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轨迹及反思

[摘 要]自近代以来,辽宁就是西方列强用武力争夺的资源重地,西方各国垄断资本以掠夺资源为目的而兴建的一批矿山、工厂、铁路和港口等,客观上形成了辽宁近现代工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中国的工业原料基地和最大的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工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辽宁工业的发展却步履维艰,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渐显后移之势。新世纪以来,辽宁工业重振旗鼓,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展现了新的崛起之势。本文以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轨迹为例,粗线条地追溯并梳理其历史脉络,考察辽宁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天然禀赋和初始条件,揭示辽宁工业经济落伍的原因及其体制性矛盾,总结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主要经验,从而为制定推进辽宁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为把握当下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以及未来趋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辽宁工业经济演进的历史过程表明,特殊的路径依赖不仅是辽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且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刻历史根源。[关键词]辽宁工业;老工业基地;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0)04-0026-06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可见,对于历史演进过程的回顾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近些年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西方“他山之石”者颇丰,而“以史为鉴”者却隐然若失,尤其是经济史类知识乃至整个学科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不合理。

一、近代殖民地工业的兴衰

辽宁历史悠久,地理条件优越,半岛气候宜人,尤其是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当丰厚,铁矿埋藏量居全国首位,煤炭等其他稀有矿藏的质量均为世界罕见,因而具有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天然禀赋。早在清代乾隆初年,本溪湖一带就是奉天省的主要煤炭产地,其生产规模估计可达千人以上。[1]自近代以来,辽宁成为西方列强用武力争夺的资源重地,19世纪的中日战争和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都清楚记载了这一史实。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凭借强权取得了在中国修路、采矿等特权后,曾先后在大连等地开设工厂。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在20年代,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西方先进技术相继输入,在外力的冲击和示范作用下,辽宁的民族资本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民族资本创办的工业企业中,按其时序和性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奉系军阀开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二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企业;三是以轻工业为主的私营企业。在奉系军阀割据东北,统揽东北军政大权的年代里,奉系军阀用巨资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兴建和扩建了一批近代化军火工业。其中的奉天兵工厂,耗资之巨,规模之大,设备之精良,技术之先进,是全国其它军工企业无法比拟的。同时,军阀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一些民用工业企业也随之兴盛。如在采掘工业中,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八道壕、阜新、复州、北票等地的煤矿;在轻纺工业中,官商合办的东北最大的奉天纺织厂、奉天纯益缫丝公司、安东六合纸厂等。据“满铁”地方部各地事务所的不完全调查,在1931年前后,仅沈阳的民族资本工厂就有742家,全省民族工业企业达2239家,[1]这些工厂大部分分布在大连、安东、营口等沿海城市,主要经营纺织、食品、榨油、皮革、印刷、机械加工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辽宁的民族工业资本在与外来资本的抗衡中求得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极大地强化了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北工业的产业统制政策,使民族工商业在能源、原材料、经营范围、价格和销路等各方面均受到了严格控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并由此走向了大幅度萎缩的状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为了满足侵华战争的需要,他们倾全力实行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军事工业“重点主义”产业政策,将与“国防”和“国策”有关的重工业列为主导产业,将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工业作为掠夺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开采业、建筑材料业作为掠夺的重点。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用以开矿办厂,曾先后在沈阳、大连、抚顺、鞍山等地建立了冶金、化学石油、电力、煤炭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并兴建了兵器与飞机制造业、机器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机械修理业等一大批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大规模投入,自1936年到1941年期间,辽宁的工业经济增长相当迅速。仅以沈阳为例,日本人在沈阳重点开辟了铁西工业区,1940年时,该区的日资工厂达到233家,其机械制造、金属和化工等重工业工厂达104家,年产值占沈阳市工业总产值的48%。1941年,沈阳市的日资工厂快速增至423家,使沈阳市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工业中心城市。[2]同时,“满铁”垄断了辽宁乃至整个东北的铁路、公路和港口。当时的“南满”已经成为日本工业化以及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工业基地。据估计,1936—1939年间,东北广义的工业年增长率约为9.9%,狭义的近代工业增长更快。到1949年以前,占总人口不足10%的东北,近代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33%。[3]而辽宁因其沈阳的工业中心地位,在东北地区的工业增长快于其他两省。应该说,近代辽宁的工业是在侵略者的掠夺式开发中,在外力的冲击下,超越其自身的发展阶段而强制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辽宁在近代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属于殖民地工业。西方各国垄断资本以掠夺资源为目的而兴建的一大批矿山、工厂、铁路和港口等,一方面使辽宁工业经济在殖民统治下有了快速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形成了辽宁的近现代机器工业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辽宁的工业企业几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先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日本侵略者将一些无法运走的机器毁坏,将许多矿山设备炸掉。然后是苏联红军把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业设备拆卸运走,仅在1945年秋季的两个月里,原鞍山昭和制钢所的关键性设备被苏军拆走的就达60%以上,本溪各主要厂矿的设备也大部分被进驻的苏军拆走。国民党政府占领了主要城市以后,先后接收了分布在锦西、锦州、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等城市的工矿企业,但因内战而无心恢复生产。在1947至1948年期间,这些工厂和矿山的设备、器材,有的被拍卖,有的被破坏,一些贵重器材、设备和技术资料被运往关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微乎其微,整个工业生产处于瘫痪的状态。[1]据1949年的统计,辽宁当时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有日伪时期的20%,工人失业率达90%。沈阳的工厂除部分军工、军需工厂进行过一些修配性的生产外,429个民用工厂中绝大多数遭到严重破坏,勉强开工的只有45家。鞍钢钢材的年产量比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下降了84.5%。煤炭和机械工业的生产,也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2]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战争,留给辽宁的是满目疮痍的废墟和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共和国装备部”

