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为利”：中国思想之根本精神

世人不少以为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而非科学的，甚至是直观的而非合理的。如是许多人亦以为我们虽拙于戡天科学，但长于“君子之道”云。并以此为中西文化之先天差异。其实这些话既不合理，亦不合于事实。

一切学问皆起于人间本位之理性思考。所谓科学非他，无非是利群目的、求真精神、理性态度、实验方法之结果。有此四者，以求事物所以然之故及其法则，所得虽有精粗，其为科学则一。今日提到科学，只想到最近的成绩，其实今日科学，都是人类长期努力的结果。

如果通观中西学术之变，我们可说在春秋时代，是全世界理智觉醒时期。不过在当时，波斯人忙于征服，发生祆教。犹太人忙于复国，出了许多预言家（阿摩斯、耶利米、以赛亚等）。在科学哲学上有重要贡献者是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在孔子以前，印度婆罗门有四大之说，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米利都，有物活论者。他们的自然哲学，并未高出史伯阳等人的学问，从纯年代的说，中国的物活论（五行说），在印度、希腊之前甚远。与孔子并世，印度出了佛教与耆那教。在我看，孔子实在更近于人情。希腊只有巴门底斯、赫拉克利图、皮达哥拉斯诸人，但我不以为他们一定比医和等人更近于近代科学。孔子以后，印度有六派哲学先驱者，科学有五明之学的惊人进步。希腊则有希罗多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图、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群贤辈出。其后归结到公元前三世纪之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和折衷派。其科学发达，实在亚历山大城，盖多受东方影响。但我国亦有战国诸子。就古代科学而言，印度人成就最高，除几何学外，印度一切科学，较希腊过之无不及（此亦可见东西文化说之无根）。以先秦诸子与同时印度、希腊相比，我们或有逊色。但此由希腊印度能综合巴比伦埃及之学，而且印度、希腊亦有互相观摩之便。而除几何代数不如他们，缺乏原子学说，此外，在基本水准上，中国一国所得，亦庶几无愧。更须指出者，到了两汉，中国人在全部科学——天文、数学、工程、医学、农学上，都压倒希腊人印度人。

而自此以后，印度无甚进步。罗马人承继希腊科学，一如汉人承继先秦科学。中国以后毕竟逐渐还有进步，而西欧则反而后退，要等待阿拉伯人出来才接踵前进；直到十八世纪，才有欧洲人决定的进步，即蒸汽机是也。一百多年来，欧洲人常说东方如何、西方如何。其实希腊学问自东方来，近代欧洲人亦自阿拉伯来，有何东西可说？近二三十年来，欧美有识之士，已经多知此理。不幸中国人还在根据他们的旧说，说东说西。须知中国科学之落后，乃对近二三百年之欧美而言。在整个人文史上，一时之参差，乃常有之事。还要知道，如科学史家贝雪尔（Peschel）所说：“如将古代机械上的发明与我们现在的相比，我们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没有超过他们。”在科學上，我们与西方人之差，只是一个蒸汽机。而蒸汽机者，也只是英国人因种种条件而发明，其他诸国仿效的。

近年以来，尚有以中国之文字结构、中国逻辑不发达，解释中国科学不发达者（如张东荪先生）。其实，世界各国文字除中文外皆为拼音，并非皆能发展科学。印度文字结构变化之繁密，较希腊文及近世欧文殆有过之。其原子论，其逻辑，其数学，亦进步甚早。但文化犹是，数千年几无进步。中世欧人之注重逻辑，较今日欧人尤甚，然并无近代科学。近世科学之发展在数学与实验之结合，并非出于逻辑。反之，日本人之文字学术，均传自中国，而六十年间，造船造机，足与英美并驾；科学进步，略逊德国，甚至在原子学上亦能有所发明。中国科学不发达只是近二百年事，而其故，其初由于闭关，罕观摩竞争之益。其后则压力太大，丧志无方。这不是中国文化本身之缺陷。

又有人以中国知识论不发达，为中国哲学不重知识之证，亦中国科学不发达之因。须知西欧近代知识论乃批评神学而起，同时又为科学方法探求之产物。中国无神学，科学未发展，故知识论不发达乃结果而非原因。又须知近世西方科学之革命乃十六七世纪以来之事，此由种种条件促成，将讨论于近代篇，要非中国文化本身之缺陷。

我还郑重指出，中国文化本是民主的、实用的。一民族建国传说，最足以表现其文化倾向。中国建国者的黄帝，不是神话浪漫人物，而是一个发明家。还有一点甚为有趣的，中国将蚕丝发明归于黄帝之妃螺祖，这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之尊重女权与母权。尊重女权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近乎民主的现象。未有阶级压迫而放过女人的。中国古史对于文王周公之母的母德，称颂甚多。黄帝以后为中国艳称的，是尧舜禹。这无非由于他们的才能与道德。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前者指智慧，后者指道德。禹三过其门而不入，功德流于万世。以后中国哲学无不以生民之利益为最高原则。我们可说世界最早之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实起于中国；此亦和平劳动过程中必然发生者也。《易》言“元亨利贞”。《洪范》五福，先言富。至于春秋之时，所谓“义以生利”，“义以导利”，“义，利之本”，“利以导民”，“义者利之足”，“利物足以和义”，成为一时之口头禅。此所谓利，自指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但这亦可能发生误解。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者，正以小人只知有私利、小利，而不知大利、众利而已。墨子“义，利也”，指天下之利、百姓之利，此与《易》文言所谓“义者利之和”，孟子所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义相通。《易传》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如外不能保国家之安全，内不能足生民之衣食，又如何谈到君子之道呢？

然则究竟什么是大利之标准呢？古人所谓“义以为利”，正是伟大知慧。这不仅指出道德与知识之一致，而且教训我们目的与手段亦须一致。“义以为利”又包括二者：一是利用厚生，二是和而不同。一为科学，一即民主。

这是健全常识，也是伟大真理。我们无迂怪之谈，而讲平正通达之理。中国农村春联上常常写着“义以为利”。如再想到义是利之和——总和与调和，我想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足以代表中国思想之根本精

神的。

（选自《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删节，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为我国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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