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

教育落后。该地区受晚清“新政”，尤其是受奉天省近代教育的影响，开始走上教育近代化之路。但其近代教育水平远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呈现出新式学堂与旧私塾并存的特点，且新式教育在该区域内的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新式教育的兴起使该区域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后来教育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48-05

鸭绿江流域地处偏僻，开发较晚，文化教育落后。清末民初，该地区受奉天省大力推行近代教育的影响，开始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但其近代教育与奉天省其它地区比起来仍显落后，具有新学堂和私塾并存的特点，新式教育在该区域内的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本文拟对该区域清末民初的近代教育状况进行讨论。

一、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兴起的历史条件

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的兴起与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联。甲午战争之后，伴随着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日益严重，清政府认识到非新政不足以图强，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实行新政，颁布一系列顺应时势之举措。其中“兴学诏书”云：“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该诏书为中国近代教育开启了新的一页，特别是为地处偏僻、开化较晚的边疆地区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契机。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在此基础上，又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它标志着我国近代学制初步确立。以此为契机，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令“著即自丙午（1906）科为使，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自隋至清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中国迎来了近代教育肇兴的新时代。鸭绿江区域近代教育的兴起正式缘于上述背景。

清末关内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鸭绿江流域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咸同以来，封禁浙弛，关内汉人开始流入该区域。最初流入的移民多以伐木、农耕为生，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不高，民间少量的简陋私塾就可满足移民家庭基本的识字、算数、记账之需。伴随清末移民的大量迁入，清政府遂改东北将军体制为行省制，并在鸭绿江流域设置了民治机构，便于对移居汉民的管理；与此同时，关内移民也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的移民在当地开办私学，招聘塾师，讲授文化课程，其中不乏受西学教育者，传授近代教育思想，普及新知识。如山东移民王锦堂，原为“山东文登县附生，光绪初年来桓（仁），为登瀛义塾教师”。移居辑安的张卫垣，“遂家居教子弟读书”，深受乡里的赞颂。客居桓仁县的曲铭，原为山东牟平县优廪生，迁居桓仁后，任该县县立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别金相，原籍山东海阳，“民国三年（1914）来通（化）任第三高等小学校教职”。徐润章，也是山东海阳人，“民国七年任通化县师范讲习科县立中学校国文教员”。可见，关内移民迁入后，促进了该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鸭绿江区域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与奉天省直接输送师资有密切关系。奉天省为东北地区文化教育最发达地区，率先在省城创办近代新式学校，为各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新式人才。鸭绿江地区也有不少赴省城求学者，毕业后回本地担任教师，充实了该地区的师资队伍。资料显示，该区域内的县立小学和初级中学的教师多来自奉天省立第一师范或第二师范学校。如通化县教师李镇华，“奉天两级师范本科，毕业历充通化县高等小学校教员、县立中等学校教员、教育会会长、劝学所所长、教育公所所长”。在任期间，他多方筹措经费，创办学校，并提倡女子上学，助力通化县形成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体系，深受社会各界赞誉。安东县教师华启文，“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初级本科毕业，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修业，曾任安东县立中学地理法制教员，民国三年转任安东县立商业学校校长，被选县教育会副会长”。临江县教师孙丕承，“奉天两级师范本科毕业，历充本县教育所长、教育局长，共八年。……奉天教育厅奖给二等金质奖章”。再如著名教育人士李献廷、姜日德，分别毕业于奉天优级师范博物选科、奉天简易师范科。上述这些人物，早年在奉省受近代新式教育，具有创办新学的信心和理念，回到鸭绿江地区后承担起振兴该地区近代教育的重任。

有识之士捐资办学，是促成鸭绿江流域新式教育兴起的重要因素。当时奉天省地方财力困难，教育经费捉襟见肘，隶属奉天省的鸭绿江流域更是缺少办学资金。办学需要建校舍、置教具、支付教员薪资等经费，在地方政府无力负担的情况下，该区域各县官员、士绅、商会，为求该地区教育之发展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办学。如安东县民国六年成立的华商私立小学的经费，皆“由殷实商家特别捐助，并自行捐款……华商按月征收，拨给学生，免收学费，并不支领公款”。辑安县的绅商邵玉春，因宣统年间捐资办学“著有成绩，蒙教育部颁给二等金色奖章”。通化知县潘德荃、临江知县李廷玉等，也全力倡建学校，为本县兴办教育制定切实有效措施，在该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兴起与旧式教育并存

鸭绿江流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薄弱，缺乏近代教育的基础，因此在晚清出现了私塾教育与新式学堂并存的状况。代表旧式教育的书院在东北地区始建于明代，由官府创办，是官学的补充。鸭绿江流域的书院创办很晚，见于记载的只有桓仁县的莲沼书院。据县志记载：“在县城南门外莲沼之西北部，光绪二十三年，经知县王顺存监修”。光绪三十二年改为高等小学堂，后扩充为县立师范及中学校。一所书院显然远远满足不了当地求学者的需要。该地区主要的教育形式是私塾。东北地区有相当一批私塾创办于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鸭绿江流域这样的边远山区，私塾在该区域仍承担传授启蒙知识的重任。如桓仁县的腾蛟书屋、起风书屋、登瀛书屋，是当地最早的一批私塾。这三所私塾是光绪十三年，由时任县令金作壎为劝民间子弟读书而捐建和倡建，皆“设立在关帝庙院内，每座房三间，为授课之所”。直到新式学堂成立，这三所私塾才完成其使命。安东县私塾，于光绪十七年，由该县知县潘文铎创设“义学两处，延师训课”，贫寒子弟入私塾读书免交学费。可见，私塾在该地区承担着传播知识、开化民风的重要职责。