1949年以后,辽宁工业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尽管辽宁的工业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它仍然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了新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化工业基地。在1949—1952年期间,国家对解放前原有工业基地实施了恢复和改扩,使大部分原有的工业基地得到了恢复,甚至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将原有的工业基地作为改造和建设的重点,投入巨额资金着力扩建、改建和新建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项目,同时进行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提高工艺设备和产品的技术水平。辽宁利用其自然资源禀赋、跨越产业发展阶段、利用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由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57个安排在东北,辽宁占了24项,主要包括鞍钢、本溪钢铁、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阜新电厂、大连电厂、抚顺石油二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大连造船厂等。为与重点项目相配套,国家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在此期间内,国家仅用于沈阳工业建设的投资就达11.1亿元,年平均施工项目达300个,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2.2%。[2]国家巨额资金的投入,使得辽宁省很快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其固定资产原值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位,还有占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等等。[4]在1953—1957年间,国家对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23.39亿元,约占此间全国经济建设投资总额611.58亿元的20%。其中,辽宁为60.05亿元,居全国第一位。1957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为10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居全国第二位。重工业产值为72.4亿元,占全国重工业总产值的22.7%,居全国第一位。钢、生铁、原煤、发电量、硫酸、烧碱、纯碱、合成氨、水泥、平板玻璃、金属切削机床、电线电缆、变压器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主要产品中,钢、生铁、钢材、纯碱、烧碱、变压器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原油、发电量、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占全国1/3左右。此外,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比重。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辽宁已经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基础性重化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并为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58年到1978年,辽宁工业经济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在“二五”计划的头三年,工业基地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沈阳开始兴建煤炭、发电、炼铁、炼钢、炼焦、薄钢板轧制等原材料、燃料、动力工业和汽车、拖拉机制造等工业项目。然而,在“大跃进”的建设思路推动下,大上项目造成了规模过度、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结果引发了大起大落的衰退趋势。在1961—1965年期间,辽宁工业和全国一样,不得不被迫进入了经济调整时期。在此期间,沈阳共关停并转了312家工厂,[2]其他城市的工业企业也都采取了强硬措施进行了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提高,全国大多数老工业基地都逐渐形成了综合性工业基地。沈阳市在这一时期内,重点发展了能源、支农工业和轻工业,随后又建立了化纤、塑料、合成橡胶三大合成材料和电子等新兴工业,连同原有的工业基础,最终建成了以机电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从总体上看,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态势是好的。在1958到1978年间,辽宁省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5.3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0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9%,列全国第3位。在此期间,辽宁研制出了全国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大功率内燃机车,新建了中国最大的11号高炉,开发建设了辽河油田及产量居全国前列的辽河化肥厂和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在此期间,辽宁已经形成了成套生产重型矿山设备、石油化工机械、起重运输设备、输变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远洋巨轮、内燃机车等在中国占有较大比重的机械设备。其炼油能力居全国第一位,钢产量、热轧板生产能力、冷轧薄板生产能力、镀锌板生产能力均在全国排名第二位,特种钢生产能力在全国排名第3位,石油化学工业加工能力在全国排名第3位。[4]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时期,辽宁老工业基地作为中国的工业原料基地和最大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在提供原材料、工业设备、军工产品、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辽宁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财政收入,也曾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共和国第一工业大省,因而被誉为“东方鲁尔”、“共和国长子”和“共和国的装备库”。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辽宁工业经济发展同全国一样,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化使辽宁也累积了与全国其它地区明显不同的特殊性。一是形成了国营比重过高的畸形的所有制结构,甚至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其中国有企业比重高达84%,居东北三省之首;[5]二是形成了以重化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忽视了轻工业的投入,导致轻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三是形成了国家直接干预下的政企关系,以及在行政制度安排下的企业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从而使企业经营处于高度附属的地位。这些体制上的特殊性,曾经为辽宁工业经济发展带来了辉煌,同时也成为其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三、改革开放后的艰难跋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辽宁老工业基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带动微观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所有制结构方面看,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工业比重相应上升。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传统产业比重下降,而新兴产业比重上升,工业中的轻重比例关系也逐渐趋于合理。同时,技术基础和技术改造方面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向型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辽宁工业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衰退现象。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沉重的历史包袱的重压下,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不能应对竞争的冲击,不能满足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要求,企业经营机制僵化,观念陈旧,设备严重老化,技术工艺落后,产品大量积压,生产经营困难,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在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从全国范围的比较来看,与南方沿海开放较早的各省份相比,与计划经济时期曾经的辉煌相比,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渐显后移之势,甚至在上一个世纪最后十几年间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相对滞后局面,从其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位次变化可见一斑。(见表1所示)

