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特点探析

工作中，首任云贵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比较重视文治。赵廷臣在上清廷的《抚苗疏》中提出，为了巩固清朝大一统事业，应乘此遐荒初辟之机“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建议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康熙年间，平定了安坤之乱和吴三桂叛乱，局势渐趋稳定，书院开始复苏。一批治黔官吏本着儒家“化民成俗”的思想，注意在贵州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和重建了一批传统书院，并在民族地区新建了一批书院。如重建了石阡府明德书院、贵阳阳明书院、思南为仁书院、镇远秀山书院、思州思旸书院等；新建了平越溥仁书院、遵义培英书院与启秀书院、毕节黎社书院、鹤山书院、松山书院等。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在貴山书院带动下，贵州书院大规模复兴。嘉庆、道光年间，贵州尽管仍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政局基本稳定，书院持续向前发展。

1854年以后，贵州爆发了绵延18年的咸同战乱，贵州教育事业饱受摧残，书院发展跌入低谷。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到光绪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复苏，书院迅速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

（二）反映清代贵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66]

从清代书院分布情况来看，黎平府位居全省之冠，其次是思南府与遵义府。而这些地区书院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推动。贵州学政程恩泽曾说：“黔郡州十三，富郡二，曰黎平，曰遵义。黎平的木，遵义的茧。”清代贵州的两个富郡，一遵义一黎平，前者以蚕桑经济而闻名省内，后者则以林木经济而富甲一方。尤其黎平府和遵义府的书院数量能够居全省前列，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密切相关。

黎平府有千里林海，素称“杉木之乡”。明清两代以供“苗杉”而闻名。木材贸易到清代更加发展，所述“上河苗民，合靠卖木为伊日食”，据光绪《黎平府志》载：“在数十年间，每岁可卖二三百金，黎平大利在此。”随着清代资本生产方式的逐渐发展，黎平成为全省最大的木材出口地，林业营销的发展不仅使黎平经济富甲一方，而且还推动了黎平府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黎平木材运销发达，造就了一批官商，社会各界亦有力量捐办书院。清代黎平知府陈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年之内创办了龙溪、双江、双樟、上林和清泉等五所书院。成为清代一年内创办书院最多的官吏。在陈熙的影响下，黎平绅商也纷纷捐建书院，使黎平府成为全省书院最多的地区。书院的发展，使中原文化广泛进入千里苗疆，推动了黎平地区的人才培养。根据记载，自雍正五年（1727）张广泗请设黎平考棚开科后，科举制度在黔东南民族地区推行，科甲之士联袂而起。康熙年起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黎平府中进士33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麻哈（今麻江县）夏同龢考中状元，使中原人士对贵州文化刮目相看。

同样，遵义府的书院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在明朝以前，遵义主要以农耕为主。至明朝成化年间才开始有生铁冶炼活动。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壂从山东引进蚕种及丝绸织造技术，遵义丝织业大兴，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兴旺。陈玉壂，山东历城人，初由荫生补光禄寺署正，继任江西赣州同知。乾隆三年（1738）调任遵义知府，“日夕思所以利民”。那时，遵义府城四周槲树茂密，老百姓只是沿袭传统的卖材烧炭。而在陈玉壂的家乡山东，人们早已用槲树养蚕获利。陈玉壂到任后巡視四乡，见遵义槲树说“此青、莱间树也”，认为遵义可以像山东一样发展蚕丝业，养蚕富民。于是：“四年（1739）冬，遣人归历城售山蚕种，兼以蚕师示。”但遵义距山东路途遥远，约有2000公里路程，往返一趟需过上百个驿站，耗时几十天。购种人与蚕师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往回赶，到达湖南沅江时，南方已进入春天，气候变暖，蚕茧提前出娥，蚕种报废。乾隆六年（1741）冬，陈玉壂再次派人到山东购蚕种，并要求春节前赶回遵义。次年春，陈玉壂将蚕种分给府署西侧（现遵义市红花岗区府后山一带）的百姓放养。当年，春茧获得成功。他即传令各地，学会“放、养、缫、织”之法。百姓如获至宝，积极响应。《遵义府志》载：陈玉壂“口讲指画，虽风雨不倦”。但因气候炎热，秋幼蚕经烈日曝晒，未能吐丝作茧，引种未取得成功。陈玉壂并未灰心丧气，再一次派人去山东采购蚕种，并聘请技师和织绸师来遵义教百姓放养和织绸。乾隆八年（1743）秋，遵义养蚕终获成功，全境蚕业大丰收，“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茧八百万”，陈玉壂以优价收购。除部分用作缫丝织绸外，进一步扩大养殖范围，遵义蚕丝业迅速发展。此后百余年间，黔北地区一直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仅遵义一县“赋税几敌全省中”。遵义农村“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遵义优良的蚕丝及丝织品，吸引外省富商大贾纷至沓来，“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缴，界绝不邻之区”。“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玉壂之力也”。蚕丝业的发展，不仅给遵义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促进了遵义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学校次第兴起，使得广大乡村“经行虽辟，无一二里童声”。除官学、义学、私塾外，书院大量兴起，人才不断涌现，“每年岁科乡会人士亦居十二”“省试举48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清代中后期，以沙滩文化为代表的遵义文化崛起贵州高原，名师硕儒，代不乏人。莫犹人及其弟子肖光远等主讲遵义湘川、启秀、培英书院，博习经史，讲论经学，造就一批黔中人才，除“黔中之君子”郑、莫、黎外，有黔中大儒雷廷珍，留学日本专习农桑的况良土等。遵义府成为清代贵州文化的首善之区。

