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艺术学学会年会暨

011年11月18日至19日，由全国艺术学学会和广西艺术学院主办，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艺术百家》杂志社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地域文化与艺术”暨第七届全国艺术学学会年会在广西艺术学院顺利召开。本次会议收到论文近200篇，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院（所），以及政府文化部门的53家单位近160位代表参加了本届年会。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教授，全国艺术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全国艺术学学会秘书长、上海大学蓝凡教授，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副巡视员陈迎宪博士，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巡视员林宁分别为大会开幕致辞。

在开幕式上，凌继尧教授就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后，提出了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设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四个二级学科的学科设置构想。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就创新素养的养成及其创新资源的议题，阐述了艺术创新人才应当具备的共同的素养，包括好奇心、跨学科的素养、想象力、协作与务实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提出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体系，需要注意到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本身的独特性。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应当重视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元素，因此艺术学理论可以称为普通艺术学或者一般艺术学，它提炼出涵盖各个门类共同性的一些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积极关注艺术学现今发展状况，认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有诸多需要拓展和完善的地方，在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这个历史转折期，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从不自觉向自觉迈进。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从“华语电影”的角度，谈了重视本地的受众认可和坚守本土特色的重要性，对当下一些中国电影毫无保留地接受好莱坞的评判标准提出了自己的忧思和建议，指出只有反对趋同，坚守自身的强大和多样化才是中国电影首要生存条件。中国美术学院的曹意强教授指出，正如地域文化研究离不开整体学科的框架，现在我国将艺术学设置为一级学科门类，也是为艺术学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框架。艺术学学科建设应当注重理论研究，处理好创作与艺术研究的关系，把艺术学研究纳入整个人文学科研究当中看待。上海大学蓝凡教授以上海的“海派”为例，就地域艺术风格学和门类艺术风格学各自成立的可能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深切思考。

本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虽为“地域文化与艺术”，但代表们除了研讨“艺术学视域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议题以外，还围绕与艺术学学科相关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艺术理论研究”、“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等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讨，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为期两天的会议研讨使与会人员感到受益非浅。大家认为，本次研讨会延续了艺术学年会在学术研讨上的高品质，针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展望，尤其是围绕“地域文化与艺术”的议题所展开的创造性的思考，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关系以及艺术如何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服务、如何为国家和地方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服务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的意义。

一、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这次会议是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最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方案，将艺术学科提升为“门类学科”以来召开的第一次艺术学年会，与会代表高度重视此次学科调整之后艺术学的发展走向以及应变对策。

刘承华（南京艺术学院）就文化影响艺术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了文化对艺术的功能预设，文化复制，以及文化对艺术所作的意义限定这个三问题。阎国忠（北京大学）的发言题目是《自然·生产·艺术——从赫胥黎论“宇宙过程”与“园艺过程”谈起》，他借鉴赫胥黎的“宇宙过程”和“园艺过程”两个提法，阐述了艺术是如何以其自身的完整、节律和次序复现自然并规范自然的。李荣有（杭州师范大学）探讨了艺术学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提出可以分为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创意与管理三个方向。他认为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以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慎重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张伟（鲁迅美术学院）着眼于艺术学管理学科的定位，认为由于艺术学属于人文学科，其中包含着诸多管理学学科所不能涵盖的精神内容，因此艺术管理并不完全属于管理学科。谢柏梁（中国戏曲学院）以“艺术学科背景下的戏剧与影视学”为议题，指出艺术应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构建艺术学学科门类时一定要严谨慎重，例如戏剧、戏曲应当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贾涛（河南大学）提出：艺术升格为门类后，高校艺术教育格局为之一变，艺术专业学院应强化艺术理论人才和技术性人才培养，而非艺术专业高校，则应当提高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地位。刘桂荣（河北大学）展望了艺术学学科的未来建构，强调应把中国艺术学理论纳入到教学中来，在教材上突破现有模式，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突破西方理论的牵引，建立有自身特色的艺术理论。

