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学科视野看石漠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摘要：喀斯特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地区最严峻的生态灾难，成为近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已有的研究侧重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非人文化倾向，影响石漠化研究的深入，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与多领域的合作急待加强。

关键词：石漠化研究；问题；非人文化倾向；跨学科方法

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北方的沙漠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三大环境灾害。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最为典型。喀斯特石漠化是西南地区最严峻的生态灾难，因此成为近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喀斯特石漠化研究是介于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明代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开创了西南地区喀斯特研究的先河。但1979年H·E·Legrad才首次提出了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石漠化(Rocky Desertifica－tion)的概念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并同时出现了以石漠化为核心问题的研究论文。

目前学术界对石漠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如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多就石漠化概念、成因、驱动因素、演替模式、特点、分布、危害及治理模式进行研究。但当人文社会科学介入后，加强了石漠化研究中的跨学科对话，也暴露目前石漠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石漠化成因方面，石漠化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即石漠化不是纯自然过程，而是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以人类活动为主导因素而引起的环境恶化、土地退化过程。对影响石漠化的人为因素，自然科学者认为贵州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观念仍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耕作方式仍沿袭原始的粗放耕作，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以及陡坡开荒、毁林开荒赦火烧山等粗放型农业生产模式，严重破坏脆弱的喀斯特环境。“刀耕火种”在自然科学界备受指责，而在生态人类学者却认为有其合理性。如生态人类学者杨庭硕认为刀耕火种在某些民族地区不但不能完全禁止，且应该有针对性地加以鼓励。杨庭硕等生态文化学者则认为石漠化主要成因是西南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在中央王朝的统一政策作用下发生变形、扭曲和缺失。

在石漠化治理方面，自然科学者提出的系列治理措施如“坡改梯”、“植树种草，退耕还林”等盲目地推行，结果石漠化趋势加重。其原因在于忽视西南喀斯特地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社会经济特征，忽视喀斯特环境背景的时空差异性，以致导致治理模式的过分单一。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得承认，由于忽视因地制宜石漠化成效治理不明显，至今仍缺乏最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法，石漠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实，这些措施早就遭到人文社会学尤其是生态人类学者的批评，并认为根治石漠化灾变的可行方法是利用文化制衡作用控制水土流失，即发掘和利用民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

在石漠化时间起点上，自然科学者的研究侧重共时性的研究，割断石漠化的演化过程，因而其研究成果出现重石漠化的现状而轻历史的不足。如尽管王世杰等认为西南喀斯特区的石漠化，从时间尺度上说，应发生在人类活动较强的历史时期，但有关贵州石漠化过程中人为因素介入的时间，自然科学工作者多认为贵州近100年来才出现石漠化，而历史上的贵州地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具体的又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以20世纪50年代解放初期作为比较的起点，认为此前，全省森林覆盖率可达45％左右，而到80年代森林覆盖率己降至12.6％。第二种观点认为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乱砍滥伐和陡坡开荒，导致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石漠化。第三种观点认为，贵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森林先后遭到4次较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第二次是50年代末“大炼钢铁”使大片原始林、次生林毁于一旦；第三次是“文革”时期“以粮为纲”大搞开山造田，大肆砍伐林木；第四次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动，再次使林木遭到严重破坏。贵州森林被破坏严重的时期无疑标志人文因素影响下贵州石漠化的开始。

自然科学研究者，一方面承认石漠化是发生在人类活动较强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又认为石漠化是近100年才有的环境问题。生态文化学与自然科学者一样，对石漠化的历史起点也认识不清，认为人文因素影响石漠化的起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生态文化学都认为贵州石漠化开始于20世纪以来，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合的。不可否认，20世纪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加速了贵州石漠化的发展，但石漠化的产生却是伴随贵州的开发进行的。自然科学者既然承认石漠化发生在人类活动较强的历史时期，却对人类活动较强的明清时期的生态问题避而不谈。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及其导致的民族文化与会生态变迁最剧烈的时期。明清文献中多次出现贵州“土去石出”、“耕山见石骨”等字样，表明历史上贵州早已有石漠化现象。为此，韩昭庆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进行研究，认为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使得贵州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不过，这只是从历史学角度对石漠化历史进程研究的开始。

由于石漠化研究在时间上存在断层，以至有关历史时期贵州石漠化形成的过程及历史背景等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实在是个缺憾。

总之。石漠化的研究毕竟是一个较新的课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因研究时间较短，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一、从研究的学科旨趣看，由于石漠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且侧重研究石漠化的自然属性。因而石漠化的研究存在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

由于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加盟，才使石漠化研究存在“非人文化倾向”。生态文化学虽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但生态文化学对石漠化的研究则又缺乏长时段眼光。这些都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石漠化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环境史研究重点应该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石漠化研究也不例外。鉴于中国相关历史资料的连续性和丰富性，有学者就中国灾害史研究中潜在的“非人文化倾向”批评包括历史学在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环境缺失”现象。学界强调环境史研究的人文取向，就是强调环境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不应是自然环境，而是环境问题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石漠化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石漠化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从研究的内容看，注重石漠化的“现象研究”，而忽视其历史的“过程研究”。如何正确看待西南喀斯特地区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在石漠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要加强喀斯特石漠化演化机制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驱动机制研究，特别是人类驱动力的研究。喀斯石漠化研究要加强过程的研究，尤其是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研究，把石漠化现状研究和演化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有可为。

三、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多描述性、概念性研究，基本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明显不足，造成目前对于石漠化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认识不明确，在治理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极大影响了治理成效和速度。同时，石漠化研究存在严重的“学科壁垒”现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很少，今后石漠化的研究，必须加强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渗透，进行多领域的科研合作。针对石漠化研究中存在的非人文化倾向，有关专家呼吁对喀斯特石漠化研究必须实现大跨度的学科交叉，把现状研究和演化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研究环境演变规律和关键过程，提高对石漠化演化趋势的预测能力。

喀斯特石漠化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已有的研究侧重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非人文化倾向，影响石漠化研究的深入，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与多领域的合作急待加强。

责任编辑　郭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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