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图书馆创立原因探析

摘要：苏州图书馆前身可追溯到1914年9月在苏州城南成立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批新建的省立圖书馆之一。苏州图书馆的成立既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既是官民通力合作积极推动的结果，也得益于苏州以发达的藏书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特别是苏州学古堂遗存、官书局旧藏为苏州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它的创办对于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苏州图书馆;文化传统;物质条件;官民合作

中图分类号：G25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2-0028-04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化教育需求的增长，国内掀起一股创办近代图书馆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创办于1914年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前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苏州图书馆的创办反映了近代苏州地区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应了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公共图书馆转变的发展趋势，开启了苏州地区兴办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历程，对苏州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与激励作用。苏州图书馆之所以能够成功创办，这与苏州深厚的崇文风尚、悠久的藏书文化、丰富的藏书资源以及张一麐、沈维骥、韩国均等民间与政府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一、悠久的崇文风尚、发达的藏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苏州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内在要求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出自苏轼《和董传留别》中的诗句，它形象说明了饱读诗书在提升人的精神气质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若要将这句诗和一座城市相契合，恐怕只有书香浸润的苏州莫属了。优越的地理位置、纵横交错的河流和丰富的水陆物产造就了苏州的富足与繁华，而繁荣发达的经济又为其文化的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先秦时期吴地民风剽悍，民皆好勇善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1667这种描述似乎并不符合苏州的传统形象，但实际上苏州的社会风气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

儒家礼乐教化在苏州的传播和实践始于春秋时期吴国秦川（今常熟市）人言偃在吴地的讲学。言偃字子游，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中的十哲之一，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被后人誉为“南方夫子”。在春秋诸侯争霸时期，吴国人皆好勇好斗，争相凭借战场上的武绩加官进爵，但言偃却独树一帜，不为国内弥漫的尚武风气所感染，千里迢迢渡江北上求学于孔子。在北上求学的岁月里，言偃勤奋好学、敏于思索、成绩斐然，礼学造诣远高于其他孔门弟子。后言偃回到故乡吴国投身于教育事业，传播孔子的儒学思想，将读书学习的风气散布到普通民众家庭，开启了儒学在南方传播的先河，促进了吴地的文明开化，推动了吴地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如 《吴县志》中记载，“迨言公北学，而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东南学道之宗实言氏启之。”[2]403

北宋景祐年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苏州南园旁的一块空地上建立了宋朝第一所官办地方高等学府——苏州府学。苏州府学聘名师讲习，改进教育方法，育人成果显著，一时名声大噪。庆历四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地皆仿苏设立州县学校，于是一场以吴地模式为榜样的办学热潮悄然兴起，苏州成为全国地方教育的典范。后人评价“天下郡学莫胜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胡瑗）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天下各（州）县之有学，自吴学始，迤逦至宋末二百年而学遍天下，吴学实得其先”。[3]259可见，范仲淹创办苏州府学开创了地方建设高等学府的先河，对宋朝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明清时期地方教育提供了典范，同时促进了文化向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辐射。

从言偃北上求学到范仲淹创办苏州府学，苏州地区由民风剽悍不知礼乐为何物慢慢转变成全国教育文化中心，苏州人告别了披发纹身、尚武好斗的野蛮时代，转而开启了琴棋书画、耕读传家的尚文之风。在范仲淹的倡导之下，苏州建立了以府学、县学为主，以义学、社学、书院为辅的一整套完善的教育体系，这就为苏州地区文风大盛、文运昌盛奠定了基础，也使重教育、好读书之风浸润到每个苏州家庭之中。

与重教育、好读书之风相伴而生的是苏州发达的藏书文化。时人说：“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4]14苏州的好读之风促进了藏书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藏书风气的愈演愈烈又反过来促使苏州的读书风气越发浓厚，两者相辅相承、互相促进。苏州藏书文化始于南朝藏书家陆澄，后经宋元时期的发展，到明清达到极盛。蒋吟秋先生在《吴中藏书先哲考略》中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吴中实其中心也。”[5]525尤其是苏州私家藏书“其人数之众多，藏书之丰富，居于全国之冠”。[6]63据统计，“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列有全国藏书家1100人，苏州籍藏书家以40%的比例拔得头筹”，[7]119长洲文徵明的“玉磐山房”、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等都是誉满全国的藏书楼。

