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个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浙江瑾县人。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翁文灏的声名似乎没有蔡元培、胡适、鲁迅等等人物那般光芒四射，但就其对民国历史的影响而言，无论如何也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人物。譬如在学术上，他曾长期从事中国地质调查与研究，长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堪称著名的地质学家甚至知识领袖。

（一）

一般而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士即知识分子的修身立命之本。对于从小即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来又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翁文灏来说，“爱国”二字本毋需多言，只不过在那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苦苦奋斗的动荡年代，在翁文灏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而已。

1902年，时年十三岁的翁文灏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中最低等级的县学考试，成为一名秀才。可等他步入科场之时，科举制度已经走到它的尽头，离废除不远了。1905年，行将就木的清政府总算顺应时代大势，把原本是统治支柱之一的科举制度废除了。一项关乎全国读书人命运的制度被废了，不知有多少人闻知后寝食难安。好在翁家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且家道殷实，贸易于沪甬之间，因而翁文灏就被送到沪上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8年，翁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资格，赴比利时留学。他开始报的是铁路工程，可后来学的主要是地质学，并于1912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据说翁文灏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获取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人，也算是创了一回记录。在比留学期间，辛亥革命发生，清政府倒台了，翁文灏闻讯兴奋不已，即在校园里扯起新国旗志庆，首次表现出一个年轻人的血性。在《自订年谱初稿》中，翁有如下记述：“政局之革新，国势复振，期望甚殷。”

清末民初，由于国内条件的局限，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莘莘学子真正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很少的，很多人是学非所用，徘徊于官场，真是空有一身屠龙之术，常怀报国无门之憾。而翁文灏在1913年学成回国后，即有友人以高薪高职邀他协助外商在中国开办钢铁企业，但满怀一腔热血的翁根本不屑于洋老板的高薪。他宁愿当一个穷教师，以自己所学为中国培育人才。翁的这种骨气，对时下知识界犹具示范意义。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被“全球化”、“地球村”等时髦术语弄混乱了，一些人只顾向钱看，只拨弄自家的小算盘，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实在是淡忘了；而像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倒是念念不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儒家格言的。翁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认为中国地下的矿产资源应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开采，何必去帮助外国人掠夺中国的矿产呢？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爱国情怀，但这种情怀对社会风气的导之以正又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翁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一口应承了北京政府农商部新办的地质研究所的邀请，成为该所唯一的专任教师，担负起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重任。尽管薪水只有六十元一月，比起那总工程师的薪水来应该是低得很多，但翁文灏觉得这工作有价值有意义，以至后来在回忆这一选择时，他仍不无得意地说：“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了了数语，其心可感。

地质研究所虽然仅招一届即停办，但它对当时中国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却不容低估。譬如，胡适就曾对翁文灏和地质所的工作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自此，地质学开始在中国扎根、繁荣滋长；自此，中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地质人才，并从事中国地质学的调查与研究。缘此，得失之间，谁不称羡翁氏的明智选择呢？

翁氏早年曾立志殚心学术，不问政治，但“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内心受到极大震动，深恐大好河山竟归破裂，念及国家前途，忧从中来，寝食难安。1932年初，他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酝酿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以言论唤醒国人，共保国土。1932年8月28日，翁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他认为：“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只相信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的做。政者正也。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是年夏，翁应邀赴庐山，对蒋介石说：“国家必需建设，建设须有目标，标的既定，则力能集中而功效加速，方法适当则进行顺利而绩效可期。至全国人才，则因历来政局变迁，出身经历不能一致，但外侮迫切，爱国心同，故用人之际，应以保国兴国之目标，振奋其志气，不宜过以政党之界限，限制其范围。欧西各国每逢国事紧急时代，往往组设联合一致之内阁，苟能同心救国，即宜开诚相交。”翁的这一思想认识，与后来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何其相似乃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全面抗战由此爆发。12月22日，已经从政的翁文灏致函地质所同仁，要求该所同仁忠心爱国，切勿附敌。他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所同人务必全体忠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人取得好名誉。”他还号召该所同仁认清自己的责任，以更积极的精神，迅速分途工作，争取使“工作的结果使开发地利的人们有所参考，给许多其他工作的人们做一种为国效力的榜样。”翁氏这样要求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仁，在同月的一封家书中也这样激励自己和家属，他说：“在此国本动摇的时候……我们披肝沥胆地讲我们的主张，我们赤胆忠心爱我们的国家，年岁虽然不同，志向完全如一。”千百年来，这种激于民族大义的爱国情愫一直是中华民族得以不断延续、发展、壮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翁有四子，抗战开始后，他即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入兵营，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1944年9月16日，参加空军的次子心翰驾驶轰炸机在对日作战中负致命重伤，不治牺牲。当《大公报》记者专访这位深怀丧子之痛的翁部长时，记者是这样写的：“翁部长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没有半点不自然。‘他说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死，他不想将来，我觉得在他身上可以看出航空教育是成功的。’翁部长说：‘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的笑笑。这伟大的父亲用大义驱除了‘丧子之痛’的悲哀。”而翁真实的内心又是如何呢？9月22日，翁复函陈布雷称：“弟勉办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痛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翁的爱国精神都激赏有加，称翁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二）