（三）清代社会发展不平衡对贵州文化教育领域影响 [67]

纵向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确有很大发展，但横向比较，贵州的书院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根据李国钧《中国书院史》统计资料，自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662-1735），广东省建有书院101所，云南省80所，广西35所，贵州省34所，四川省25所；乾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736-1840），广东省新建书院190所、四川省新建书院188所、贵州新建书院83所、云南省新建书院70所、广西新建书院65所。总体上看，康雍时期，贵州书院数量超过四川；乾嘉道时期，贵州书院发展超过广西和云南，但与广东、四川的差距明显增大。从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受国家统治政策的制约，又受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明代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的数量和分布都极为可观，由于各种原因先后废毁的数量也超过前代。由于经费、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书院的废毁现象十分严重。如贵阳的阳明书院、兴义的笔山书院，创办以后都经历多次的重建、改建，才得以保存。又如“思郡开学以来即有书院，相沿虽久，经费缺如。各县书院举而废，废而复举，其初贤有司力为振兴，规模粗立，往往因不能善后，旋归废弛。”石阡府书院“聚散无常，至间其故，非窘于日用之不继，即苦于膏火之无赀”，大定府平阳书院“卒以经费未充，故君去而院即废……前后数十年间兴而废，废而兴已三见矣。”根据文献记载整理，清代贵州书院建设情况统计见图表7。

统计数据表明，清代贵州书院中，经历多次重建的有31所，占书院总数的16%。据史载，在清代贵州的192所书院中，毁于战火8所；毁于水灾2所；改为寺庙、署衙者3所；无力维修废毁14所；其他原因废毁者8所。被毁废的书院共计35所，占书院总数的18%。由此可见，清代贵州书院发展十分艰难，开始都是有识之士、贤能之辈大力振兴，创办后虽然规模初立，但发展艰难，往往因不能善后而旋归废弛。许多书院之所以能够举而旋废，废而复举，在于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能够保存到清末学制改革前夕的书院，一般都是贵州省具有相当实力和重要影响的书院。

此外，清代贵州也有一部分书院创办于1850年鸦片战争以后。甚至在维新思想席卷全国，传统教育已遭维新人士口诛笔伐之时，贵州仍有部分官绅还在热衷于创办书院。如锦屏的兴文书院，是1900年县丞周锡恍迁建的；镇远重安（今黄平县）黄品超倡修了凤山书院；1902年天柱县还在改建白云书院。贵州最后一座书院是建立于都江厅（今三都县）的合江书院，创办于1907年。此时，清廷已下诏令“废书院，兴学堂”，全国已普遍推行“癸卯学制”，实行新式教育。合江书院创办后，延请贵阳丁楚材作主讲，由于不合时宜，一年后停办。

这些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清末教育改革在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贵州社会对传统书院教育的怀念。这部分书院的旋起旋落，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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