皇帝有充足理由选择后者。乾隆皇帝坚持外国商人要回广州贸易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那些“规礼”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天子南库”，最终汇进乾隆皇帝本人的小金库。

乾隆皇帝在当年年底下诏，取消四口通商，从今以后，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

在大清帝国最富饶的省份，主要流通货币居然不是大清朝廷颁行的乾隆通宝

公元1757 年初，乾隆皇帝的心情本来一片大好。此前一年，在广东十三行捐助数百万两白银的军饷支持下，清军决定性地击败了宿敌准噶尔，末代准噶尔可汗阿睦尔撒纳兵败后投奔俄罗斯，途中患上天花病死，俄罗斯女沙皇叶利扎维塔（ 即伊丽莎白，彼得大帝之女）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交给清方。心满意足的乾隆皇帝下令将残存的六十余万准噶尔人全部屠杀，并亲笔将准噶尔故地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新征服的疆土。

在连续指挥了好几年战争以后，向来热衷于享受人生的乾隆皇帝决定给自己开一个假期，从忙碌的办公室中解放出来，到他最喜爱的江南水乡去放松疲惫的身心。

当年春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与母后钮祜禄氏一同出发了。没想到，他这第二次下江南的经历却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愉快。路过山东、江苏等省的时候，乾隆皇帝一行亲眼目睹了多场水灾，堂堂康乾盛世居然饿殍遍野，令皇帝龙心大为不悦。行至旅途的终点浙江省，虽然没有天灾的困扰，所见所闻却依然令乾隆皇帝震惊：在这个大清帝国最富饶的省份，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居然不是大清朝廷颁行的乾隆通宝。

自公元1685 年起持续了七十多年的四口通商，使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中上等家庭广泛使用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铸造的银元，称之为“番饼”。与大清朝廷颁行的乾隆通宝和银元宝相比，西方银元价值适中，携带使用便捷，受到中国东南民众的广泛欢迎，渐渐把乾隆通宝和银元宝排挤出市场。

与历朝历代一样，大清朝廷不是免费给老百姓铸造乾隆通宝和银元宝的，它们的面额远大于它们的铸造成本，两者的价差归朝廷所有，经济学上称之为“铸币税”。如果东南通商口岸都广泛使用“番饼”，那么大清百姓就等于在向西方政府缴纳“铸币税”，无形中造成大笔应收税款长期外流，必然会给清朝中央政府造成巨额损失。这一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输入的新型金融传染病，将长久地困扰着清朝中后期的历任统治者。

正当乾隆皇帝在杭州苦思冥想如何扶持乾隆通宝和银元宝，对抗西方银元之际，西方资本家主动跑来找他了。

洪任辉，一个乾隆皇帝早已熟悉其名的英国商人，带着船队出现在浙江外海。南巡的乾隆皇帝君臣当年并未直接感受到英国船载火炮的威力，却被洪任辉带来的成摞请愿书搞得焦头烂额，南巡的欢快气氛一扫而光。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浙海关这个被遗忘的废弃衙门中看到了稀缺的商机

这不是洪任辉第一次来浙江了，他对此行早已驾轻就熟。

洪任辉初到中国之际，正值皇商倒台、广州公行成立之际。从那以来，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18 世纪中期，唯一能对英国外贸地位形成威胁的国家是潘启官大力扶持的瑞典，潘启官厌恶的西班牙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西班牙与荷兰等在中国附近占有殖民地的欧洲列强集体衰落，宣告大清帝国在全球经济战争中取得最重大胜利，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多个欧洲国家都派使者到北京来向乾隆皇帝称臣纳贡。

更有甚者，在潘启官以身作则的倡导下，许多广东十三行洋商都自行购置了商船，开到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国度去经营贸易，总数多达37 艘，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来华商船的总和。当时，中国大有取代西班牙与荷兰等欧洲列强，与英国、瑞典瓜分世界远洋贸易的趋势，而英国、瑞典两国的经济又都高度依赖对华贸易。可想而知，18 世纪中期大清统治者和商人的优越感有多么强，而这种优越感是有雄厚物质基础做保证的。