资料来源:南振兴《省际工业竞争力比较研究》,《经济管理研究》2004年第1期。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衰退还突出地表现在工业增长速度的不断下滑。以沈阳为例,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六五”期间为10.4%,到1989年仅为0.9%。工业经济效益也持续下降,大多数企业效益低下,负债沉重,资金周转困难。沈阳市预算内企业留利人均水平1989年为276元,1990年为170元,1991年仅为18.9元。[2]工人失业的状况非常严重,截止到1999年,辽宁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就有160万产业工人下岗。[6]这些情况表明,辽宁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后发展地区。制约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体制机制的因素。正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路径依赖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到位,导致了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滞缓,以及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凸现。因此,排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因素,是全面振兴辽宁的关键所在。

四、新世纪以来的重新振兴

经过了一段艰难的跋涉,辽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并逐步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新世纪之初,辽宁工业经济重振旗鼓,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展现了新的崛起之势。尤其是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不仅工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而且社会环境和谐稳定,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特别难得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然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

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后,连续三年辽宁GDP平均增速为13.0%,比前三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比全国提高了2.7个百分点。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全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显著,重点城市和区域成效更为突出。如沈阳市通过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战略重组和搬迁改造,着力构筑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导、基础装备产业园为配套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体系,东部汽车、西部装备制造的新型发展格局快速形成,铁西区改造的成功效应不断放大,沈西工业走廊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作用凸现,产业结构和产业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对辽宁中部城市群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再如大连市充分发挥临港、临海区位和产业优势,着力调整和完善产业布局,大力引进和发展对海岸、港口依存度高的装备制造业项目和配套产业,推动“两区一带”临港临海装备制造业形成了聚集发展效应,为辽宁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在2005—2007年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由20.9%提高到30%以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5.4%提高到30%以上。[7]许多数据表明,装备制造业已经重新成为了辽宁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