苏州私家藏书有别于其他区域藏书的地方，在于苏州私人藏书家没有被根深蒂固的“重藏轻用”的思想所禁锢，他们将“藏书致用、流通古籍”[8]26作为藏书楼建设的指导思想，“他们或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8]26如铁琴铜剑楼楼主瞿氏于楼中辟有书室，设专人管理，供茶水膳食，凡有阅读需要的文人学子皆可入内阅览，即便是宋元精椠等珍贵之书，瞿氏亦毫不吝惜供人阅览。汲古阁楼主毛晋曾自叹：“吾缩衣节食，惶惶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7]204可谓终身致力于藏书刻书的文化传播事业，其好友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赞扬他“君获其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9]105后清代苏州藏书家张海鹏继承汲古阁毛氏精神，常告诫自己的子孙“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藏书者好名，非好学也。读书者为己，不为人也。若刻书，则上以寿作者，下以惠后学，绵绵延延，传之无极”。[10]91清代苏州藏书家张金吾亦持有“乐于人共，有叩必应”的藏书共享态度，在其看来“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11]173正是由于苏州私人藏书家大都持有开明的藏书观念，慷慨大方示书于士林中人，才使得苏州地区典籍流通、文化传播通畅频繁，静态的书籍得以发挥活用的功能，学术研究、文人著述蔚然成风。身处于书香四溢环境下的苏州学子终日以书为伴，以读书为乐，好不悠闲自在！千年来形成的崇文风尚加上悠久的藏书传统浸染了每个苏州人的灵魂，崇尚典籍、重视文化深深根植于苏州人的观念之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传统藏书楼的衰落一度使此种兴盛的文化局面遭遇挫折。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新式图书馆观念的出现、新式藏书楼的兴起和接二连三的战乱猛烈冲击着中国传统藏书楼的格局，特别是太平天國一役，直接加速了传统藏书楼走向崩溃。太平天国政权对儒家文化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在其颁布的官书《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2]216如此严厉的焚书令对藏书家和藏书楼来说如同噩梦一般，正如曾亲眼见证这场书厄的无名氏所言：“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13]234苏州作为南方藏书的中心，又是太平天国统治的重要地区，藏书事业所受打击就更为严重。叶德辉曾在《吴门书坊之盛衰》中感叹道：“赭寇乱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吴中二三百年之精华，扫地尽矣。”[14]223此话读来不免令后生学者悲痛万分，而勉强逃过此劫幸存下来的藏书楼，有些因家道中落无力支撑藏书事业而被迫折价变卖书籍，有些因后人不务正业、挥霍无度终使书籍散尽，更有些因社会动乱而对藏书楼未来的命运失望悲观以致主动放弃经营。到十九世纪末，面对生命力强大的新式图书馆，苏州传统藏书楼犹如迟暮的老人，陷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其命运已走到历史的尽头。

苏州传统藏书楼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且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文化现象，它在近代的消退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苏州学子面临无书可读的局面以及大量残存和散落在民间的书籍急需拯救。这使苏州“家家礼乐、人人读书”的风尚因为书籍的焚毁、书籍传播和流通渠道的受阻而受到挑战，苏州学子随时获书于士林的日子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包含中国传统藏书楼的聚书、藏书、护书功能，又能应时代发展兼具社会教育功能的新式图书馆就成为苏州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苏州学古堂遗存与官书局旧藏为苏州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兴建一座公共图书馆，馆舍和藏书是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苏州城南可园存古学堂旧址、存古学堂藏书楼藏书以及江苏官书局书籍、拓片、财产等成为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得以创立的物质条件。

存古学堂前身为1888年黄彭年在苏州城南可园所建学古堂，学古堂附设有藏书楼，楼中藏书以传统经、史、子、集为主，时人称“国粹所殆，备载灿烂”。辛亥革命以后，存古学堂被裁撤，幸运的是学堂房屋家具及藏书楼内的藏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派有专人管理。先前学堂正常开办时，“所藏图书，任人阅览，不以堂内书生为限”①，可见当时已隐含有公共图书馆之意思。晚清吴县人戴姜福在其所著《四当斋集》序言中就有记载，曾在光绪十六、七年间“至学古堂阅书”。[15]155但自从学古堂停办后，藏书楼虽派有专人管理却不再对外开放，几乎等同于废弃。据金虹考证“原学古堂和存古学堂增益之书的总和应该超过八万余卷，而后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接收藏书楼藏书时只有六万余卷左右”，[16]155这说明在存古学堂停办的三年时间里，楼内藏书因为长期无人打理，或鼠啮蠹蚀，或潮湿腐烂，损失惨重。面对这一文化损失惨状，一些热心于地方教育事业的苏州士绅认为与其眼看着学古堂屋宇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书籍因无人问津而散轶毁坏，不如就以学古堂旧址为馆址，以藏书楼藏书为基础创办一所公共图书馆，借以“弘扬新知，昌明国粹”。另外，士绅们还考虑到李鸿章于1865年在苏州市内创办的江苏官书局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藏书版种类最多的官书局，若能将其一并归入图书馆，则其书板、拓片可随时用来印刷销售，一来能促进文化传播，二来其售书所得可作为图书馆运营的常年经费，岂不一举两得。

