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四川学堂公款私吞问题

摘要：清末新政是晚清为挽救王朝危机的一次重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学堂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可以看出，公费私吞问题是学堂改革的最大弊端，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是国内环境动荡;二是地方绅民对新式教育有不同看法;三是款项筹措人与管收或经管人分开;四是对公费私吞处置较轻;五是关系网盘根错结。

关键词：教育改革;学堂;公款私吞;南部档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8-0131-03

前言

清末新政，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为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学堂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土壤。因此，研究近代学堂的具体开办、运作与设施对研究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这场改革中，县及县以下地方乡镇处于一个较为被忽略的地位，所以研究县及县以下地方乡镇的新式学堂具体开设与实施对研究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可以增添新的看法与思路。由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的县级地方档案。因此，拟选择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出发，试论清末新政时期南部县学堂公款私吞及私吞造成的影响。

上个世纪，一部分学者研究了晚清教育改革政策与措施，如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1]，主要是从中央机构学部政策出发，论述教育经费的筹措等等，见解深透，分析全面，史料扎实，论述周祥，但是并没有对各地方具体论述，一小部分学者立足于地方各省，从地方讨论教育改革，如苏云峰的著作《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2]，关注点在湖北地方省级学堂，没有对州、厅、县有更进一步的探讨。而其他地方上的教育改革又比较局限于省、府、厅、州，县及县以下的很少论及，更遑论清末新政县以下的学堂经费来源、筹措与私吞问题。新世纪到来，对于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中学堂的研究逐渐增多，具体以地方新式教育为主，如林松的《清末新政与西南川边新式教育改革》[3]，探讨了川边汉族和藏族近代新式教育的背景与过程等等，剖析了新式教育的历史意义。而关于学堂的研究，虽有整体有地方，但仍然不足，如唐彬源的《清末半日学堂研究》[4]通过研究清末半日学堂的产生与发展，探讨了半日学堂的教育价值和对教育现代化的启示与作用，又如黄晶晶《转型时期地方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以巴县小学堂为个案研究》[5]，以清末新政时期四个巴县学堂为例分析了重庆府巴县学堂办学教育经费的筹措，探究教育经费是否落到实处，并进而分析了出现筹款矛盾的原因。此外，对于地方学堂具体如何运作与管理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的其他方面研究，稍显不足。

一、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学堂

清政府的新式学校最开始在洋务运动时期，百日维新时，光绪帝也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一些关于教育改革条例，并且开设了各级学堂，学生们开始学习西学。而到了20世纪初，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后国难危机加重，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政府也开始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颁布教育改革制度，因此全国大范围实行教育改革，“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6]4719，于是，新式近代学堂开始在全国大范围轰轰烈烈建立。而四川，在各省中，又是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地方。

据清朝学部总务司编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出四川劝学所达145所，劝学院达1029人，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而四川学堂数则在宣统元年达到了10661所之多，学生数343938人，居全国第一。这些数据就说明四川积极响应中央政策的号召，也说明四川省的官吏比较重视教育改革，非其他省所能比。以至于县及地方乡镇，对学堂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办学为目前最要紧之举，凡涉文学之欵，均应提倂”[7]。因此，在四川省如此重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情况下，研究县级学堂是否如统治者所愿有效办理，公款是否筹措到位，经手人是否合理利用公款等等，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成效有很大影响。而《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现存清代最完整的县级地方档案，因此，着手从南部县去探析四川的学堂公款筹措与私吞情况，进而研究清末新政时期地方机构对中央教育改革政策执行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后果。

二、南部县学堂公费来源与支出

自中央下达开设新式学堂文件后，南部县紧接着就着手准备学堂的办理。但是由于“皆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8]144，而南部县学堂又因“国帑空虚断难遍及，正赖绅民自行办理”[7]，学堂公费大部分为自行筹款与资助，少部分为政府拨款奖助，如若筹款遇到难处，则政府官吏给予支持，“谕思依场学董知悉，照得该场小学堂经费不足，早经回谕协同该处保甲设法填筹”[7]。而自行筹款资助的大部分来源为行帮行会，另有佃民佃钱。“计开所欠学欵人名清单：文元庆、小清明会提钱六千文，抗缴分文，揽战船帮会首向明发等提钱拾二千文，抗缴分文，文宗奇、文怀田会首等亭子会提钱四千文，抗缴分文……渡口提钱十二千文，来钱四千三百文，以下抗缴……文林氏该佃钱一千文，抗缴分文，周福成该佃钱二千二百文，抗缴分文”[7]，从中可以看到，南部县学堂公费基本来源于当地的几个比较大的行会行帮，除了此中所提到的几个会，另有本地较大的大文会、龙神会、大罗山神会等等。既然有当地政府支持、行会资助，那为什么学堂经费却常年入不敷出？原因除了自行筹款受限制较多，还有就是学堂公款用途过多，远水解不了近渴。

