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特性是创新

活动的规律，这也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

“新”与“陈”是对立的统一。要“出新”就难免“推陈”。不“推陈”，算什么“出新”？“推陈”不是推倒，不是数典忘祖，而是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只是说它不完全适用于今天而已。可是就是这样，你要“推陈”，“陈”还不让你“推”呢！“陈”，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退出历史舞台的。按庄子的说法人死了要开庆祝会，是推陈出新，可是，至今没人听庄子的。因此，要“推陈”很难，首要的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提法一直在提，从来没有停过。既然如此，为什么钱学森要发出创新型人才怎么这么少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普天同庆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庆时，武汉大学的前校长刘道玉却要发出大学有没有“独上高楼”的独立自由思想的“刘道玉之问”？北钱南刘之问提示我们必须对所谓“解放思想”作一番实事求是的考量。

实事求是地说，这30多年的突飞猛进，无不归功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讨论为后来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铺平了道路。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可能；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这是主流。那么支流呢？支流是：在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严重缺乏“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些人嘴上“说解放”，骨子里“怕解放”。更有甚者，他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有急有缓，以缓居多；有近有远，以远为主。文化创新可以有计划，又很难有计划。因此，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当然，这个道理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明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有不少是被犬牙交错的评比逼出来的，是被五颜六色的光环诱惑出来的。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能够把文化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人是冷静的，是会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奖品当做儿童玩具的，决不会为“浮云遮望眼”。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热衷于当官是文化创新的大敌。孙中山在广州对大学生讲：“你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意味深长！李白说得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现在有些文化成果是空对空。过去是“言必称希腊”,如今不知是不是因为希腊经济不景气了还是别的原因，不少人不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哈佛”。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就会逼得你不断回答新问题，不断出新思路。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文化评价是有相对性和差异性的。面对文化评价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文化管理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认识，乃至于管理层集体的共识当做绝对真理，就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有时也要来一点自以为非。实在不肯自以为非，也不宜把自以为是之“是”强加给别人，更不能给不顺我者以颜色看看。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人说，这名言不好，因为名言被“绝对自由”论者利用过。正确的论断被错误利用的事，历史上比比皆是，万万不可因噎废食。不过，这句名言也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建议改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支持你把你的说法发表出来，赞成你对我的批评开展反批评。”这才是大将风度，文化自觉。这才是文化创新之正道。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同存异；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是出众，是一改故辙，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谬论可能出在少数人身上，真理也可能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文化管理中万万不可处处以多数之“是”为唯一之“是”。

文化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住指责，还要抛得了荣华。文化创新的成果是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的。为了经济与社会的比翼双飞，愿我们的文化事业日新月异！愿我们都来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而献身！■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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