二、艺术学视域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本次会议，各位代表在“艺术学视域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论题上，就自己近年来深入研究的议题，从宏观的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史、微观的区域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中外比较艺术史等角度展开论述，议题包括“俗文化的当代意义”、“我国民族艺术传播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意义、不足及其应对策略”、“当代性与地域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艺术”、“论民族艺术本体及其文化内涵”等。这对于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金丹元、文斌（上海大学）以《日常生活化式的“怀旧”与艺术美的“精神性”之消长》为题，指出当下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中所出现的怀旧题材，以及不同消费人群对于怀旧艺术的迷恋，具体地反映出艺术美的“精神性”存在着新的消长之两面，也折射出一种所谓“永恒的文化乡愁”对于“精神性”的沿袭和背离之悖论效应。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分析了俗文化的当代意义，认为俗文化是与雅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文化形态，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既相互对立和依存，又并行不悖。俗文化具有自身丰富的特征，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使命，具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有显著的局限和消极作用。正确对待和引导俗文化的发展，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徐子方（东南大学）立足于宏观立场，探讨了人类艺术发展中的地域性流变。他认为艺术史的发展总是围绕一个中心，以此向外传播扩散。随着中心艺术创新活力的衰减，中心也在不断转移，其趋势由西向东，自西南欧而环地中海，然后再继续东移。随着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艺术史的发展中心转移到了亚洲，印度、中国、阿拉伯及伊斯兰诸文明为代表。公元1258年阿拉伯帝国灭亡，标志着延续了将近三千年的东方艺术辉煌的终结。之后虽然中国文明还在继续，但已不足以挽回东方文明衰落的颓势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重登人类艺术巅峰。施旭升（中国传媒大学）提出，艺术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一种重要的标志就是从传统的地域性文化向现代场域性文化的演进。就艺术文化的生成机制而言，古典艺术多属地域性的；现代艺术则多属场域化的。但是，艺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却不仅意味着对于地域文化的突破与取消，而且应该造就出一种新的“地域—场域”化的生存模式。林少雄（上海大学）认为，当前中国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严重断层，具体表现为民族艺术的传播渠道狭窄、民族艺术元素的现代转化能力严重不足，文化产业发展与市场运营结合模式的创新度不高，对外传播效果极不理想，因此迫切需要对中国民族艺术对外传播的观念、形式与功能进行定位，以便为国家形象的更好塑造提供具有可操作性并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高兴（山西大学）就晋南陶寺史前艺术的图形学研究阐述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这些艺术文物对于我们了解史前艺术的发展状况与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能帮助我们由此上升到对具体器物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探究。陆建业（广西艺术学院）以广西凌云泗城壮族巫调本体的文化特征作为切入口，深入探究了民族艺术本体之社会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文化价值。卢志红（广西艺术学院）以广西南宁作为个案，探讨了利用生态优势打造地域特色文化的可行性。高兴玺（山西大学）的发言指出，山西晋商聚落成功将市集与民居联系起来，实现了传统民居的变异。韩波（济南大学）着眼于礼仪祭祀和日常习俗中的民俗造物，指出其具有通神致灵和心理救赎功能。刘健（广西艺术学院）分析了中西古典悲剧的审美差异，并深入探究了造成二者差异的深层地域民族文化的原因。李轶南（东南大学）总结了南京剪纸艺术的独特艺术风格，认为这些风格充分体现了南京特有的民俗民风及地域文化特征。马卫星（哈尔滨师范大学）分析了北疆地域音乐的三种类型（土著少数民族民歌民谣、二人转移民乐曲以及苏俄音乐文化），论述了黑土文化对北疆地域音乐艺术的培育和影响。韩春丽（哈尔滨师范大学）以《传播地域音乐的创举》为题目，分析了二人转对黄梅戏、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嫁接。钟红雨（南京艺术学院）从“术”与“道”作为切入点，就“大学里的艺术教育”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杨道圣（北京服装学院）基于民族特性的立场，比较了近代英法两国男装风格的异同，认为英国男性和近代男装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黄永健（深圳大学）区分了“地方艺术”和”“本土艺术”，指出：地方艺术是发生在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意义的艺术形态；本土艺术是发生在一个较小区域内的以人类的本真情感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形态。金昌庆（南京艺术学院）分析了西部歌曲MTV网络传播的原因，认为其所蕴含的前工业文明情感、宗教情怀、民族情调等，契合了后工业时期人们对心灵原乡的渴求。李海生（广西艺术学院）阐述了壮族音乐与人之关系表现出的价值作用，包括审美享受、娱乐消遣、交流、加强顺应社会规范、促进文化的延续和巩固等。刘玲玲（广西艺术学院）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主要切入点，对北路壮剧和布依戏进行了阐述。黎珏辰（广西艺术学院）探讨了当前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化措施。章超（广西艺术学院）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中的区域民族文化传承议题。梁冬华（广西艺术学院）以主体间性美学理论作为研究视野，着眼于“漓江画派”艺术创作活动的研究，揭示了艺术创作活动中画家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尹文（东南大学）分析了采风的传统与《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艺术多样性以及诗歌美刺时政的作用。陈宗花（河南大学）以日本无形民俗文化财“祗园祭”为例，阐述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胡春涛（南昌航空大学）以河北蔚县暖泉老君观三清殿壁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壁画表现的题材内容、年代、空间分布、粉本来源等相关问题。刘茂平（湖北美术学院）概括了楚国漆艺的传统及其特点，总结了对湖北为振兴漆工艺所作出的努力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史宏蕾（太原科技大学）提炼了晋南木版年画的地域文化特征，分析了晋南木版年画的形式与装饰语言。石红霞和刘玲玲两位老师（广西艺术学院）解读了汉族人口历史迁徙与南方汉族民歌色彩格局的关系。李剑（广西艺术学院）阐述了城市文化品牌的定义和特征，探究了城市文化品牌定位应注意的问题。简圣宇（广西艺术学院）回顾了中外画派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从学理上对“漓江画派”的“打造”问题进行了史学梳理和理论思考。张玉安（北京服装学院）细致探究了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步摇”在中原和北方不同地域文化的作用下，所呈现出的各自独特风貌，并且深入分析了二者在形制、佩戴方法、审美倾向、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伊宝（太原科技大学）晋南墓室砖雕作为中国古代砖雕的一个重要分支，对其研究可以详细的解析宋金时代社会、政治、建筑、科技、宗教和艺术等多门类学科的时代状况与历史背景。肖文朴（广西艺术学院）提出要研究“嘹歌”歌圩的保护问题，以使之得以传承和发展。李佳一（上海大学）提出，应当通过研究城市标志性建筑与城市地域文化的关系来探讨地域文化与艺术的关系。戴丽霞（广西艺术学院）介绍了音乐创作中铜鼓音响模拟的和声运用问题。梁茵（广西艺术学院）恳谈了自己在教学中将健身操与壮族民间舞蹈相融合，在健身操中再现壮族民间生活和图腾崇拜表现形式的尝试。