翁是爱国者，更是杰出的知识领袖。在此略陈数事，即可说明他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如前所述，翁文灏是地质学出身，他宁愿献身中国的科学事业，而不屑于其他任何肥缺。这里再举一例，以资说明。留学归来后，由于他选择地质教学，收入自然微薄，故而从1919年起，便开始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博物、地质、矿石、古生物等课程，以兼课之资贴补家用。但当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表兄李思浩劝他弃学从政、去当一个即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有六万元的好处”的税关差使时，翁却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许多钱的。”由此可见，翁是把科学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别的工作即使收入再多也不能动摇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心。这种视金钱如粪土、把科研当生命的气节，不正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吗？！

1916年，地质研究所并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翁氏也转入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出任地质所代理所长，直到1938年因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才辞去所长职务。在这二十多年中，他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实现了地质学的本土化，并率领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最初局面。在内忧外患频仍的二三十年代，地质调查所取得了诸如“北京人”发掘与研究以及中国地质矿产资源调查等大量令世界同行惊奇赞叹的成绩。蔡元培对中国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绩称赞有加，认为它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地质学的发展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李书华说：“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展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

而翁氏个人在中国地质和中国矿产的研究与调查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也是非常惊人的。譬如，1919年，他为经济调查会撰《铁矿纪要》，对当时世界及中国铁矿的成分、矿床生成、储量、生产情况、市场价格等做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了开发铁矿的政策建议。同年还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略》，从地质、地史的角度，将全国各种有用矿物之矿床地质成因及产量、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开采历史及目前状况等，分类分区全面系统地节要介绍，堪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矿产报告和矿业全书。翁在书中特别提出了陆相生油的问题，认为“侏罗纪之后，中国陆地业已巩固，所有内湖、浅海，亦复蒸发干涸，而膏盐、油矿亦于是焉成”。书中还附有一张六百万分之一的着色中国地质图，这也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制的第一张中国地质全图。1920年，他又发表《中国矿产区域论》，提出我国南方存在钨矿带、汞锑矿带、负铅锌矿带的区域分布现象，被誉为我国区域成矿学的先导性成果。1924年，翁发表《中国山脉考》，运用地质构造学的理论，对中国山脉的成因、分布作了科学的分析，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自东向西呈三级台阶的特点，从而使人们对中国地形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科学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1927年，翁在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表《中生代的中国之造山运动》论文，提出了著名的“燕山运动”学说。

而在笔者看来，翁氏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固然值得称道，但这还只是看到他科学研究的表面，由此深入下去，剖析一下翁氏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方法也就是他的科学精神，也许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其一，翁氏重视纯理论的基础研究，但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25年，翁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发表题为《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的演讲。他说：“理论科学自有他本身存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能有实用的结果，才可宝贵。”“我们也不能说专重理论不顾实用。专于研究的人研究的程度愈精，研究的范围愈狭；这端与那端相通之处就往往无暇过问，所以不能不有一部分的学者，来利用已得的结果，已经试验的方法，应用于实用的问题。”“从世界的大势看，也许可以说近代地质学颇有实用化的倾向。”“总括我的意见：研究地质学的人可以注重于实用方面或理论方面，但地质学本身只是地质学，不能硬拆开来说那一科纯是实用的，那一科纯是理论的。”翁氏对那种只重实际运用不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坚决反对的，譬如1925年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对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失误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说，中国人虽自晚清以来即讲西学，但“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从此可见，不明科学的真正意义，且不从真正研究入手，虽肯极力提倡，亦是不得效果的”。“理科研究又复只知探寻真理，并不问其对于人生日用是否直接有用”，“但是也不能说纯粹的科学家，是只知研究不管实用的……科学知识便是人类的照海灯，须要照得人类平安才见得它的用处！”

其二，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开展社会工作，翁氏都非常注重调查。在北洋政府时期，他放弃待遇优厚的“外企”，而选择穷得叮当响的地质研究所，一方面固然是要为中国的地矿调查事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这个初生牛犊要查清中国矿产家底的事业心。后来，地质研究所变成了地质调查所，为查清中国矿藏，他跑遍了中国的许多地方。1920年，甘肃地震。翁为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亲率调查组赴灾区调查。调查期间，余震不断。返京后，翁氏写成数份调查报告，并确认地震死亡二十四万六千零四人。这次调查是中国地震史上第一次对大地震所做的全面而详细的科学调查，其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又参考中国史籍和方志记载，对甘肃地震的发生及周期性和震中迁移的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34年9月，翁为裴文中所作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作序，对裴文中的周口店猿人发掘与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从表面上看来，这册书只叙采掘的方法，其中科学研究不及其他各著的重要，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册书实是中国科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个著作。因为周口店采掘几乎是中国为物质科学之研究而做的采掘工作中最早与最大的一个。”“周口店的采掘也是世界科学中的一件大事，这册书便是世界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纪录。”“中国学者的工作向来偏重室内研究，而短于实地考察，甚且以此为苦，资格稍老者便往往弃而不顾。我们做地质的人携锥入山，庶几稍雪此耻。”抗战前，因缘际会，翁氏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他从抵抗日本侵略、捍卫中国主权计，极力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希望以政府之力全力调查中国资源，为国防服务。