据光绪三十三年南部县正堂劝学所监督章批的“万年场全年共筹学费壹万二拾柒千文”[7]，数字看起来较大，但是花费用途也多，包括教员和学董薪资、学堂纸孔钱、桐洋油钱、旁佃寝室佃钱、碗盏钱、白墨钱、食费、工匠维修费以及请客宴请费等等，又由于开设新学堂教址会耗费大量本就经费不足的学堂公款，因此学堂基本上开设于会场、庙宇等旁边，所以又花费了敬神香烛钱、建监圣牌钱、庙宇修缮费等等，数目繁多。除了这些与传统学堂差不多的经费用处，这时的学堂公款去处也有教育近代化的体现。如光绪三十一年的通饬学务处案呈：“商部咨开据上海科学仪器馆……并饬将仿造仪器随时呈验在案，兹谨选呈力学……地学、杂具等器共一百种，另附目录等亲自送部作为第一验之……并分饬各省 督抚学宪饬知所属学堂分别购用……嗣后如需各项仪器，即向该馆分别订购可也……札 南部县 准此”[7]，因此，学堂公款用途浩繁，中央政府和地府政府都酌情减免捐助。如光绪二十八年“户部捐纳房业呈本部议覆山西巡抚奏：嗣后捐助学堂经费及独力倡设蒙小学者请按例奖给衔封等项”[7]，如光绪三十三年“劝学所一切财政，因增修校舍，备置校具，购买书籍及保郡省垣各学堂提欵支用浩繁，入不敷出前奉，面諭着将归并各局旧有积欠，照数清查……酌议减让”[7]，“具禀高等小学堂干事廪生王树人为二次补修具实报销事情”[7]。

由于自行筹款受限制较多，地方政府会尽力报销一些账事，如遇采购学习用品等等，地方政府也会着官吏置办，所以学堂公费基本上用于薪资的分发与购买一些简单学习用具，而且政府也会派银，如光绪二十九年“南部县申解奉派中学堂经费银两一案验文……计开南部县派银五百两等”[7]。那为什么学堂公费仍然常年处于经费不足、入不敷出的境地，这与学堂公款私吞有很大的关系。

三、严重的私吞现象

“由于近代学堂是在清封建统治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化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的，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9]，因此，近代学堂的发展路程呈畸形发展，带有很强的封建性，虽然新办学堂运用西式学习用具，学习西学，但是在管理与实施方面，县及地方乡镇则带有很强的封建残余，仅在学堂公款私吞这一方面，就已经使学堂的正常运转打了很大的折扣。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总督部常奎就奏请：川省就有公欵典办蒙养斈堂一捐处称，四川典办蒙养斈堂仅有数处蒙斈，概未㪯行本省如重庆等属均有常年公欵，请严禁侵蚀挪移，㪯办蒙养等語……务令蒙混侵蚀……一律严行查禁。而南部县本地也通令如此，光绪三十一年南部县告示：“兴学以筹费为要，凡属公欵私欵具应捐助……若有私抽，即为需索，许绅保人等来县禀案，严究不贷，其各懔遵切，切勿违特示”[7]。虽然地方政府早已明文规定，但是为什么南部县学堂年年处于“核查至今，当年经费不敷”？

除了一些帮会行会抗缴学堂公款外，与经手公款的一些人私吞也有很大关系。清末政治腐朽，社会动荡，官吏的管理放松了很多，以至于官不像官，而吏也就不像吏了，经手学堂公款的一些吏和教学人员也就无视规定，使本可以所筹经费有盈余却落得入不敷出、经费不足的境地。如光绪三十三年“西二区神壩场全年共支出钱八十八千九百文，共筹玖拾肆千文”[7]，只要没有遇到抗缴和私吞的现象，学堂有足够的经费，那么正常运转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尽管四川省重视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学堂开设数很多，但是学堂数量越多，贪污的人员和数目也就越多。据《南部档案》统计，仅光绪三十四年一年，学堂公款贪污就将近二十起之多，在这一年档案中明确记录的私吞人员分别为：学董谭诰、学董左名高、学董文怀鼎、学董王光华、船帮刘孝先、保正李德富、杨芝珍、学董李蔚文、杜廷荣、董金深、李德书、教员任秉璧、学董秦瑞常、保甲[7]