由此看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物质环境，它并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古堂旧址及藏书，官书局书板、拓片成为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在短时间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这比毫无基础，一切重新规划要省时省力得多。

三、苏州政府与地方士绅通力合作为苏州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便利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教育总长，鉴于西方各国国民素质高而我国国民绝大多数处于失学状态的窘境，蔡元培决心在全国推广社会教育。随后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草案》规定，“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执掌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关于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事项”。[16]由此，社会教育成为与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并立的三大教育之一，图书馆建设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政府的号召及全国各方人士积极响应之下，一大批面向文化水平偏低、识字不多的下层群众的通俗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面向全体民众且文化服务水平更高的公共图书馆也不甘落后，1912年至1927年，在国内图书馆学者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美国公共图书馆为蓝本的新图书馆运动，苏州图书馆就是这次新图书馆运动的产物。

苏州毗邻上海，开风气之先，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新式图书馆思想就已传入。最早提出要在苏州地区创办新式图书馆的当属苏州士绅张一麐。张一麐字仲仁，苏州吴县人，曾历任袁世凯心腹幕僚、程德全幕府秘书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江苏省议会议员、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称得上是一位历经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三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张一麐虽有如此光鲜亮丽的政治履历，但一生为人低调，清廉节俭，且心系家乡，尤其是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建设。1908年，袁世凯因手握重兵遭到满洲贵族猜忌，被迫回原籍“养病”，其账下幕僚纷纷自谋生路，张一麐也只得携家眷反苏回乡，退居乡里。政治生涯遭遇挫折的张一麐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就乡里任图书馆、公园诸公益”，[17]35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张一麐受维新思想影响就曾在家乡设立“苏学会”，倡导新学，提倡新式教育;此外他还创办《苏州白话报》批判旧习俗，提倡新风尚，鼓励乡人送子女入学堂读书，关注社会教育。此番回苏，恰逢清末公共图书馆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张一麐受其影响对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在《建筑图书馆说略中》称“虽有最善之学校，而有恶社会之相参，则不特一曝十寒之可患也”，所以“社会教育之重且要”，[18]591而“公立图书馆为推广地方文化起见，实可济学校之不足，而为近今急要之图”，[18]599再加上“学部奏定教育会章程、劝学所章程俱有筹设图书馆等语，民政部奏定地方自治章程亦有图书馆事项，至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内行宣统二年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尤为宪政刻不容缓之图”，[18]596所以建立公共图书馆乃是政策所指，大势所趋的明智之举，况且浙江、江宁都已设立新式图书馆，“苏为省会之区，人文荟萃”，[18]597作为江南文化之中心，则更有创办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正是出于以上三点的考虑，张一麐多次上奏江苏护抚、苏农工商局，请求在苏州设立一所公共图书馆。

首先，张一麐对图书馆位置选择的设想眼光独到，“于城之中心拨官荒，以二十亩内外为率，其地须南进各学堂，北联观前街前市场，使学界师生为朝夕必由之路，又为四方聚会之中心，不至久而废弃”，[18]592此番考虑既为学校师生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了便利，又能使图书馆的辐射范围达到最大化，只可惜城中地狭，空地无多，只得将图书馆的馆址改选至察院场课桑园。其次，张一麐对图书馆馆舍建造的构想已颇为详备，“先造图书馆两进，其后一进为楼房三幢，楼三楹，不用格扇，四周环以书箱，为藏庋图书之地，楼下三间夹以格扇，中为食堂，左为管书人宿舍，右为客座;前一进平房三间，门以玻璃窗为之，取其透光，左为入口，右为出口，中间排列长桌椅任人取书，或阅，或抄。两进之中间，以长廊相属，楼梯即设于廊下，梯后可做小室一二，以置灯盏什物，一以为仆人卧房”;[18]594最后，张一麐要打造的图书馆不光是一所单纯的文化教育机构，而是能促进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公共文教场所。建设图书馆只是张一麐计划中的第一步，公共体操场、阅报室、教育品陈列室、植物园、博物馆、球场、彈子房、蚕学馆、博物馆等都将逐步扩充。图书馆周边将附设茶楼、酒店，店面租金归图书馆享有，用作添置书籍、仪器之费用。张一麐还特别注重图书馆氛围的营造，“四周植物园划定若干区，区种若干株木，以榆、柳、桃、杏等草，以木香、鸡冠、凤仙、海棠、雁来红等为宜”，[18]595并计划仿日本各学堂做法，凡遇一名学生毕业，即于图书馆外种植树苗一株，久而久之方成学林一片。最难能可贵的是张一麐并未将图书馆建设的计划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尽其所能投入实践。张一麐在自身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带头捐款一千元，后任吴县议事会副议长的蒋楙熙在河南自捐及募捐合成一千元，此两千元成为筹办苏州图书馆的启动资金。后张一麐因旅在浙，不便亲自筹办，遂将此番事业暂托付给“勇于为善”[18]601的冯守之。冯守之尽心尽力，在未动用启动资金一分的情况下另筹款若干“建筑后门，挖掘桑根，修葺园墙，造成房屋两栋”，[18]601可见图书馆建设已初具规模。只可惜时值清朝末年，政治腐败，财政拮据，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张一麐重返政坛，无暇顾及图书馆事宜，离苏之前他虽将此事全权托付给实心任事的冯守之，但终因种种原因，张一麐筹建图书馆的设想未能实现。