其三，具有世界眼光，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1922年8月，他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及评议员。会议期间，翁氏发表了《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和《中国的石炭纪》两篇论文，并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国从事地质学研究的组织及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时任中国科学社干事长的杨杏佛对翁代表科学界参加中外学术交流一事给予积极评价：“翁君在比国备受各国代表之欢迎，所读论文尤为到会学者所叹服，因被举为彼会副会长。中国科学家受国际殊荣者，当以翁君为第一人。”在民国时期，留学已成气候，从本质上讲，留学也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翁氏并不反对少不更事的青年出国留学，但他更赞成政府选派更多的在科学研究上开始崭露头角的人出国进修深造，认为这样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更有助益。他说：“我们要学外国的方法，我以为除了平常留学以外还有两个：头一个方法，是中国研究学术的人无论曾否留学都要常常与世界学术有接触。不要关门自大，终必至进步全无。”“现在中国学术界似乎与外国学者往来甚少。只见每年大队的青年，整批的到外国去上学听讲，刚刚听完了讲，有些工作的能力了，便回到国内被迫的来教他刚才听完的讲，往往功课的繁重使他少有功夫自己研究。久而久之世界的进步追上他的前头，连讲义都老了。”“要减少青年无目的地往外国大学从头读书拿文凭，而增加在中国已有经验已有成绩的成年专门家往外国去学特别的专门，与做国内实在不能做的研究。”在国破民穷的近代中国，翁氏提出的这个办法应该是最经济的办法了，至少从主观上讲是在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扶持科学研究的时候，可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

其四，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1926年，翁氏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的演讲。翁表示，科学“研究惟以求真，宣传不宜失实，而况中国学术研究发轫方始，信用未立，宜惟精惟确，实事求是，始足与世界学者相见，而确立中国科学之基础”。1930年，翁应清华大学地理系学生之邀撰《回头看与向前看》一文。翁说：“人类文明进步到现代，一切事业都要先有一定计划，然后照着去做，所以详细精密的调查便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一切一切都要有实际的知识，所以希腊哲学家‘认识自己’的教训可以作为我们治学做事之口号，不管是往古与来今。”他还由地理学的研究引伸开去，认为地理学“就是从天地人三元过去现在将来的现象中求他相互的关系……而且我最不赞成把明白的事实反弄成玄妙的名辞，还说是高深的学理。地理学就是地理学，我想是够得明白不用我来多说。你越是讨论，你越会把他弄得不明白。如果你觉得不明白，你最好看看从前与现在地理学家做的是什么，地理学家的工作就是地理学最可靠的定义……一种学问的目的并不是要搭起空架子做成崇拜偶像的宫殿，他的实在价值是在用精密的方法、清楚的论理去观察探究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因为观察点的稍微不同，你把他分作什么学什么课，在写书上或教书上原可以得些便利省些工夫。但在实际的知识上思想上，他既是连贯的来了，似乎不必定把他勉强地剖开。教科书的定义分科不过是实际上一种分工的便利，你若过于死守着他们的分界，你就受了他们的愚弄而阻碍了你们学问的贯通。我们不一定要成什么家，也不必定叫是做的什么学，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要把我们中国亲切的认识了，了解了，只这一些也许已值得若干人的真正努力。”引了这么一大段原文，倒并不是想为本文凑字数，而实在是因为这段话讲得太本真了，把科学研究的本质讲得太到位了，最重要的是这段话对当下的中国学风无疑还具有重要的针砭意义。

其五，为国储才，不看文凭，只看真经。1931年，翁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中国大学教育之一问题》，在谈到本土教育与留学教育的问题时，他痛砭国内学术界的时弊。其时，中国大学创办的历史刚到而立之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国内培养的大学生不太信任的现象，同时圈内也存在着“留学生是否一定比本国毕业的能力好”、“本国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是否够用”的疑问。翁氏认为，“不论是外国或本国毕业，总是要继续努力，从事于本行的工作，才能成材。文凭上写的是中文，或是洋字，在实际工作上不一定会有绝对分别的。”据说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对文凭有很多的讲究，譬如对第一学历就看得非常之重，这种形式主义的作风看来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翁氏对年轻人，不但不以文凭论英雄，而且总是多加勉励。他常对年轻人说，中国地大物博，而所做研究尚少，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的黄金世界，“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地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动他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我们应该感觉十二分的惭愧，应该自加十二分的策励。”如此这般地激励年轻人，我想，即使坐冷板凳，年轻人大概也是愿意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国家的科学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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