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档案：吕班电影创作巡礼（三）

《新儿女英雄传》（1951）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4本。根据袁静、孔厥同名小说改编。编剧：史东山；导演：史东山、吕班；摄影：高洪涛；演员：今欣、姚向黎、谢添、赵子岳、郭允泰等。

青年农民牛大水和同村姑娘杨小梅两情相悦，小梅的母亲却要她遵守父母之命，嫁给不务正业的张金龙。适逢1937年“七七”事变，国军大批后撤，八路军向前挺进。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共产党，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抗日自卫。牛大水参加了人民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杨小梅不堪婆母和丈夫虐待，回到娘家，也参加了革命，和牛大水一起参加了学习班，随后回村工作。地下党员黑老蔡，率领游击队袭击了日寇交通艇，抗日军民士气大增。张金龙在杨小梅劝说下，一度参加游击队，随后却又投奔了何世雄，当了汉奸。在日伪军联合“大扫荡”中，杨小梅孤身脱险时负伤，牛大水亦因营救战友而被捕受刑——施刑者正是张金龙。游击队俘获了何世雄的儿子何狗皮，迫使何世雄以牛大水交换。牛大水受刑重伤，杨小梅受组织分派，照顾了他一个多月，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得以重修旧好。此后，在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日伪军焦头烂额，小梅得知何世雄部撤退回镇的消息，黑老蔡率领游击队实施伏击，活捉了何世雄和张金龙。

本片与《吕梁英雄传》同调，都是讲述共产党领导地方武装抗日的故事，前者发生在山区，人物质朴；本片在水乡，人物清秀。不过，两部影片的叙事重点有很大不同，从片名即可看出差异，《新儿女英雄传》有英雄，亦有儿女；说传奇，先说情事。影片的第一场戏，就是男女主人公出场，牛大水和杨小梅相互偷觑，两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对话，似乎无关私情，观众却获得了暗示：他们之间有故事。随后小梅给大水送菱角，激动而慌乱的情形，让观众产生旖旎联想，由此建立情感认同，关心小梅的命运。母亲要她嫁给张金龙，透过牛大水的孤独背影，余隙中看迎亲的花轿队伍从村路上走过，对大水的愤懑和忧伤，观众感同身受，自有强烈共鸣。此时，日寇入侵，国族危亡，还只是氤氤氲氲的时代背景，小梅的婚姻情感，是此刻电影叙事、观众关心的重点。一个全民抗战故事，却聚焦于个人情感和命运，当然是巧思和创新。通过小梅受屈辱、逃回娘家、决心反抗、参加革命、自主人生的经历，把男女私情与国族危难、儿女英雄抗日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丝合缝，相得益彰。杨小梅成长为抗战英雄的故事，让影片别具一格。

影片的叙事，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作者雄心，远非止牛大水、杨小梅和张金龙的三角恋，也不止于呈现地方武装的英雄传奇，而是要书写华北人民抗战史诗。影片从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开始叙述，国军后撤，八路军前进，由此建构起历史的框架。地下党员黑老蔡、刘双喜领导抗战，牛大水、高屯儿积极跟随，普通乡亲彷徨观望，李六子浑水摸鱼，申财主胆小怕事而六神无主，何世雄趁火打劫且见风使舵，张金龙成为左右摇摆的变色龙……影片中人物，作为乡村的各种典型，形成完整的社会画卷。男主角牛大水，本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普通农民，生计维艰，在减租减息中获得生机，从而成为抗日保家的时代英雄，他的故事，完整地呈现出共产党主导的社会变迁。日寇侵华的巨大危机，如大浪淘沙，真正的儿女英雄，不仅积极参加抗战，而且改变并创造自己的历史。