虽然最终张一麐未能如愿在苏创建一所公共图书馆，但此番努力使新式图书馆思想在苏地传播开来，其对新式图书馆的构想蓝图成为日后苏州图书馆的建设蓝本。辛亥革命之后，在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之下，以沈维骥为代表的苏州士绅继承张一麐的未竟事业，上书江苏民政长请求在苏地设立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此时任江苏民政长的正是热心教育的韩国钧，他曾在河南创办蚕桑中学堂，在广东建立陆军学校，在江苏台东创办两所小学和两所私塾，在江苏海安建立海安瑞本女学堂和通俗图书馆等，后人评价他“既关心普通教育，也关心职业教育;既关心学校教育，也关心社会教育”。[19]48面对苏州士绅提出的创办图书馆的请求，韩国钧欣然同意并大力支持。1913年2月28日，吴县议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讨论时指出创办苏州图书馆将带来三大好处，“古今图籍浩如烟海，购借非益，籍考无从，有图书馆，则贫不购书者，亦资研究，一也;春秋假日、学校假期，群居无事，或忧玩愒，有图书馆，则乘此余闲，供往参考，兼可为善良风气之助，二也;藏书之界，终年键闭，既饱蠹鱼，兼恐散失，庋置不善，深虑意外之災，有图书馆，则启闭有时，设备尤密，正可藉资保守，三也”，[15]最后会议议决陈请省议会建议就苏州设立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后此建议得到省议会批准，1914年4月韩国钧将筹办事项交由沈维骥负责，1914年9月，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苏州城南可园落馆建成，首任馆长即为沈维骥。

由此看来，苏州图书馆的成立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和必要的物质基础。悠久的崇文风尚和发达的藏书文化使读书学习成为苏州人的精神食粮，在晚清苏州文化事业惨遭破坏和藏书楼衰落的特殊时期，苏州民众急需一种新的文教机构来传承和延续苏州文脉。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前后的两次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为苏州地区送来了新式图书馆思想，当地先进的地方官员和士绅在其影响下敏锐地认识到公共图书馆将是未来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一大利器。而苏州近代史上遗留下来的书院旧址、藏书楼及官书局等文化物质遗产又成为苏州图书馆的创办在短期内从设想走向现实的助推器。正是在文化传统、物质基础、地方官员和士绅通力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苏州图书馆才能成为辛亥革命后第一批新建的省立公共图书馆之一。它的建立成为近代苏州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向标和苏州县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模板，有效促进了苏州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

注 释：

① 苏州档案局藏《议决陈请省议会建议在苏州设立江苏省第二图书馆》：档案号I14-001-0497-024。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吴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3]周冶华.苏州全国之最[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4]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85辑）·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文化卷[M].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

[5]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6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6]范凤书.私家藏书风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7]陈嵘.书香苏州[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8]曹培根.蘇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M].扬州：广陵书社，2017.

[9]朱太忙标点.吴梅村诗集笺注（上）[M].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24.

[10]（清）张金吾.爱日精庐文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11]王余光，徐雁.中国阅读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2]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13]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4]叶德辉.书林清话[M].李庆西标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5]李万健.开放的藏书楼  开放的图书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6]韩永进.中国图书馆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

[17]好文章社编辑.好文章（第2集）[M].好文章出版社，1948.

[18]沈云龙主编，张一麐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心室太平集[M]台湾：文海出社.1973.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海安文史资料第三辑[M].政协海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作者简介：付青云（1994—），女，汉族，湖北荆州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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