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崩塌与构建，中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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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充满动荡和不安。回顾这一年来的形势，有必要从两场国际会议说起。

第一场是年初，2月在德国召开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的观察家们在特朗普入主白宫、欧洲难民危机、俄美在乌克兰激烈摩擦等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中，满怀忧惧地展望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后西方”“后秩序”时代已经来临的观点。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发问：反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侵蚀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民主政治，开放社会的敌人开始大举进攻，加速西方的衰落，“旧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瓦解？新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生成？”

第二场是年尾，10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4届年度会议并未如以往那样集中关注俄罗斯国内局势和政策走向，而是热烈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动趋势，认为主权国家构建的秩序已很难在全球治理上有所作为，只有建立“去军事化”的国际秩序才有望解决，但构建这种秩序的过程极为艰难，“世界处于失序的边缘”。

两场会议不约而同地锁定国际秩序变动这个话题，是有其道理的。

过去数年，国际社会普遍观察到，美国陷入内部政治失能和海外由其一手挖掘的战争陷阱而难以自拔，中国加速崛起全球影响力急剧扩大，欧洲一体化进程接连受挫面临崩解压力“西方秩序中心”地位一去不返，俄罗斯内忧外困全球大国实力基础迅速流失，印度上升势头也很明显但诸多内部问题和战略思维的狭隘限制了其发展前景。

这显然是一个“去中心”的世界，对领导力缺失导致失序的恐惧压倒了对霸权独大的担忧，成为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情绪。

同时，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旧有和新形态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挑战交相作用，加剧了世界的跨国跨境风险，现行国际多边机构应对阙如，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低效能。

过去一年的重大国际现象

2017年的国际形势，继续充斥着反映上面这些纷乱线索的事件和变动趋势。最突出的几个现象是：

美俄关系深陷因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的后续效应和特朗普政府“通俄门”丑闻造成的桎梏，回暖无望，继续在恶性地缘战略竞争的泥沼里打滚。

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升为亚太地区头号的安全热点。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弹道导弹发射行为近乎失控，核导技术跨越式发展，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冷战后最严峻的危机。美国应对朝核问题执迷于军事威慑与战争恫吓，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打破地区战略均衡，严重偏离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轨道。东北亚徘徊在战争边缘，一旦失控将彻底打破战后安全秩序。尽管朝鲜在六次核试验和十数次导弹发射之后通过俄罗斯向美国发出了直接对话的信号，但拒绝核讹诈在华盛顿早已成为高度的“政治正确”，朝核复谈前景仍不乐观。

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第一年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奉行带有明显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信条，一方面继续强化在中东和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部署，提出要实施所谓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一方面率领美国从非关键领域已做出的国际承诺中退出，放弃部分全球领导责任，将在全球事务中的投入重心从多边合作转向双边谈判。这样一个美国，也是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这件“大事”便是蓄势重振美国的领导力，而其本土经济复苏的加速和“特朗普税改”在国会的通过也在为此增加注脚，对其他大国乃至世界祸兮福兮？

在美俄和部分亚非、欧洲国家的合围打击下，成建制形式的“伊斯兰国”走向覆亡，但其人员却四散进入不同国家，继续利用互联网等工具传播极端思想，在英国、美国、法国、瑞典、埃及、阿富汗不断制造“独狼”式恐怖袭击，国际反恐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挑动沙特等国集体孤立卡塔尔，承认耶路萨冷为“以色列首都”，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历史矛盾和外部势力介入下的什叶派—逊尼派明争暗斗划线的中东乱局何去何从？

欧洲在左与右的拉扯中艰难维护一体化的成果。尽管在荷兰、法国、德国等国的的选举中，中右力量保持了执政地位，但右翼排外和反一体化力量的进一步抬头仍是欧洲政治回避不了的趋势。欧洲将继续内部事务缠身，专注于自我改革调整，其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日子一去不返。

非洲在东西方两种资本模式的双重影响下加速探寻自己的新方向。津巴布韦的“宫闱惊变”是对这个国家多年极权政治之下极端化国有改革的纠偏。南非依托自我结构改革和金砖国家合作显示出行稳致远的决心。而从非洲之角到东非再到西南非，大半个非洲大陆都在被以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先导的“中国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加以重塑。

所有这些相迭加，正是现行国际秩序日益失效、新的秩序体系却无法及时替补到位发挥作用的综合表现，而必将产生整体效应的局部变革已经在悄然发生。

“一落一起”与“一退一进”

在2017年的国际形势演变的复杂脉络中，两条线索显得最为突出和实质，简单话讲就是“一落一起”和“一退一进”：“落”和“退”是指美国乃至西方整体衰落的势头更加明显，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秩序退潮，特朗普政府自国际事务中的退出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起”和“进”是指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全球性大国地位和作用日益丰满，与俄罗斯等复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合作也不断加强。