《新儿女英雄传》的影像艺术水准，大大超出了当年的其他电影，令人耳目一新。影片开头画面就非常吸引眼球：随风飘动的杨柳、初升的朝阳、微波荡漾的湖面、天空中造型各异的云彩，共同组成了静中有动的水乡画卷。随后镜头横移，转至湖面，再至湖畔农家院落，与杨小梅、牛大水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还有水边的船、水中的鸭，在简单构图中完成人物与环境的介绍，简洁如艺术教科书。本片的运动镜头更让人印象深刻，从杨小梅给牛大水送菱角，到牛大水与跑步回村的村民擦肩而过，到该村民报讯说“昨个晚上日本鬼子炮轰了宛平城”，镜头持续运动和叙事重点转移，简直天衣无缝。游击队在白洋淀中袭击日军汽船成功后，“雁翎队”归来，受群众欢迎的系列镜头，堪称经典性影像镜头组合。本片画面构图优美，画质澄澈清新，镜头自由灵动，调度挥洒自如。更难得的是，影像和叙事契合，呈现了内在艺术张力：内容如史诗般完整厚重、大气磅礴，形式上则如水墨画卷般清新明晰、舒缓从容。大全景和长镜头的巧妙运用，不仅使影片视野宽广恢宏，亦凸显静观与凝思气质，体现了东方美学的现代化魅力。

由于是根据小说改编，影片中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台词生活化、口语化，且有明显的地方韵味。片中演员形象准确，表演质实到位，牛大水（今欣）俊朗憨实，杨小梅（姚向藜）清丽娇柔，黑老蔡（赵子岳）坚贞敦实，张金龙（谢添）骄宠嚣张。演员沉浸于角色，角色始终在生活中，没有刻意的表演痕迹。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新儿女英雄传》获得“导演特别荣誉奖”，可谓实至名归。在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评选中，该片只获得了三等奖，出人意表，亦难称公道。其原因，或是因为当年评奖标准，以政治意义为重；或是影片博大幽深的艺术追求，不符合当年评奖人的欣赏口味。

《新儿女英雄传》银幕的演职员表，开头是“导演：吕班”；后面是“编导：史东山”，这种奇特的署名方式，未免让人迷惑。在《中国艺术影片编目》中，该片导演是二人联名，即：史东山、吕班。吕班对该片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不得而知。说《新儿女英雄传》是吕班电影，是否合适？似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该片副导演郭维晚年发表回憶文章《我怎样走进影坛大门——回忆我的老师史东山》，详细讲述了他协助史东山创作《新儿女英雄传》的过程，可知史东山是在体验了生活、改编了剧本并完成了导演设计之后，才邀请吕班加盟做执行导演。由此看来，史东山是影片的设计师，吕班是工程师，负责现场指挥。吕班当年曾发表《〈新儿女英雄传〉摄制简记》，并未谈及自己对影片摄制的具体贡献，只说：“我跟着史东山同志，学习了不少电影导演知识。”吕班这样说，足见他有真的聪慧和谦逊——只有真聪慧的人才能如此——真实情况应该是：在《新儿女英雄传》的拍摄过程中，吕班作为现场执行导演，肯定有诸多贡献。

《六号门》（1952）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1本。根据王血波、张学新同名舞台剧改编。编剧：陈明；导演：吕班；摄影：杜榆；演员：郭振清、李紫平、谢添等。

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方某城六号门货场，马记脚行老板马八辈、马金龙父子，一面上涨运費，一面扣发搬运工人的工钱。很多工人家揭不开锅，胡二食不果腹，工作时险些摔倒；其子饿极，到货场寻食，竟被马家打手活活摔死。工人们群情激愤，地下党员丁占元，领导搬运工人进行斗争。马八辈为了敛财，提前庆祝七十大寿，丁占元率领工人群众齐聚马家，向马金龙提出立即发放欠薪、提高利润分成的要求。马金龙被迫答应发放欠薪，不答应提高分成比例，六号门工人联合全市搬运工人大罢工。马金龙气急败坏，让警察抓捕工人运动领袖，丁占元因胡二报讯而脱险，胡二被捕入狱。城市解放后，工人翻身，胡二出狱，马金龙试图收买胡二等人，遭到胡二的拒绝和痛斥。其后，胡二担任了工人服务站站长，丁占元担任了工会主席。马金龙又到区政府控告胡二、刘斌侵占了他的私人产业，受到王区长的驳斥和批判。马八辈气急败坏，召集股东打手，来到货场，要和服务站里的工人拼命，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马八辈、马金龙父子都因其恶霸行为，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公审处决。

