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与科学”的新视角出发

以“艺术与科学”为主题的国际艺术作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五月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隆重举行。这是为庆祝清华建校九十周年而举办的一次艺术盛会，同时也是展示我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并以来，在学术理念和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同行和朋友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次主题特色鲜明、视角独特的大型学术活动，同时亦反映着新时代艺术思想和艺术教育方法之发展、变化的历史印迹。但愿它将以其自身的开放性、进步性、综合性和时代性为特征，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其深刻的文化影响。

正因为我们肩负着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即复兴中华民族的辉煌文明，故我们必须重温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做为一个曾经创造过如此辉煌的过去的民族，而今在“旧邦新命”(冯友兰语)的奋斗中，将以自身的成熟，独特的理性精神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主体性文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多少先行者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艺术与科学”这一时代的命题，正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借另一个视角，即科学的理性认识观及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来总结和研究，进而深化认识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从而建立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现代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方法和体系，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一、“艺术与科学”——呼唤理性精神和原创精神

“理性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础。现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即是对人的创造精神和历史精粹的肯定与证明。自二十世纪初夜，中国知识分子就痛感亡国之苦和被殖民的历史境遇，他们纷纷踏出国门，以切身的体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们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不惜牺牲自我的革命精神为引导，用毕生的心血去实现着自己的强国之梦，甚至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在艺术发展的近代史上，从我院的一大批先辈身上，亦能体验到这伟大而艰辛的历史足迹。让我们去回顾历史：

庞薰 ，普罗米修斯式的新纪元的盗火者。早在三十年代，他与同道一起发起了以“决澜社”为名的美术团体。他1925年留学法国，工业化的都市文明给这一来自遥远国度的青年，以巨大的震撼，他憧憬着自己的国家也会激荡着工业文明的风潮。他将上海视做巴黎，以自我表现的强烈欲望，通过颇具西方现代风格的强烈个性表现手法的绘画来告诉观众，“艺术当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是多么的重要，它是现代文明的消息树。但很快他又投入到民族传统艺术的研究。

雷圭元，留法的忠厚长者。早在三十年代，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以理性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图案的发展历史，归纳、研究、整理成册，开创了中国艺术图案学的先河。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新的天地，即缓慢发展的古老文明中，不断涌现着的智慧和进步之光。

张光宇，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在中国最具现代化文明气息的城市——上海，从事艺术活动的学者。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捕捉着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方向。他是最早从商业文明的滋养中获取新知，再补以西方现代艺术为添加剂，更以民族、民间艺术为思想基础，独辟蹊径的艺术家。他创作了大量以民族化、现代化、社会化为风格形式的作品，其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装饰手段，以印刷物、电影、现代设计形式出现，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艺术家。

卫天霖，一位艺术信仰的忠实守卫者。他早年留学日本，十九世纪印象主义对客观世界科学的认识方法给他以耳目一新的强烈感受，他被深深地迷恋了，不惜以毕生的代价，执着的去追寻大师们的创作轨迹，成为中国油画艺坛上对后期印象主义艺术最具权威性解读的实践者。

郑可，一位现代艺术的“工匠”。他早年留学德法，经历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他把自己天才式的对纯艺术的体验，融入到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实践上去。他以艺术家的特殊智慧，开办了一家艺术企业——金属工艺制品厂，将阳春白雪与广阔的社会实践，真实地联结在一起。

祝大年，他一辈子强调美术和工艺美术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也一辈子从事陶瓷艺术和工笔重彩绘画的创作和研究，还以大量精力投入陶瓷壁画的事业。他三十年代初期到日本留学，也是以同样的学术追求，在艺术与科学之间进行融汇汲取、广研真知。

高庄，是一位坚毅自强的艺术家，极为关注艺术造型的表现力和内在结构的和谐。他在艺术浮雕处理中，尤为重视审美与表现的统一，单纯而有层次，点滴而见差异，我国的国徽浮雕即出自他的精心研制。

今天，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历史的见证者。

张仃，一个永远在奋斗中的实践者。他是一位当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壁画家和艺术设计家。早在四十年代，他以其具有的对政治社会深入的洞察力而投身到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去。他以漫画的形式叙述着自己对所处社会的基本判断和批判。解放后，他提出要重视时代的、民族的、民间的艺术发展的要求，这对建国初至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艺术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他的追求和影响力，使全社会在“非意识形态”化的装饰艺术学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为艺术而奋斗的艺术家，成为与当时有概念化，泛政治化倾向的主流艺术相对应的一支力量。这一段历史中，张仃先生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吴冠中，一个爱艺术甚于爱自己生命的艺术家。四十年代末自巴黎返国，一直潜心研究艺术。他以梵高式的疯狂，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苏杭人特有的智慧来谱写他自己成就的神话。在七十年代末，他勇敢的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提出了“形式高于内容”的叛逆宣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昔日异端的声音，在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融汇在百花齐放的时代潮流之中。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学院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当然，还有更多因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例举的前辈们的努力。