这样两条线索在本质上凸显出新兴大国崛起与超级大国守成的“战略错肩”格局，表明力量对比的变迁对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与重构已经正式开启，既带动着广大中间力量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重心，也加速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心的进程。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竭力编织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和安全防务态势，拉住美国，以防美国退得太快留下自己的利益形单影只。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彼此关系，维护合作，管控分歧，防止发生正面冲突与对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晤，11月特朗普对中國进行国事访问，双方抛却对两国关系华丽名号的追逐，回归最基本的朴素认知：“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美好未来”。

然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战略，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就像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总额2535亿美元经贸合同与协议大单无法一举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特朗普政府酝酿实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改良版的“印太战略”导致新的猜疑，市场摩擦、制度竞争与战略博弈始终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另一面，而且还有随中国不断走向发展强大而愈演愈烈之忧。12月18日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33处提及中国，将中国定性为比肩俄罗斯的“战略竞争者”。

瓦尔代论坛创始人、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甘诺夫预测，未来15年世界将形成两大力量中心，一个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中心”，另一个是基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的“大欧亚中心”。他并提议，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靠中国，俄罗斯作安全提供者，共同遏制美国的战略轻佻行为。

特朗普的心腹密友、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离开权力中枢后下到基层，四处发表演讲挑动针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民粹革命”，把中国树为“标靶”，警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不要低估中国崛起的潜力，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界，中国是真正的“地缘政治扩张主义者”，对中国的妥协已经把美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

卡拉甘诺夫的挑唆和班农的鼓噪或许是未来故事的一种可能前景——中美竞争，无论俄罗斯有无参与其中。竞争固然不可避免，但两人的思维都没有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他们有意忽略的是：尽管有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倾向，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和将来，所有国家都在同一个经济体系内，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各领导一个体系相互对抗的局面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俄这三个关键力量要么共同发挥引领人类社会进入合作共赢新时代的表率作用，要么以相互敌对冲突的范式联手导演一場全球体系的大崩溃。

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先锋

世界关注着中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塑造力量，然而世界的未来是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人类美好前景的可期性？作为一个自身仍面临艰巨的均衡发展任务的复兴大国，中国能担当起为世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和选择路径的重任吗？

未来富有想象空间，“美丽新世界”的相貌恐怕不仅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取决于中国自己将继续走出一条什么样的改革道路，能为世界提供一套什么样的更明细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尺度参照。

演讲时确认了中国坚定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习近平发出了加强全球治理的号召，呼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无疑是年内国际形势的大事件之一。大会规划了中国到2050年的强国发展方略，也明确了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政策目标。

在实践层面，中国早已迈开步子。以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厦门金砖合作峰会两大“主场外交”为关键节点，中国与伙伴国家共同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在2017年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增至80个。如今，总共57条火车货运班列线在在中欧之间运行，连接中国35个城市和欧洲34个城市，规模亘古未有的“互联互通”工程刺激了海陆联运的发展，激发着欧亚非大陆的增长潜力。

“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一年多取得的最为实质的两大进展都与港口有关，分别是由中资承建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航和中国军队在吉布提设立补给基地。前者背后是深入中亚腹地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可观前景；后者背后则是中国在非洲之角的辐射效应——中资正在吉布提补给基地附近修建“非洲最大自贸区”和连接吉布提与埃塞俄比亚的740公里长的电气化铁路，而拥有近亿人口的非洲内陆国埃塞俄比亚大约95%的对外贸易需要在吉布提的港口处理。

所有这些都不断扩大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促进全球治理的终极变革乃至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积累着条件。中国既是这种积累的“始作俑者”之一，也是这种积累所产生责任和后果的必然担当者之一。

世界的前景没有想像的那么坏，在某些国家试图推卸责任的同时，也有国家将要承担起责任。按照中国的图景，旧的国际秩序的解体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新的秩序将不会以革命般的摧枯拉朽之势在它的废墟之上确立起来，而是将在旧秩序的框架里通过渐进的、改良的方式缓慢孕育而成，逐步搭建起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均衡性特点的合作场。这也许正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在此过程中，中国不应也不会以取代美国的“领导者”姿态崛起在地平线上，因为那样的“领导力”既超出中国之所能，也不符合中国的国际价值观。但混乱不安的世界毕竟为中国提供了锻造自己国际感召力的机遇。中国将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发挥某种引导和表率作用，与大家一起为世界的发展变革讲述“合作故事”、提供“国际方案”，当然，前提还是必须走稳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以及自觉抵挡住做超级强权和输出制度模式的诱惑。

中国的路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她将继续被传统和非传统的敌意与疑惧环绕着，每向前迈出一步都引起议论纷纷，遭遇或大或小的顿挫曲折，而外部环境的消极变化也必然会对国内政治进步的方向构成干扰，这或许正是一个大国在上升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承担的风险、付出的代价。然而她终归是要实现自己的复兴梦想的，并且这个梦想千百年来第一次拥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议程和世界框架——这，才是我们评估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最需要了然于胸的重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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