强烈的优越感，导致在清帝国的东南四大口岸，也就是江苏的云台山、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 后来移至漳州） 和广东的广州，对外国人的勒索都变得司空见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到了1740 年左右，每条在广州入港的外国商船要向中国官吏缴纳的规礼（ 制度性贿赂） 已经高达1950 两白银。其他国家的商人没有能力反抗这种经济压迫，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具备与清朝当局的谈判能力，成功的前提条件还是他们征得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同意，采取联合行动，主要方式是禁止商船进入中国口岸，使日益贪婪的中国官吏一个子儿也捞不到，被迫让步。不过，中国官吏很快就熟悉了这套游戏规则，外国商船拒绝进港，我们就道歉让步，承诺削减苛捐杂税；但只要外国商船一进港，该交的税费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甚至比以前更多，以示对抗议行动的惩戒。

看到中国官吏和颜悦色的保证一次又一次沦为空话，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换一种套路。清帝国的东南四大口岸因为距离商品原产地距离不同，生活水平不同，政治地位不同，商品的价格和税率也有差别。于是，以洪任辉为代表的英国商人频繁北上，到宁波、漳州等地区采购他们本来在广州可以采购的商品。在这三座口岸中，宁波物价最低，此前主要与日本、荷兰等国贸易，由于这几个国家经济衰退，浙海关已经连续几十年没有接待过外国商船，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废弃衙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却从这片废墟中看到了稀缺的商机。此外，清朝政府的一次改革也促成了英国商人远赴宁波的行动。

由于不断发生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惹是生非的事件，外国传教士还多次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传教，乾隆皇帝于公元1754 年责成广东官员创建了“保商”制度，要求外国商船必须在有“保商”作保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进入中国通商口岸贸易。“保商”源于中国特有的保甲制度，它要求邻居之间相互监督以维持社会秩序，我们至今还能在北京胡同中警惕性极高的大爷大妈身上看到这种古老制度的影子。广东十三行的“保商”“要对外商、他们的船及其水手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从买一篮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可想而知，生性爱好自由、厌恶约束的英国商人对广州当局颁布的这项新制度十分不满，他们迅速将目光转向了早已被大清朝廷遗忘、因此不执行“保商”制度的宁波港。

公元1755 年，应几名在宁波长年经商、希望在这里复制广东十三行辉煌故事的福建商人邀请，会说汉语的洪任辉第一次带商船抵达宁波，受到浙海关官员的热烈欢迎。在宁波，英国商人不用受“保商”约束，缴纳的税费仅有在广州的一半，又不用支付每条船1950两白银规礼，英方获利丰厚。尝到甜头的洪任辉于次年又带商船来到宁波，不料这次浙海关官员的态度却比去年冷淡得多，还要求英国商人缴纳和广东海关一样多的税。洪任辉爽快地照额全交，满载而归，因为宁波物价比广州低，还节省了规礼，此行依然赚到不少钱。但浙海关官员冷淡的态度与突然翻倍的税收，却让他产生了不祥的感觉。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下诏取消四口通商，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

公元1757 年春季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时，得知洪任辉船队连续第三年来到了宁波。与此同时，广东巡抚讬恩多报告了另一个令乾隆皇帝不安的消息：公元1754 年进入广州港的外国商船有27只，公元1755 年降到22 只，公元1756年降到15 只，公元1757 年更降到7 只，差不多只剩下了与潘振承关系亲密的那几艘瑞典船。很明显，由于税费过高，广州港正在被外国商船抛弃，几乎变成了一座死港，宁波港则蒸蒸日上。乾隆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放任广州衰退，宁波兴盛，还是施加行政干预？

乾隆皇帝有充足的理由选择后者。广东十三行在近年的新疆战事中捐献了大笔军费，居功至伟，粤海关又是难以割舍的“天子南库”，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它们衰亡；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区域，战略地位与珠江三角洲不同，距离帝国经济中心距离太近，一旦成为外国人的集结地，可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澳门，租界还有成为反清势力根据地的潜力；任由在海上来去自由的外国商人自行选择交易口岸，会导致帝国各个省份之间的矛盾加剧，外国商人渔翁得利，令中央财政蒙受损失，制造社会动荡。最重要的是，浙江不像天高皇帝远的广东有那么多“规礼”，这是以洪任辉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偏爱浙江的根本原因，却也是乾隆皇帝坚持外国商人要回广州贸易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那些“规礼”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天子南库”，最终汇进乾隆皇帝本人的小金库。其实，乾隆皇帝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是中国最大的贪官。在他看来，粤海关和广东十三行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更好地在经济上为自己服务。

