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鸭绿江

一

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变得很糟，做什么事都集中不起精神，照片也拍得很少，像一头在磨盘边虽上了套，但磨磨蹭蹭、走两步停三步的驴。

同事和朋友们以为我还未从丧父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当然是个原因，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父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但我心里清楚，事情并不尽然如此，让我心神不定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父亲临终前给我讲的藏在他心中大半辈子的一个秘密。如果他把这个秘密永远地带走也就罢了，可是他偏偏没有带走，而是清晰地、详尽地、郑重地向我解了密。父亲是为了卸下背负了一辈子的精神包袱，他已憋了那么多年了，最后还是忍不住了，将这件难以启齿的事说了出来。他轻松了，但他没料到，他儿子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

父亲个人情感生活上的这一秘密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无数悲情剧中的一个，很古典，很荒诞，也不足为奇，过去那么多年了，时间应该足以让人能淡漠、泰然、潇洒地对待这件事了。我虽没有表现出过特别的惊讶，然而心情却十分复杂，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父亲的秘密中牵扯到的那两个和我有血缘联系的朝鲜女子让我无法忽略，她们让我心里激烈翻腾，怎么也忘不了。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真的在异国存在着这两个我的亲人吗？她们的处境如何？今生今世，我能见到她们吗？父亲在提到她们时，眼角是湿润的，消瘦灰暗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我能清楚地觉察到他内心的痛惜、遗憾和苦楚。是啊！父亲已永远见不到她们了，可她们还记得父亲吗？这些都时时折磨着我，姐姐比我看得开，她大声说：“干吗去想她们？她们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她们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和生活，别忘了，她们和我们一样，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我回答姐姐说。

“那又怎样？难道你到朝鲜去认亲？”

我心里一震，没有回答。姐姐的话提醒了我，当我心情稍稍平静了些，我不顾姐姐的反对，作出了一个决定，设法去一趟朝鲜。一旦打定这个主意后，我心里松弛了下来，充满着要找寻到她们的渴盼。我开始打听如何才能去那个有些神秘幽闭又我行我素的国家。经过了解，有两种方式。一是旅游，手续办起来并不难，凭身份证复印件，到丹东旅行社交钱，组合成一个团队后，由旅行社通过外办到朝鲜领事馆办签证。一般不会拒签。本地某些旅行社也开办了去朝鲜的旅游，手续也是比较简易；另一种方式是以公务为名出访。两种方式比较起来，旅游虽办起来容易，但时间有限，全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一切行动都是严密设定好的，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也不允许自由活动。至多只能在宾馆周围散散步。如果这样，我以旅游方式去朝就根本不可能有空余的时间和机会去寻找什么人，因而，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相对旅游，公务出访就比较宽松，没有硬性规定的线路、没有人死死地盯住你，总之，有可能做些私事。当然，即便是公务出访，在朝鲜也是不能由着性子，无拘无束地到处乱逛。不止一人警告我，那个国家是罩着一层厚厚的屏幕的，只能雾里看花，不可能让你近距离去探访你想探访的东西。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公务入境，因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除非我取消朝鲜之行。

但我又碰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办去朝鲜公务活动的手续。我的职务是省文化厅副厅长，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我首先是个摄影家。我这些年都兼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之职，出国几次，都是单位安排或接受邀请，按程序审批，持公务护照出境的，且都与文化活动特别是摄影有关。可因公赴朝，由朝方邀请决无可能，暂时也没有去朝鲜公差的机会，我试着向文化部外联局一个朋友询问到朝鲜举行个人摄影展的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多，都是提前一两年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的，中国个人摄影展和个人画展在朝鲜已多年没有举办了。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

我想起了我在沈阳的朋友苏山。苏山也是摄影家，在沈阳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图片公司。公司原来属于省摄影家协会的，前两年转制为股份制企业。这家公司是苏山一手创办的，并在他手里搞得红红火火，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大股东，成为公司名副其实的老板。苏山生意做得好，钱也挣了不少，并且佳作不断，每年都会在重要刊物上见到他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个人影展办到了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在数码相机刚问世时，他就预言，称雄世界的柯达公司的末日到了，胶卷时代将宣告结束，我们对他的狂言都不以为然。可是，就那么短短几年，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我匆忙更新换代，淘汰了原来心爱的价值十几万元的几只老的照相机，趁一次到欧洲出访的机会，购置了一只名牌数码相机，并很快就得到新相机的种种好处。我再也用不着花很多时间又累又烦地去整理一卷卷底片了。

预言家苏山的能耐，让我既羡慕又佩服。一个公司的管理加上创作，使得他忙得不亦乐乎。据说，当别的图片公司将以前的洗印设备抛弃时，他在增添数码化设备的同时，将老设备细心保留，并为少数固执地继续使用胶卷的摄影爱好者服务，而他自己也变成了传统主义者，执拗地用着传统相机、传统的胶卷。

当我打电话和他谈起这件事，他立马在电话中笑了起来，说：“我们俩真是有缘啊，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去了！我正要打电话邀请你去朝鲜呢！可正犹豫着呢，怕你厅长大人不愿就范，没想到你自投罗网了，哈哈，真是太巧了！”原来，经他认识的一个在平壤承包百货大楼的中国商人引荐，他准备在平壤开设一家以彩扩为主，兼售彩色胶卷、相机的图片公司，因朝鲜刚由黑白照片时代迈入彩扩时代，但还缺乏中国兴盛一时、现在基本淘汰的彩扩线。平壤经济部门已向他发出邀请，同意他前去洽谈、考察，并允许带一名摄影专家，他想到了我。我几乎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商量好手续如何办后，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念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出我这么高兴，苏山显然心存疑问，他问我：“厅长大人，你让我感到邪乎，你怎么会突发异想，要到朝鲜去呢？那里有什么东西触动你什么神经呢？”

“邪乎啥呀，就是想去看看，好奇心罢了。”我说。

苏山笑了起来：“有什么好奇的，现在的朝鲜，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中国。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而且，朝鲜是不允许外国人乱说乱动的。”

“这么说，到了那里，我无法和朝鲜人打交道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朝鲜是个封闭的国家，对入境的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擅自闯入禁区，也接触不到什么人。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在旅途中发生艳遇的几率比平常时候高得多，可是，这种浪漫在朝鲜几乎是零。”

“你别开玩笑了。我想在朝鲜找个人，她是我父亲在朝鲜战争时的战友，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处境如何。”我认真地说，“甚至她是否健在，我都不清楚，但我必须找到她。至少我要摸清她的近况。”

苏山没有继续刨根问底，他在电话中沉吟着说：“原来是这样，我懂了。这么说，你找我是找对了，那里有我几个在朝鲜经商的熟人，他们在朝鲜受到上宾的礼遇，或许可帮你忙，另外，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有个参赞我认识，到时请他通过外交途径想想办法吧。”

我听后，心里很感动。这就是苏山，仗义、热情，为朋友掏心掏肺。

在等待手续的日子里，我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商务签证办不成，结果，签证很顺利地办下来了。我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整个精神状态都恢复了，甚至比原来还要好。我告诉了姐姐，她对我瞅了好一会儿，才认定我不是在开玩笑。

“好吧，能找到她们也好，总算了掉爸爸的一个遗愿，父债子还嘛，找不到她们，你也可以心瘪。”姐姐说，带一点挖苦。

“父债子还？别说得这么难听，老头在朝鲜欠什么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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