三、学科建设与艺术管理

艺术学学科的建设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分析与规划，而艺术管理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新兴学科则亟需研究者进行慎重和细致的研究。董峰（南京艺术学院）从艺术管理学的缘起、系科设置以及专业与课程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其学科进展状况与未来发展走向。高迎刚（山东大学）以教育者、受教育者，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等四个要素为切入点，分析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教育的借鉴意义。刘金龙（山东艺术学院）针对当下各种艺术产业园盲目上马的问题，认为应该在学理和实践上区分艺术产业和艺术产业化，对于艺术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倪进（东南大学）认为当前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和价值是基本吻合的，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品成交活跃、成交量放大是与中国经济的繁荣基本一致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性。邢莉（南京艺术学院）提出要明确和强调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中国属性，关于该学科定义的描述需要作适当的补充和进一步的完善。张力（广西艺术学院）指出艺术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复合型、应用型的艺术管理人才，故而集成课程模块、整合课程内容、形成课程合力，构建理论联系实际的项目化教学模式成为培养应用型艺术管理专业人才的当务之急。何世剑（南昌大学）以江西高校作为具体的研究案例，探讨了艺术教育的瓶颈问题及发展对策。郑春晖（广西艺术学院）从孔子故乡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缺陷出发，阐述了自己设想的开发模式。王谦（南京艺术学院）指出艺术学学科的划分以及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有可能使得门类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发生重叠。马卫星（哈尔滨师范大学）论述了跨界民族艺术交流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意义。翁再红（南京艺术学院）论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模式。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借鉴费德勒的理论思考了当下的艺术学理论建设。黄艺平（广西艺术学院）分析了边境红色文化旅游的特点，并探讨其跨文化传播意义，提出了红色文化旅游跨文化传播的途径。王希俊（中南大学）分析了企业艺术创意的本质、目的及其表现方式。于杰（广西艺术学院）以旅游产品层次性和守门人理论分析了广州的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四、艺术理论研究

