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

〔摘要〕1949年以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唯批》第五章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哲学路线”的观点来认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批判自然科学理论和改造科学家的理论依据。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以《唯批》为指导是有问题的。1978以来在政治和思想变革的环境下，主要通过李醒民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唯批》第五章的理论研究取得六个方面的突破，实现了对“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再认识。这项工作具有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八十年代；物理学危机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理论突破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5-0062-12

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是经典科学和科学哲学向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转变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尖锐期，其中夹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内容。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列宁写作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批判以马赫命名的“马赫主义”。由于列宁的身份以及俄国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唯批》在俄国及后来的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1949年以后《唯批》成为官方指导哲学。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以《唯批》为指导是有问题的。1978以来在政治和思想变革的环境下，科学哲学界针对《唯批》的理论观点，主要是物理学危机和革命、批判学派的评价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突破，是中国学术界独立思考的结果，对于推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深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集中讨论“ 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问题。

一、 列宁的观点及其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新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发生矛盾，导致了物理学危机，并引发了物理学革命。物理学的新成就及与此相关的马赫哲学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用于党派斗争，正如列宁所言：“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相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1]（251）列宁出于俄国国内无产阶级斗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需要，写作《唯批》来批判“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

这样，政治社会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研究领域的马赫主义就联系起来了。由于马赫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科学，因此，列宁的批判锋芒直指这个基础。他在《唯批》第五章中专门讨论了“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为理论分析工具，把马赫等人定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并对这个学派在物理学危机与革命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做了分析和批判。

苏联政权确立以后，列宁的《唯批》成为有政治强制力保障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哲学，列宁所阐发的观点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2]（24-30）1922年，列宁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辟坚持斗争，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家结盟。[3]（608-609）《唯批》第五章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成为苏联执政党认识和处理自然科学哲学领域问题以及哲学家与科学家关系问题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依据。苏联建国后面临尖锐的国际国内矛盾，列宁所阐述的理论原则在具体运用时极容易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纠缠在一起。哲学家从政治立场出发，必然要用意识形态观点分析现代科学问题；而发端于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现代科学和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等人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哲学在官方哲学家看来是唯心主义的。于是，官方哲学家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利用意识形态来批判现代自然科学、改造科学家。这就必然会出现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矛盾，哲学与科学的矛盾；而这个矛盾被看作是现代科学、科学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矛盾；其结果就是，代表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家与科学家、哲学与科学的激烈冲突。

在中国，《唯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译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不过在当时，列宁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理论观点及苏联在科学与哲学问题上的冲突对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1949年新政权确立后，列宁的《唯批》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成为指导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唯批》中的 “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哲学路线”的意识形态观念就进入了自然科学领域，成为当时中国自然辩证法的一个指导思想。它承担的一项使命就是借鉴苏联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和改造科学家的思想。1956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所刊登的一些文章就已体现出这种理论指向，

这里列一些《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可以说明问题：《“数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吴光磊、胡世华，1956年“创刊号”）、《“物理科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胡济民，1956年“创刊号”）、《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心理学说的批判》（丁瓒，1956年“创刊号”）、《现代唯物主义科学观与唯心主义科学观的斗争（上）》（龚育之，1960年第1期）、《关于列宁对“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批判——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而作》（林万和，1960年第2期）等。林万和的《物理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科学出版社，1959）和柳树滋、邢润川的《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人民出版社，1977）则是这方面的理论著作。这体现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反映了《唯批》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

在政治为中心的年代，意识形态观点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它会在政治力量的保障下付诸实践。“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活动，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批判思潮；所批判的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宇宙学、医学、农学等各个方面。”[4]（86）这些自然科学批判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理论依据和批判方式来自《唯批》和苏联。尤其在“文革”的极左政治环境下，与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发展成为对自然科学的“革命大批判”，在批判文章和著作中随意引申、发挥，对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造成极大的危害，对科学家的精神乃至肉体造成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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