为了阻止洪任辉等外国商人再到宁波来贸易， 乾隆皇帝特意把广东十三行的主要支持者、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刚到任，就通知在宁波的洪任辉，今年的进出口税再加一倍，两倍于广州。杨总督满以为，利用这种税收政策，就足以把外国商人逼回广州，不料洪任辉依然爽快地照单全交。黔驴技穷的杨应琚只好动用国家机器，派军人将英国货物没收，并将英国商人赶回船上，并报告乾隆皇帝说，看来洪任辉一伙根本不是因为低成本才来浙江的，而是有意来挑动东南各省官场之间的矛盾，扰乱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在当年年底下诏，取消四口通商，从今以后，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为了这份对广州外贸极为有利的圣旨，以潘振承为首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在北京官场花掉了2 万两白银打点费。

英国东印度公司决不放弃让中国重新开放宁波等口岸，英国人哪来这么足的底气？

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使广东十三行死里逃生。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放弃让中国重新开放宁波等口岸的努力。

公元1759 年，清军完全平定新疆，凯旋回到北京。在凯旋式上，乾隆皇帝却眉头紧锁。那个讨厌的洪任辉又来了，虽然在浙江遭到驱逐，却胆大包天地继续北上，进入渤海湾，直抵天津港，把状纸直接递到了紫禁城下，指控对象居然就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刘永标，指控罪名是他们向英国商人索要巨额贿赂，并包庇十三行商人长期拖欠英国商人大笔债务。消息传出，朝野为之哗然，洪任辉“引起的震动已波及整个帝国，无法掩饰”。

英国人哪来这么足的底气，屡次三番破坏乾隆皇帝得来不易的兴头？

故事要从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洪任辉第三次来宁波的公元1757 年说起。清军迅速战胜末代准噶尔可汗阿睦尔撒纳，重要原因是由于后者未能从俄罗斯获得足够的支持。俄罗斯女沙皇叶利扎维塔之所以对乾隆皇帝如此“恭顺”，并不是因为这位彼得大帝的女儿性情软弱，正相反，是因为这位女强人此时在西方有另一个劲敌要对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公元1756 年，叶利扎维塔女沙皇向普鲁士宣战，开始了“七年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普鲁士和英国，另一方是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法国。尽管腓特烈大帝多次以少胜多，还是不免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公元1759 年，俄军攻陷普鲁士首都柏林，腓特烈大帝在绝望中试图吞鸦片自杀，被部将阻止。正因为俄军主力全集中在西线攻打普鲁士，使其无法在与中国接壤的东线有所作为。与此同时，由于普鲁士将法军主力牵制在欧洲大陆，英国在海外对法国赢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就在柏林陷落的公元1759 年，英军攻陷法属加拿大首府魁北克，英国首相老皮特得意洋洋地声称：“加拿大是在西里西亚（ 普鲁士与奥、俄联军争夺的主战场） 赢得的。”

然而，“七年战争”最重要的战场，既不是在欧洲，也不是在北美，而是在印度。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长期雄踞全球GDP 首位宝座的印度就一直是欧洲殖民者觊觎的焦点。经过上百年经营，欧洲人在印度沿海建立了许多据点，渐渐形成了对莫卧儿帝国的严重威胁。印度统治者认识到，要想恢复自己在这些沿海地区的主权，就必须拉拢一部分欧洲殖民者，联手攻击另一部分欧洲殖民者，英法交恶的“七年战争”恰好提供了这种机遇。

