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省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研究

摘要：财政的公平公正职能主要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尤其在2002年之后，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平公正领域的实现。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倾向于为了短期和自身利益考虑将这部分理应用于民众公平公正改善的资金转移至地方的其他公共开支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粘蝇纸效应”。研究通过2010年至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数据差值的分析，讨论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差额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差额对于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差额的影响程度大小，结论是全国和东部省份、西部省份不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省份存在“粘蝇纸效应”。

关键词：一般性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地方财政收入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决定着国家如何汲取税款、使用税款、监督使用、反馈效果等诸多的问题。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尽管不同国家的财政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存在差异，但财政的公共性属性都是核心要素，公平是公共性最显著的需求。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逐渐凸显，困难包含两方面：财政运行紧、财力规模小。财力规模小确实是由于中央汲取了大部分的税款，地方财政，尤其是农村税改费之后，省以下的县乡困难更加凸显。财政运行直接体现财政公共性属性，财政运行紧，财力规模小并不是唯一原因，官僚集团的扩张、政府逐利心态等一同导致了财政运行紧张的困境，这种困境直接影响到财政职能的实现。

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中央增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规范健全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在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促进各地经济均衡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促进公平公正实现的最重要的财政工具。一般性转移支付没有规定具体的使用用途和金额，地方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因信息的完全不对称而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做出短视决策，使这部分财政与初衷背道而驰。

“粘蝇纸效应”是一种好的解释理论。粘蝇纸效应是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经济现象：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地方公共支出方面的效应大于等额地方居民收入增加。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粘蝇纸效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相当深入，并在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践中也找到了相当多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回顾

多数时候，“粘蝇纸效应”确实存在。按照传统的财政补贴理论，中央分配给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为地方增加了额外收入，收入既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也可以增加私人产品的使用，实际上降低了当地的税收水平。反之，如果当地政府降低税收水平，也可以促进居民的预算线向外平移。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降低税收的效果一样，一样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税收降低额应促进同样规模的支出增长。（Stiphen，2006）然而实际上，这种增长额度是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政府辖区内居民净收入增加1美元可以使政府支出增加0.1美元，而1美元的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使政府支出增加0.33美元。（Duncombe&Yinger，1998），这说明中央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减税计划对于地方政府支出的刺激效果不同。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被地方政府以不恰当的比例用于地方的公共支出的现象，即“钱被粘到了它所到达的地方”，被称为“粘蝇纸效应”（flypaper），粘蝇纸效应最初是作为布莱德福德和奥茨所提出的分权化定理的反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Gramlich&Galper在1973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随后，Feldstein（1975）、Hines&Rosen（1993）、Sagbas&Saruc（2004）、Deller&Maher（2005）、Karnik&Lalvani（2008）等诸多学者使用实证方法对“粘蝇纸效应”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存在进行验证，验证都表明“粘蝇纸”效应确实存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内外学者对“粘蝇纸效应”表现出兴趣并进行研究，解释“粘蝇纸效应”主要依靠三种模型：“财政幻觉模型”、“中位数选民模型”和“官僚主义作为模型”。

乔宝云、范剑勇、王进（2006）的文章使用1994-2000以及1994-2002年的财政数据，对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的努力程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转移支付的三类进行划分，归为两类：一类是税收返还；一类是转向转移支付和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总量转移支付）。他们研究的特色是出了研究各个省的情况，还专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研究。最终他们认为，各个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税收返还和总量转移支付在各个省都对地方财政努力起到了反向激励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两类资金都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杨能良（2002）梳理了西方学者对“粘蝇纸效应”的研究，结合国情，在转移支付对象、转移支付方式、转移支付配套政策和转移支付功能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余姗、丁忠民（2008）在研究中截取了1995-2006年十年间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数据，讨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税收对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粘蝇纸效应”。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以全国的综合数据作为研究对象，1995-2006间，还要算出每一年的差额，研究样本数只有9，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达到30的样本数量，p值也超过了0.6，这在统计学上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假设、方法和数据

本文假设是，地方的公共性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粘蝇纸效应”关注增量的影响，如果对第N+1年度与第N年度的数据差值（△）进行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于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公共性支出的贡献高，代表我国的财政制度存在“粘蝇纸效应”，反之即不存在。根据假设，设定方程如下：

LPE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a0是常数项；GTP是解释变量，代表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LF是第二个解释变量，代表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e是随机误差项。

如果α1>α2，说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公共性支出的贡献高，存在“粘蝇纸效应”，如果α1<α2，说明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公共性支出的贡献高，不存在“粘蝇纸效应”。

本文选取2011和2010的《中国财政年鉴》各个省份的财政数据，计算2011相比于2010的增量。考虑到样本量的问题，没有将北京、西藏等一般统计时需摘除的省份去掉。

文章数据都采用决算数据。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LPE）是用“支出总计”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以及“其他支出”；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GTP）来自项目“中央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LF）来自项目“地方本年收入合计”。数据均以亿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四、分析与结论

表1报告了自变量间的二元相关系数。一般性转移支付变化值和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两个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负0.49。绝对值未高于0.7，两个自变量可进入同一模型。

观察模型可以看到，所有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正值，且表现出很好的显著性。单个模型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都具有最高的T检验值，这表明在选择的自变量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从回归系数上看，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每变动一个单位，其对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影响也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变化值变动一单位的影响。通过2010至2011年的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可以看出，α1<α2，因此这段时间内，我国的省级财政并没有出现“粘蝇纸效应”。

本文因样本量的限制没有做时间序列分析，对一类型的省份（中部、东部、西部）无法做单个的回归分析。本文采取折衷办法，依次摘除东中西部省份的数据，运用中西部、东西部、中东部省份的数据回归分析。假设是，T值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所以T值之间的商可以反映自变量在不同情况下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假定自变量A的T值除以自变量B的T值的商（以C代替）1（这说明自变量A和自变量B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相当），在条件变化之后这个商小于1，那么变化的条件就对自变量A的影响更大，如果这个商大于1，那么变化条件就对自变量B的影响更大。

本文中，以全国的回归数据为基础，用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上文的A）的T值除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上文的B）的T值，得出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影响的程度比。然后，在模型（中西部）去掉东部的样本数据，模型（中东部）去掉西部的样本数据，模型（东西部）去掉中部的样本数据，可以观察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本年财政收入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程度情况。

全国的C值为1.56703，模型（中部、西部）的C值为1.34384，模型（中部、东部）的C值为1.67012，模型（东部、西部）的C值为2.4202。

由上述数学式可以得出结论，东部省份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多，不存在“粘蝇纸效应”；西部的数据趋势相同，也不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反映了不同的情况，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于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于地方政府功能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多，存在“粘蝇纸效应”。

本文的工作，是运用数据分析，展现各地区不同的财政状况，至于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表明，2010年至2011年，全国范围内，中央对省级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不存在“粘蝇纸效应”。分地区看，东部、西部省份没有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省份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粘蝇纸效应。”（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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