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权力

摘 要：清水江地处贵州省东南部，是连通湘黔的水路要津。明清时期“定黔平蛮”的历史过程对清水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人口结构和中心集市的变化也印证了族群迁徙、水路商贸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清水江中游地区道路开发的历史脉络，并以苗族独木龙舟节案例来分析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苗族；独木龙舟节；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2-0052-08

清水江源出贵定斗篷山与都匀云雾山，跨黔南、黔东南2个自治州约14个县境，流经都匀、下司、凯里、旁海、施洞/（双井、马号）、剑河、锦屏、远口等市县及乡镇，至分水溪入湖南省境后称为沅水，是连接湘黔的交通要道。清水江中游地区道路开发的历程，与国家对该地区的治理过程密切相关，也是影响该地域空间的人口构成、集市变迁、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

一、“路学”相关研究

有关“路学”的研究最早由周永明提出，他在《道路研究与“路学”》一文中，以川滇藏区公路为具体例证，引出了与道路相关的道路史、道路的生态环境影响、道路与社会文化变迁等研究主题，进而提出“路学”研究[1]。随后在《重建史迪威公路：全球化与西南中国的空间卡位战》中论述了全球化如何影响人们的空间观和空间感受，以及当地人对他们所处时空的理解[2]。又通过《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与消费》一文对道路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评述，并結合功能主义的实证分析和现代性视角下的时空分析，将汉藏公路视为复杂动态的社会空间，从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費四个角度对现有的分析框架加以扩展，不仅关注道路的修筑过程及其相关社会历史因素，同时注重其象征性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建构[3]。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关注西南地区的道路研究，赵旭东等在《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一文中，以黔滇驿道为例，探索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贵州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进而探讨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其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正当性的过程，认为道路的变迁伴随和助推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也迫使道路建设必须与其相适应，且二者一直在形塑我国的民族关系，尤其是边地区域的族群关系格局，并且这种族群关系在不同的历史与时空背景下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和关系类型[4]。吴晓秋研究了驿道文化线路及因驿道而引发的非物质文化，强调文化线路无形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并指出贵州驿道文化线路时间跨度大、分布广、种类多，线路错综复杂，沿线形成的文化景观与人文遗迹是研究贵州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军事斗争、宗教信仰、文化变迁、民族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挖掘其文化内涵有助于确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同时也可服务于当地文化旅游的产业发展[5]。杨志强在《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中界定了“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湖广之间交往的一条驿道及其周边呈带状相连的地域[6]。随后杨志强、赵旭东等在《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概念，并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 “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7]。杨志强又在《“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一文中，通过对“古苗疆走廊”形成过程的追溯，探讨了国家力量、汉族移民及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与各民族社会带来的冲击，认为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点就是王朝权力依托“国家走廊”自上而下地开展“国家化”的整合过程，其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间有着内在因果关联[8]。张应强在《通道与走廊：“湖南苗疆”的开发与人群互动》中，通过梳理明清王朝对通滇驿道的维护与沅水上游支流的开发，以及地方政府兴筑“边墙”与经营湖南苗疆地区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该地区的人群构成及其在以水陆交通网络连接起来的地域空间中的互动[9]。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国家权力、道路开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清水江中游地区的道路开发

贵州省在西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东接湖南、北邻四川、西接云南、南连广西，是贯通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地。《明史》载：“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 ‘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然贵州地皆崇山深菁，鸟道蚕丛，诸蛮种类，嗜淫好殺，叛服不常。”[10]据此可知，早在明太祖时期王朝就已开始关注贵州，而“叛服不常”的“诸蛮”亦逐步被纳入“王化”范围。《贵州通志》载：“黔省自明始建置，郡县元以前皆为蛮夷。” [11]由此或可以说，汉人入黔就是为了平蛮夷，因此从一开始，苗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对立的。在贵州被纳入“王化”版图后，清水江中游地区一个特殊的黑苗群体——“九股黑苗”① ①“九股苗”或“九股黑苗”的称呼始于明代，指居住在今清水江中游及巴拉河沿岸并多次与明清王朝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黑苗群体。“九股”实为9个宗族组合而成的姻亲势力集团，在地域上有上、下九股之分，分别分布在丹江（今巴拉河）与清水江中游沿岸地区，共18个宗族组织，是当时该地区共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当该地区的苗民参与杨应龙反明事件后引起朝廷重视，为区分其他地方的黑苗群体，故此得名。 ，因参与了杨应龙反明事件而引起王朝的格外关注，其与王朝的对抗始于明朝，时断时续，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八更、施洞、偏寨一带的苗族人民曾英勇抗击清政府“开辟苗疆”；咸丰、同治年间，张秀眉曾以此地为起义军的据点，多次沉重地打击清军。反抗，可以说是对强迫性变迁的一种应对；而起义，则是对当时政府或权威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但是苗民与王朝的较量最终以清光绪四年（1878年）苏元春“平定苗乱”告终，而王朝将“九股黑苗”由“生苗”转为“熟苗”的过程，以及平乱后为稳定政局大力扶持地方经济的举措，也拓展了该地区的道路。

推荐访问:权力 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