艺术学理论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批评实践。理论与实践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从而为更高层次的实践服务。曲春景（上海大学）着眼于银幕空间与地理空间互逆的研究，分析了上海电影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影响。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回顾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学史的叙述路径，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赵晓红（上海大学），从戏曲本身雅俗共赏的特点、京剧在清末的异军突起、谭鑫培本身的地位等方面入手，以戏曲史为主线，阐释了戏曲《定军山》为中国戏曲电影奠基之作的必然性。薛龙春（南京艺术学院）提出任何艺术史研究方法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适用的范围。刁生虎（中国传媒大学）独辟蹊径，提出道家美学对中国影视创作主体的思想积淀和影视意识的观念培育均具有极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实践价值。杜彩（中国传媒大学）以电影工业、电视大众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结构复杂性。郭文成（东南大学）力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的发生谱系、主题谱系以及价值谱系等的阐述，揭示其生成之道路。王宏彦（江苏大学）介绍了剪纸的装饰语言及其在当代灯饰设计中的运用。鲁庆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对中国古代“技”“艺”论及欣赏论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古代艺术带有典型的泛艺术主义特征。马军英（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电影研究要重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可将之运用于徽标、广告、电影的分析。黄望莉（上海大学）畅谈了电懋时期张爱玲电影的叙事特色，认为这一时期张爱玲所编写的八部影片，呈现出她及其当时香港南下影人们的流离感和自我身份归属的困境。喻琴（南昌大学），目前关于“红色舞蹈”的研究非常欠缺，而把握红舞的发展概况和不同时代美学特性，能为今天的红舞编创提供学理依据和思想创意。黄海澄（广西艺术学院）目前研究者中有二派，专注于部门艺术研究的就强调个案研究，而侧重于美学研究的则强调宏观研究，而实际上两者皆有偏颇，应当相互结合起来，建立起成体系的艺术学研究。冯巍（中国传媒大学）以1990年热播剧《渴望》和《围城》为案例，阐述了中国电视剧批评维度的建构。

闭幕式在各小组汇报总结之后，由《艺术百家》杂志社主编楚小庆致辞，他代表承办方向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对艺术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未来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阐述。他进一步指出，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所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社会意义应该是“构建核心价值”；艺术学理论应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时刻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达到能够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影响和塑造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最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的宏伟目标；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是实现其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前提是从文化自觉逐步走向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高度实现自身发展的学科自觉、学科自信、学科自强，从而得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社会担当、时代担当和民族担当。随后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教授发言，他从当下中国影视剧出现的罔顾历史事实的“改编热”谈起，指出文化离不开优秀文化传统的支撑，当下的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一定要直面现实问题，随着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我们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应有所突破和建树。接着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全国艺术学学会副会长彭吉象教授发言，他指出艺术学成为一级学科为艺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就此次会议的议题“地域文化与艺术”提出，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他还代表学会宣布，将在全国艺术学学会的一级组织下分设二级的全国艺术学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主任为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最后，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潘晔为闭幕式致辞。会议最后交接会议牌，下一届全国艺术学学会年会由河南大学主办。

（责任编辑：徐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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