公元1756 年，莫卧儿帝国孟加拉总督西拉吉在法军的支持下，攻陷了英国在孟加拉的大本营威廉堡，并将俘虏的146 名英国俘虏关入黑牢。由于天气炎热、通风不畅，当夜有123 名俘虏死亡，史称“黑洞事件”。英国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分公司总经理克莱武很快率援军夺回威廉堡，又在公元1757 年6 月23 日的普拉西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兵力20 倍于己的印法联军，西拉吉总督也掉了脑袋。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付出22人阵亡的微弱代价，就征服了印度最富饶的省份，并在此后几年中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印度内陆，控制了整个莫卧儿帝国——当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在南亚的势力也被铲除殆尽。失去几乎所有海外殖民地的法国财政崩溃，被迫向濒临亡国的普鲁士妥协；公元1762年，叶利扎维塔女沙皇被其侄子、德国血统的彼得三世和侄媳妇、德国公主叶卡捷琳娜刺杀，俄罗斯随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奥匈帝国独木难支，只好向普鲁士割地求和，“七年战争”以英国——普鲁士联盟的胜利告终。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却成就了盟友，使英国以微小代价建立起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中征服孟加拉，进而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全印度，是人类历史上投入产出比最小、获益最丰厚的战争，没有之一。这场战争之后，印度文明五千年积累的财富被源源不绝地运往大不列颠岛，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最大的红宝石、最大的孔雀石、最大的珍珠、最大的翡翠、最大的黄金、香料和红木储备……全都从恒河之滨跑到了泰晤士河岸，点缀着英国王冠、白金汉宫和大英博物馆。这场规模空前的财富掠夺对英国、印度，以至于整个人类，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忘记这些吧，它们全是谎言，传统的历史观点完全本末倒置

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中，学生们总是被告知，英国人哈格里夫斯于公元1765 年发明“珍妮纺纱机”，公元1769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从此欧洲进入工业革命，对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科技和经济优势。所以，只要有先进的科技发明，就可以富国兴邦。

忘记这些吧，它们全是谎言。

早在一千年前，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就出现了比“珍妮纺纱机”更先进的织机，因此在公元1765 年之后很长时间，英国纺织品依然在亚洲市场上严重滞销，令负责销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们焦头烂额。蒸汽机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瓦特，早在二千年前，具体说是公元60 年左右，古罗马学者希罗就发明了蒸汽机。所以，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罗马帝国，不是因为蒸汽机存在与否。发明一种科技产品，和能够用这种科技产品赢利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区别。古罗马的蒸汽机制造和运行成本很高，用于经济生产得不偿失，只是贵族的玩具，玩腻了以后就会被忘却，工业革命自然无从谈起。英国的早期蒸汽机制造和运行成本同样很高，瓦特等人多年亏损经营，但由于研发经费持续投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本逐渐下降，效率则不断提高，经过几十年危险的反复实验（ 许多人因蒸汽机爆炸而被活活蒸熟），最终才制造出可赢利的新型蒸汽机。

可见，不是蒸汽机等先进的科技发明使英国富强，而是英国先富强了起来，尔后才有足够的闲钱来持续投资于蒸汽机等原本高投入、低产出、没有经济价值的科技发明，终于使其成本下降，提高效率而开始持续赢利，结果导致了工业革命，传统的历史观点完全本末倒置。

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揭示，公元1765 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与公元1769 年瓦特的蒸汽机等科技发明，都与公元1757 年6 月23 日的普拉西战役有直接的资金关系。以克莱武为代表的东印度公司短期内从印度掠夺了大量财富，并将其运回英国，导致英国市场上资金突然泛滥成灾，物价飞涨。为控制通货膨胀，英国政府鼓励人们投资一些高风险、非盈利项目，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随后发动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企业。

公元1759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洪任辉和所有英国人一样，对于即将在其祖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毫无预感，却对2 年前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场上的传奇耳熟能详。如今，英国已经成为了印度和加拿大的主人，控制着一个殖民地遍布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GDP 总量相当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总和，并迅速赶超大清帝国。在此背景下，他当然有底气对大清官吏摆出一副空前强硬的姿态了。

讨厌的洪任辉把状纸直递紫禁城，指控对象直对乾隆皇帝最宠爱的两广总督

洪任辉控告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刘永标的罪名，除了久已有之的索贿陋习以外，还有一项新罪名：包庇十三行商人长期拖欠外国商人大笔债务。

广东十三行不是一直在经营着暴利行业吗？怎么可能外债缠身呢？

原来，广东十三行虽然整体赢利状况良好，但具体到单个商行，却不乏亏损的情况。究其原因，广州对外贸易高度集中在几个规模大、信誉好、货源充足的商行手里，例如同文行老板潘振承就屡次包揽英国和瑞典商船的整船货物，导致中小商行长期没有生意可做，令广州公行的反垄断章程形同虚设。中小商行缺乏充沛的资金和供销渠道，不能提供外国商人满意的商品，买到的外国商品又难以在内地市场及时卖出，难免陷入亏损的窘境。