这是吕班导演的第三部影片，独立执导，却还是第一次。本片由同名话剧改编，编导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让话剧电影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运用电影镜头蒙太奇形式，改变话剧的场、幕结构；二是以生活化的表演形式，改变话剧的舞台风、话剧腔。在这两方面，影片《六号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电影开头，是搬运工人拉大车前行，道路纵深，路面泥坑，俱非舞台所能。在大车行进过程中，丁占元、胡二等逐个特写，不露声色地将主要人物介绍给观众，接下来在货场见面，即成熟人。影片中的大场面，亦非舞台表演所能：马八辈做寿时，讨要工钱的工人乘坐多辆马车，分三路直冲马家的镜头，群众运动气势惊人，初步显示出工人团结的力量。而后工人罢工，警察局长试图率部镇压，局长掏出枪时，汽笛一声，工人和市民队伍从不同方向声援，如排山倒海，地动山摇，进一步体现出劳动人民大团结的主题。城市解放时，市民群众庆祝，奔上堤坝，登上高楼，系列镜头组合，画面空间纵深感十足，更好地烘托了胜利喜庆的氛围。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细节呈现。例如，影片开头，胡二饿得无力工作，丁占元送他一个窝头，胡二吃了一半，儿子来此，胡二将窝头分一半给儿子；小家伙又将一半的一半分给小伙伴，这一窝头细节，不仅充分表现了饥饿主题，同时也传递了阶级友情、人间温暖。解放后，胡二出狱归来，妻子蒸了一笼窝头，小小细节，形成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又如，货场一片忙乱，国民党士兵说是“军需用品”，话音未落，一个货箱摔破，里面竟是香水脂粉。这细节不仅暴露了货物真相，更将旧社会军政官场的腐败暴露无遗。再如，影片中插入一个高官富豪“挤飞机”的镜头，短短十几秒，即真实反映出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历史瞬间。再如，马八辈开香堂段落，是本片戏剧性高潮，程序清晰，氛围诡异，堪作黑社会史、风俗史和生活史档案。影片开头结尾，也有相互呼应的细节：开头是胡二等人拉大车，沉重压抑，举步维艰；结尾处，胡二开上了汽车，李俊华开上了吊车，更有装满货物的火车呼啸而去，气氛热烈欢快，新旧对比鲜明。

影片还有重要收获，是让郭振清担纲主演工人胡二，不仅是因为他有表演天赋，也因为他的形象本身：浓眉大眼，健康活泼，质朴憨厚，正派大气，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标准形象：宜工、宜农、宜兵。请评书演员陈士和出演马八辈，也是一大惊喜，陈先生少年时参加过义和团，干过多种杂役，后学说评书，成就斐然，他塑造的马八辈，有真实江湖气。该片更大惊喜，是谢添饰演的恶霸马金龙，没把角色演成凶神恶煞，亦非地痞流氓，平常的一举一动间，尽显霸气凌人。影片中其他演员在努力扮演角色，唯谢添成了角色化身。谢添是杰出的电影演员，《新儿女英雄转》中的张金龙和《六号门》中的马金龙，都是卓越的艺术创造。

吕班导演《六号门》，并非影片原配，实是二婚。该片第一任导演是吴祖光，拍摄进行了大半，样片审查不能通过，电影局决定，由吕班接手重拍。吴祖光是话剧神童，也有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遭遇中途换帅，应不是影片有艺术质量问题，而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电影《六号门》由话剧改编，按理说，影片创作过程应该简单而顺利。实际不然。剧本虽然审查通过，但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还是提出了10条修改意见，诸如“剧本中所反映的解放后搬运工人的自发斗争显得孤立，无领导。应该增加比较高级的党与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应将解放前的描写酌情删减，加强表现解放后的工人斗争”等。