在半个世纪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我们创造了许多为世人惊叹的大型作品。五十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及十大建筑，以它如此的辉煌、庄重和典雅的形式，向人们展示着共和国的伟大力量。七十年代末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落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象征。新世纪到来创作的中华世纪坛中央大厅壁画和总体艺术设计，以它凝重、有力和华美精致的中国气派，显示出追求当代中国艺术和谐、智慧、崇高和博大的精神气势。我们回顾历史是因为今天的进程需要以过去为参照，对一个“争创国际一流的”名校来讲，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独特的学术风格和研究体系

作为国家重点高校，对创建国际一流的教育质量水平有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清华大学提出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争创国际一流的办学思想”，有着十分明确的理念和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学风和研究方法上能与我们时代的发展同步。

“艺术与科学”是新时代的命题。它意味着要以科学的认识论，理性的思想观为出发点，去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而艺术将以感性的原创和人本精神，来揭示人对一切现象的直觉及物化形象。在这里，尊重历史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接受我们的种族特征、地理文化特征及生活特征等等一切先有条件。而理性精神的弘扬，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认知观。这是我们建立独立的、以自我为主体的、开放的文化观的基础。

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我们渐渐明晰了我们的追求和目标所在，即创造现代的、以传统文明为基础的、具有进步特征和原创性精神的新艺术。它将以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为启始，超越和包容历史和其他所有的艺术风格和形式为特征，以具有当代中国气派和现代精神的面貌出现。我们将渐渐远离上世纪初以来，以引进西方现代化为特征的拿来主义的学风，在对自身的文明进程具备深入准确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地消化一切来源的现代化成果，创造我们进步的文化精神。

在学术研究中，我认为应该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理论研究。

1. 对现代西方艺术发展的根本性规律认识的研究。自文艺复兴理性人文精神的觉醒，到现代西方艺术极端的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目的与行为的分离现象所显现出的深刻矛盾性，其间漫漫五百年历史，揭示其规律性的发展轨迹，对于我们发展自己，认识自己，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2. 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对现实世界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和解读。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一直是萦绕在我们心里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历史就像我们背负着一座沉重的大山，当我们企图丢弃它时，是将以我们自身的轻飘浮躁为代价的，这一点在近百年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因此，正确的以“古为今用”的精神，科学地来解读、总结和运用历史的宝贵遗产，对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应加强对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区域所产生的现代艺术现象，进行专题研究; 加强对日渐现代工业化所侵蚀的传统手工业文明进行研究; 加强对当代社会行为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理论和实践及在市场化社会中的影响进行研究; 加强不同区域和种族的文化比较研究; 加强信息化社会对公共社会艺术的影响研究; 加强对环境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关系的研究。

从“艺术与科学”的命题出发，我认为一个新的，或是正在走向新征程的美术学院，对重大的学术观点的指向和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着在未来数十年中，我们能否不被社会所淘汰的根本问题。

三、完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

清华大学经国家批准把原有工艺美院单科性的教学建制，发展成综合性的多科性的美术学院，使本院的发展又面临一个机遇。在本院历史上不断的教改过程中，我们渐渐地明确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以纯艺术的创造性为先导，以设计艺术广泛的社会性为中坚，以艺术历史和理论的学术性为基础，共有三个学部，并列地成为我院教学和科研的基本构架，并带动一切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这三个学部，是既分离，又紧密关联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大大地提升各学科自身的学术水平和能力。由于采用了学分制和工作室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拥有更多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认知的空间。这将与培养特殊的尖子型人才和社会普遍需求的高级专业化人才的教育目标相适应。我认为这在现代中国艺术教育运动中，将会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它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的。在现实情况下，我认为应更好地加快这一改革进程，加快三大学群的组织行政设置，使学生对选课制度有更加明确的取向。

尊重艺术教育的特殊规律，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艺术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事业，有人说艺术教育是天才的教育，而教育本身即是通过程序和规矩以普遍原则限制特殊的思想。这一论点尽管有其片面性，但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许多出色的艺术家并非是面面俱到的全才型人物。故我建议在纯艺术学科中，在学术上实行有限度的一或二票终审制。即由相关教授对个别特殊案例和情况拥有绝对权利，从而避免特殊人才的损失，这是艺术教育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和态度来开始我们的工作，使现代艺术教育走在时代发展的前端，是我们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艺术与科学”这一学术研讨，给我们以深刻反思的机会，来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面对社会事物的高速发展。

曾经有人讨教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假如天外来人，向我们探试中国人的智慧如何?应怎样答复呢?”华先生说：“可试取两例回复，一是汉代《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术》已明确提出的“勾股弦”定律，二是商代早就有的《河图》和《洛书》。”华先生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历史文明的价值是永恒的，它的创造精神永远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没有时间性的。而今天的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未来……

(袁运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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