公元1755 年以后外国商船大批舍弃广州，北上宁波、厦门等口岸经商，导致广东十三行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竞争力较差的中小洋行惨遭釜底抽薪，长年不开张，自然大面积出现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公元1757 年的普拉西战役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发横财，转而向资金链紧张、不惜饮鸩止渴的广东商人提供高利贷，连年的利滚利算下来，便出现了广东十三行的一些成员欠下外国商人巨额债务的情况。

在所有欠下外债的广东十三行成员之中，资元行老板黎光华当数最倒霉的一个。资元行长期与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做买卖，原本经营顺利，偶尔相互间拖欠货款，也都能很快结清。但出乎黎光华意料的是，乾隆皇帝进行的连年战争迫使他捐献大量军费，以至于掏空了企业，公元1756 年“七年战争”爆发，英国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不断在亚洲的殖民地和海洋上相互攻击，载有资元行货物的多艘商船都被击沉或洗劫，损失惨重。

战前，黎光华的一位主要贸易伙伴、法国商人比任云有一批胡椒寄存在资元行，托黎光华代销。不久后，突然传来法印联军在普拉西战役中大败的消息，比任云的资金链一下子就断了。比任云连忙跑回广州向黎光华索要货款救急，没想到他抵达广州时，却听说黎光华已经在内外交困中病逝，资元行也已解散，商铺货物均已变卖，黎光华家属已经携款返回福建老家了。绝望的比任云只好向广州当局起诉黎光华家属，官司一直打到两广总督李侍尧处，比任云虽然胜诉，却迟迟拿不回货款。

消息传出，与资元行有业务往来的各国商人纷纷跑到广州索债，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为最，涉及债务高达五万余两白银。由于案件复杂，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刘永标迟迟不能宣判，洪任辉大为恼火，便跑到天津去告御状。

洪任辉想告御状，可他只会说汉语，不会写中文，怎么写状子呢？这难不倒他，因为除了向广东十三行的合法外贸商人提供高利贷以外，英国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没有从事外贸资质的中国商人提供贷款，招揽他们承包销售英国商品。巨大的生产压力和利润诱惑，驱使这些“场外商人”更加卖力地替英国东印度公司奔走，上下打点。这其中，以在广州市场上缺乏根基的四川商人刘亚匾最为活跃，他将当时明令禁止出口的《四书五经》和《说文解字》等中文辞书卖给英国商人，教他们汉语，还帮洪任辉写状子。

经钦差调查，粤海关职员向入港外国商船征收违法税费30 种，向出港外国商船征收违法税费38 种，证据俱全，无可争议。愤怒的乾隆皇帝很快批示，将黎光华遗产全部抄没，变卖抵债，渎职的粤海关监督刘永标革职抄家，“以民告官”的洪任辉寻衅滋事，妨碍公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最倒霉的是帮洪任辉写状子的刘亚匾，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什么罪名？

汉奸！

帮外国商人写状子讨债，就是汉奸？

当然，因为“汉奸”这个如今妇孺皆知的名词，在清朝中叶以前并不存在，它是乾隆皇帝的发明，本意是“帮助其他民族反抗清朝统治的汉族人”。洪任辉北上天津告御状，被认为是对清朝统治的反抗，刘亚匾这个汉族人居然帮英国人洪任辉写状子告大清官员，完全符合乾隆皇帝对“汉奸”的权威定义，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按照乾隆皇帝对“汉奸”的这个权威定义，当时中国最大的汉奸应该是谁呢？没错，就是广东十三行那位精通三门欧洲语言、多次擅自出国、还兼任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的同文行老板潘振承。如今，刘亚匾掉了脑袋，洪任辉进了班房，刘永标被革职抄家，黎光华家破人亡，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潘老板岂能独善其身？