吕班接手，顺利完成了任务，却也留下了一个悬案。电影史家程季华在回忆袁牧之的文章中说，吕班无法完成影片剪辑，求电影局长袁牧之帮忙，袁牧之熬了好几个通宵，才把《六号门》剪辑完成。此说应非无稽，但也不无夸张，说吕班翻过来倒过去都剪不成一部影片，不见得符合实际。当年陪吕班送片的东影剪辑师周莹箴，提供了另一个记忆版本，说袁牧之“没有大动干戈，并没有说把这场颠到那场，把那场又颠到这场，再加拍什么，都没有提。只是说哪一块你再把它长一点，或者哪块再短一点”（这段话由张锦采访并整理）。这一说值得参考。影片若真是无法剪辑成片，吕班应去找史东山，因为史东山剪辑经验更丰富，两个人的关系也更近。吕班请电影局长袁牧之帮助剪辑，合理的推测是，主要目的不在技艺支持，而是政治上把关。当年电影创作首要原则，是政治标准第一。

《六号门》是当年最热门的影片之一。1953年6月19日，《大众电影》编辑部和天津市搬运工会联合举行《六号门》座谈会，很多人表示喜爱这部片子，认为片子反映了搬运工人的斗争史，把他们那种斗争的劲儿表现出来了。该片后来获得1949-1955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故事片三等奖，就是证明。

《英雄司机》（1954）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1本。编剧：岳野；导演：吕班；摄影：高洪涛；演员：郭振清、王秋颖、颜美怡、徐连凯、桑夫、赵子岳、范士杰等。

1950年夏，铁路运输任务繁重，安平车站堆积了无法及时运送的货物。“九九九”号车司机长郭大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请求超载运行。郭大鹏顺利完成了任务，却受到了机务段长孟范举的批评，说此举是胆大妄为，不科学，更不安全，要郭大鹏写检讨。郭大鹏没写检讨，而是提交了超轴运行的经验总结，孟段长大为光火，党支部书记刘子强、铁路唐局长却都支持郭大鹏。在师父老徐头和苏联专家乌兰诺夫的帮助下，郭大鹏提出的超轴实验获得成功，中央铁道部十分重视，邀请郭大鹏到北京，在全国机务会上现身说法。铁道部鲁副部长还鼓励郭大鹏，不但要多拉，且要设法快跑。冬天来临，满载列车爬不上群驼岭，通常都是减轴运行，而郭大鹏却申请到群驼岭去做超轴实验，孟段长再次坚决反对，理由是怕全国闻名的“九九九”号机车出事故，会有负面影响。鲁副部长、唐局长再次支持了郭大鹏的实验计划，“九九九”号超载列车，不仅超轴爬上了群驼岭，而且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实现了24小时运行500公里的实验目标。在庆功会上，铁路局授予“九九九”号机车组“英雄司机”的锦旗。

本片主人公的原型，是沈阳铁路局苏家屯机务段105号机车司机长郑锡坤，他多次创造火车超轴载运全国纪录，是铁路系统“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创作的大背景是，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号召向工业化进军。本片不是纪录片，而是故事片，为了讲述精彩故事，其中有虚构和想象，对故事情节亦做了艺术性设计和安排。在电影中，郭大鹏多拉快跑，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坎坷曲折，起伏跌宕，经历了几起几落、不断加码的过程。他的应急超轴行为，受到段长批评；同组梁大车盲目超轴，导致严重事故，均使故事情节出现顿挫；先是个体超轴，进而集体超轴，进而超轴试爬群驼岭，最后是冬天、超轴、爬岭、快跑、敌机轰炸五大困难一齐被克服，让故事情节始终保持悬念、新鲜感和吸引力，更突出主人公斗志昂扬、愈挫愈奋的精神。在郭大鹏周围，有当年铁路工作者的群像：鲁副部长、唐局长、刘书记、工会主席、师父老徐头、苏联专家，分别对主人公从政治上、经验上、技术上予以支持；也有孟段长、技术科孙科长、梁一鸣、尖鼻子等人，或坚决反对，或鲁莽竞争，或消极应付，这些人的共同作用，决定并推动了故事情节走向。