辽宁人在总结新世纪以来工业经济重新崛起的经验时,大多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顺应了产业结构历史演进的趋势,辽宁凭借雄厚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将重新打造新型国家装备制造业基地作为发展目标,由此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这种选择遵循了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为发力点,理性选择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产业为支柱,并在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中找准地区的定位。辽宁将目标定位于建设国家装备制造业基地之后,地方政府为此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性政策,使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带动了全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其次,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遵循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在深化改革中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重塑具有活力的微观经济基础,从而推进了现代产权制度的规范化。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各种“路径依赖”,辽宁的国有企业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目标,不仅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多种投资主体并存的格局,而且通过国有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中小企业的改制,盘活了存量资产,使企业重现生机和活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各项经济指标显著提高。再次,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依托着沿海经济开放带,融入了东北亚乃至世界市场体系,从而推进了生产要素组合的国际化。辽宁利用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地理优势,面向东北亚和全球市场,打造国际产业转移最佳承接地,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力发展沿海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不仅为辽宁引进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急需的资金,而且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大大提高了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使辽宁的生产要素组合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5]

应该指出的是,新世纪辽宁工业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发挥了强大的外力推动作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改革试点和国债项目投资,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效应和投资效应。为了推动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中央企业的调整改造,国家于2004和2005年先后启动了中央直属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中央财政为包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在内的22家企业给与财政补贴2.2亿元。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国家支付东北三省67户破产企业补助金共171.5亿元,占全国用于这方面资金的23%。为了推动东北地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自2001年7月起,国务院正式批文在辽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同时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小额担保贷款。为了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给予政策支持,国家允许东北地区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部门,在新购进机器设备时,所含的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并对东北地区的低丰度油田和衰竭期矿山,适当降低了资源税税额标准。国家还对部分企业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给予豁免。为了支持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国家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资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中国债资金总投资达1 089亿元。为了改善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和融资结构,国家允许东北商业银行采取灵活措施处置不良资产和自主减免贷款企业表外欠息。仅在2005年之前,国家开发银行对东北投入的专项资金支持余额就达1 585.3亿元,其中辽宁达700亿元。[8]国家对东北地区的倾斜政策,提高了东北地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和产业集聚能力,改变了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的状态,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结 语

回顾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辽宁工业曾经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同时也有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辽宁工业经济的兴衰与外力的推动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过程中,中央政府政策倾斜力度的强弱,甚至直接决定了辽宁工业经济的起伏。这一现象从理论上又一次验证了新经济史学的“国家悖论”,即国家作为最大的制度供给主体,既是经济增长关键,同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其次,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丰厚的资源禀赋和外来的资金投入。而一旦资源不再丰饶和外部不再支撑时,辽宁地方社会自主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就会显现出来。而经济学的原理表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最小的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能够构成这个社会最有效率的发展。因此,辽宁工业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培育自主的内生性动力。因为潜藏于民间的以利益为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更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焕发出来的发展动力会更普遍、更持久。培育自主的内生性动力的有效途径很多,包括鼓励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强县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支持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发展。这正是辽宁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的差距所在,也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永不衰竭的内在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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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伯勋.老工业基地的新生[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5,17,18,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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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朗玲,李敏娜.老工业基地改造与体制创新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8,10,

[5] 于秋华.辽宁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

[6] 宋冬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99,

[7] 李向平,陈萍.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振兴[N].辽宁日报, 2007-06-11.

[8] 陈萍,王正,王丹. 2004—2005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报告[DB/OL]. .cn/qkpdf/dbcj/dbcj201004/dbcj20100406-2.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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