当然不能。清政府很快宣布，查抄黎光华家产的所得，远不足以偿还资元行欠下外国商人的巨额债务，余款须由广东十三行的其他成员共同负担，分年偿还，这后来成为广东十三行的定规。已经跃居广东十三行头把交椅的同文行老板潘振承，理所当然地要负责偿还黎光华生前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从伍国莹和伍国钊身上，潘振承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不断爆发的政治、经济风波，加之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使得人到中年的潘振承身心疲惫，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如今的他急需能干可靠的帮手，可惜并不容易如愿。

作为当时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潘振承组建了一个大家庭，娶了一妻八妾，生有七个儿子和十来个女儿。在这七个儿子之中，没有一个对经商感兴趣，也没有一个对出国考察和学外语感兴趣，他们都被潘振承培养成了传统的读书人，一门心思“学而优则仕”，摆脱商人那不受尊重的社会等级。

公元1750 年左右的一天，潘振承外出办事途中，由于广州天气炎热，在路边买了根甘蔗解渴。他一边嚼着甘蔗，一边和卖甘蔗的两兄弟闲聊起来。这一聊，潘振承才得知，自己与这两位姓伍的年轻人既是邻居，又是老乡。

原来，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有大批福建居民逃往广东避难，其中有一个名叫伍朝凤的雇农在广州做起了小本生意。经过约20 年的打拼，到了“三藩之乱”爆发前夕，伍朝凤积攒了一点钱，打算在广州买地建房。可是，现实很残酷，广州的房地产是昂贵的，他支付不起，但为了谋生起见，又希望住得离广州城尽可能近一些。后来，伍朝凤发现，与广州城隔着一条珠江的河南岛由于诸多原因，房地产价格异常便宜：

一、河南岛四面环水，出行必需坐船，交通不便；

二、河南岛上建有广州最大的佛寺——海幢寺，按照风水理论，佛寺附近阳宅风水不佳；

三、河南岛西头是珠江水流最湍急、航行最危险的河段之一，传说这里生活着两只巨型白鹅，它们一出现，就会使珠江里的船舶倾覆，故称“白鹅潭”，广州居民对这一恐怖的地区避之唯恐不及；

四、河南岛上自古没有城市（ 这里在汉朝以前还躺在海底下），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条件简陋。

以上种种原因，使河南岛成为广州郊区土地价格最便宜的地段。伍朝凤可不管那些似是而非的讲究，他乘着“三藩之乱”爆发时广州房地产价格回落之机，在海幢寺西南侧、漱珠涌运河东岸买下一块力所能及的地皮，并依照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的老家名字，称这里为“安海乡”，从此人称“安海伍氏”。后来，当“安海伍氏”家族中涌现出伍秉鉴这样的世界首富之时，又有一群风水大师跑来，说河南岛聚财聚气，是罕见的风水宝地云云。

潘振承来广州的时候，伍朝凤早已去世。不过，在置业问题上，这两位福建移民倒是想到了一起。潘振承家也选在河南岛上，与伍家的“安海乡”就隔着一条漱珠涌运河，两家鸡犬之声相闻。当潘振承创建举世闻名的“同文行”时，伍朝凤的曾孙伍国莹和伍国钊则忙于勤工俭学：白天在广州南海学官上课，课余在广州街头卖甘蔗贴补家用。

从伍国莹和伍国钊身上，潘振承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几年以后，伍国莹和伍国钊没有在考场功名的独木桥上走下去，而是进入了同文行，成为潘振承手下的小伙计。在这一跨国大企业中，伍氏两兄弟逐渐积累着商业经验，逐步晋身管理层，并积累下可观的财富，顺利地结婚生子。

公元1769 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四年，是一个诞生伟人的年份。在这一年，法国诞生了未来的皇帝拿破仑，英国则诞生了拿破仑的克星威灵顿公爵。而在这一年的广州，一个男婴也在安海乡呱呱坠地。这已经是伍国莹的第三个儿子了，但不知为何，伍国莹对其特别喜爱和重视，给他起了乳名叫“亚浩”，大名叫伍秉鉴。

无论伍国莹当年对小亚浩多么喜爱和重视，恐怕也无法预想，这个孩子将在半个世纪之后，成为名扬寰宇的世界首富。未来与伍秉鉴做生意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在伍秉鉴出生时还尚未建立，这个国家的独立和兴盛过程，都与广东十三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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