新中国工业题材电影，主线多为技术方案之争，不易深入人心。《英雄司机》有所不同，首先是它设置了郭大鹏的爱情故事线。“九九九”号机车的运转车长（后来转行做女调度员）金燕驰与郭大鹏配合默契，且相互关心，同事们调侃起哄，使得他们的爱情关系，成为观众关心的重点，并贯穿影片始终。女主人公金燕驰，不仅形成影片的情感线，支撑起主人公的生活面，亦与影片主线密切相关：他们因工作而相互配合，也因工作而相互矛盾，又因工作理想而重归于好，更因共同的工作和人生目标而永结同心。其次，是设置了杨宝明这一人物，他是郭大鹏的工作助手，也是他的好友，是超轴的坚定支持者，还是主人公恋爱的牵线搭桥人。更可喜的是，杨宝明积极乐观，爱憎分明，又生性诙谐，喜欢插科打诨，所到之处，总有笑声。这是导演吕班最喜欢的角色，可谓其喜剧精神的化身。

对生活细节的精心安排，也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例如，为迎接苏联专家，郭大鹏、杨宝明、梁一鸣三人同行，只有两部自行车，还要比赛爬坡，郭大鹏带人胜过梁一鸣单车单人，既有生活情趣，又与火车超载主题暗合。又如，郭大鹏到北京参加全国铁路机务会议，影片中省略了开会的过程，而让主人公经过天安门，而后出现在天坛、北海、颐和园，这种闲情逸致，有其现实性基础，亦符合为首都自豪而更增建设社会主义干劲的思想主题。再如，列车出入动静，作为火车站的寻常背景，在电影中也有趣味盎然的细节呈现，孟段长听声音判断机车有毛病；司机老徐头闻汽笛就知道是自己的车在召唤；孟段长说保守言语時，窗外一声短促汽笛，似有意警醒。影片的音乐，也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英雄司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但获得了电影局颁发的1954年度“好、快、省”奖金，还在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个大城市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电影周”上放映，是当年的热门影片之一。

在1955年的故事片编导演创作会议上，电影局副局长、资深导演蔡楚生，肯定了“《英雄司机》的流畅、明快”，同时也指出，《英雄司机》《无穷的潜力》《伟大的起点》及《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影片，“都是同型的作品。甚至许多人物、事件、对话细节都是相同的。而同我们过去的《桥》《光芒万丈》《高歌猛进》等，也有许多依稀仿佛之处”。此说符合实际，1954年出品的几部工业题材影片，确实有明显的相互雷同现象。最大的雷同点是，面对工人的技术革新，党的书记、工会主席和上级领导都是积极支持者，业务领导和技术主管总是保守的反对派。在《英雄司机》中，孟段长和技术科长坚持科学原理和技术规则，郭大鹏则反复强调“机车的劲头还有的是”，并批评：“早先伪满的工程师啊，人家光是死啃书本，人家开口闭口都是外国的公式，工人的实际经验人家才瞧不起呢！”铁道部鲁副部长也旗帜鲜明地支持郭大鹏，批评孟段长“总是停留在一套旧的技术和公式上”，言下之意，科学技术也有国别、阶级、政治之分。这种观点在当年的电影中流行，亦是几年后大跃进、放卫星的思想源头。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正确性毋庸置疑，工人阶级有无限创造性，知识分子总是落后保守。电影作为档案，真实记录了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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