从中可以看到，学堂公款贪污人员多为学董、教员等直接经手筹款的人，再就是保正、甲长等催收公款的官吏，而他们私吞的账数也比较多。如：

秦瑞常：知伊心存未良，昧吞公款二百余串。

杨芝珍：至控吞价银二百两属实，理应赔出，不没善举。

任秉璧：禀任秉璧、赵国瑞、李彩芳等私吞学欵，反瓜分富价银二百两，蓦卖仓谷等事。

左名高：共该六十八串，去冬抗给，曾具禀沐前，章主硃谕左名高十二月缴清。[7]

从上面四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私吞账目不小，可多达二百两之多，而据光绪三十三年东五区富利场地龙兴寺下学期支账表显示：学董薪水捌千文，教员條金钱二拾四千九百文[7]。所以，他们的私吞账目与他们薪资相比，私吞账目确实是较大。

四、学堂公款私吞的原因以及影响

不仅在南部县情况如此，重庆府巴县学堂贪污现象一样的严重，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黄晶晶的毕业论文中，列举了巴县四个小学堂的筹款与贪污的特例，如巴县城乡清和镇凉水场分存场一例，监保等人将筹款眛下私吞并始终不上缴，以至于知县只得另想他法。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私吞官司？从南部县具体情况分析，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国内大背景的影响。比较大账目的学堂公款私吞案基本都发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过后，此时清末新政已经过半，政策实施的效果不像最开始那样有效，而且此时社会开始动荡，国际国内环境不明朗，自然这种私吞现象更加严重。

第二，地方绅民对办理学堂这种新式教育有不同看法。四川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走在其他省之前列，这只说明地方政府重视，但是不代表花人力财力去筹公款的地方绅民也重视。

第三，由于款项筹措人与管收或经管人分开，使得所拟筹款项往往因经管人的贪污而难以变成学款。从以上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私吞人员身份基本是与学堂有关。

第四，地方官对此类事情的处理结果较轻。如任国荣一案，仅“照数领楚归，入学堂公用”[7]，又如“甲长杨继烈一案，除先将杨继烈斥革，并饬杨光第接充外……”[7]，又如“章主硃谕左名高十二月缴清”[7]。对于学堂公款私吞一案，基本上就是令其缴清或者革职，并未有其他的较严重的处理后果，正因为如此，私吞数额才这么大，私吞案也多。

第五，而对于行帮、行会的盘根错结的关系网，也是使他们有能力私吞的主要原因。如：渝思依场“兹查该县有大文会，虽保五县公会”[7]，这就说明大文会在五县内都有人脉，关系网密集，官吏对他们无可奈何。

学堂公款私吞现象如此严重，对于新式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是学堂公款贪污也影响学生能不能到学堂上课学习，如“师范生王上策……身家穷困，前难进身……哀求筹款等学费……尽行保正族棍王文杰私吞”[7]，学生不能保证如改革者所愿去学堂，更不用说学习到真正有用的知识。二是导致学堂经费不足，使学堂运转不正常。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接触西学，逐渐与西方文明接轨，私吞学堂公款就使得学生上课的质量和学习内容打了很大的折扣，如学董王光华私吞就使“课费亦不置器具”[7]，这样学生根本没有学习工具，如何使教有所学。三是这种私吞现象不仅只在南部县出现，还从地方上逐步扩大到省，乃至全国，这些都对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的积极实践和探索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参考文献：

[1]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2]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3]林松.清末新政与西南川边新式教育改革[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9（4）.

[4]唐彬源.清末半日学堂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

[5]黄晶晶.转型时期地方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D].四川大学，2007.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中华书局，1958.

[7]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268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5.

[8]奏定劝学所章程[M]//朱有瑜.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9]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近代史研究，1987（3）.

作者简介：李玲（1996—），女，汉族，四川达州人，单位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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