鸭绿江流域私塾的塾师多为来此讲学授业的外地人。如安东县塾师吴三多，从光绪八年至二十二年间（1882-1896），在该县榆树林村太平甸，“素赖教授为生”。通化县塾师吕绎斯，原籍山东蓬莱，通晓诗文，“民国二年，君来通设塾于三道江、四道江等处”，招收子弟，传授知识。

私塾在该地区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新式学堂设立后，私学仍未完全废弃。民国十二年，安东县“劝学所会同教育会，严格查禁私塾。是年末，县内十余所私塾被查封”。这充分说明至民国年间该地区代表旧式教育的私塾仍然存在，这种旧式教育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该区域近代教育也迅速发展。在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其中小学堂占多数。至民国十八年，该区域七县境内，已经拥有各类小学610所，学生41，633人。详见下表。

上述学校为鸭绿江流域培养了所需的各类人才。具体言之：1.师范教育补充应急之需。该区域近代教育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师资短缺，小学堂不得不聘任一些私塾先生临时充任教师。光绪三十三年秋，东边道观察使钱绍云“倡办安东县官立师范传习所一处”，次年“招考塾师五十余人……一年毕业”。这是鸭绿江流域师范教育之始。随后，安东和辑安两县率先创办简易师范科及城乡师范传习所。当时师范学校与师范简易科的主要任务是为该地区培养新式小学的师资力量。以宽甸县为例，宣统二年在县内创办简易师范学堂一所，“招生一班，五学期，毕业后分赴四乡学堂充教员之差矣。”这批师范生共计40人，全部都是肄业。显然是仓促上岗，具有恶补之嫌，但实属无奈之举。师范教育在这一阶段主要起到了补充新式教师的应急作用。2.实业学堂与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自民国四年至十八年（1915-1929），该流域除临江、长白县外，各县纷纷设立了职业学校，为近代早期职业教育的开端。如安东县的东边商科高级中学，由该县商会总理王中时、协理王建极赞助、筹款，于宣统二年初创。15年来，共培养了370名毕业生，“除升入各大学外，服务于本埠及各地银行、储蓄会、商店、公司、官厅、铁路者不下二百人”。至民国十五年时，学校发展到九个班，学生241名。辑安县，民国十三年设立职业学校蚕桑科，招学生23名，后因招生困难停办两年。3.幼师教育初显成效。鸭绿江流域的幼稚教育兴起较晚，民国五年，王道全在安东创办第一所幼稚园，招收幼儿34名。民国十八年，奉天全省共有14所幼稚园，其中安东县“公立者三校、私立者一校，为最多”，招收学生126名，其中男生67名，女生59名。此外，通化县也创办一所幼稚园，招收学生52名，其中男生23名，女生29名。其他各县则未见记载。4、留学回国人员发挥作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清政府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且鼓励自费留学。留学生归国后学以致用，在相关部门担任要职，带来了新的社会风气。如被称为“通化留学东洋之第一人”的仇振名，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回国后历任安奉铁路分局局长、奉天警察厅侦缉员、通化第四区区官、第三届省议员等职务。通化县的王阑香，入日本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后历任通化高等小学校教员、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县教育公所所长等职，襄助县长办理学务。民国以后，亦有赴日本等国求学者，如安东县的刘翰东、通化县的李德海、辑安县的张天英等人。留学生回国后作为急需的实用人才，或担任教职，或从事其他科技文化事业。

地方教育团体对该区域近代教育的指导与推动作用。新式学堂兴建之初，地方教育团体尚未建立，各地仅设劝学所负责本地学校的筹款、管理等事宜，对各类学校缺乏有效的指导。宣统二年十一月，安东县首建教育会，随后，各县相继成立教育会。教育会的职责：“凡关学校、家庭、社会各教育之筹备、整顿与改革各事宜，以及教学法之改良研究，皆得讨论”。在各界人士的热心倡导下，该地教育团体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民国四年十一月，由安东县教育所长姜日德、教育会长李献廷、县视学邓治安及东边道属其他各县教育所长、教育会长、县视学等发起，联络全道教育界，成立东边道教育会。该会以研究发展东边道教育为宗旨，自民国五年至十四年间，共召开八次会议，付诸实施多项决议和议案，为推动该区域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为发展该区域体育教育，针对体育师资缺乏的状况，于民国七年聘请日本男教员宫崎桂次郎、女教员米由松，在国内聘助教张元俊、陈国栋，“分别教授最新普通兵式器械、体操及舞蹈”。教育会还积极向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以求本地区近代教育之发展。民国五年，曾组织教育代表团赴日本东京等处参观访问，并出版了《东边道游东教育参观团日记》；民国八年，又组织东边国内教育参观团，“游地历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西、直隶、京兆十省区，于各属教育实业、风俗人情、古迹名胜等皆悉心考察，藉增见识”，并出版《东边教育团国内参观日记》，分发各县以供参考。这对推动当地近代教育发展无疑具有启迪意义。此外，教育会提倡平民教育运动、筹办图书馆、召开学校运动会、鼓励教员研究等，皆有成效。

三、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与奉天省其它地区的比较

首先，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的发展水平低于奉省其它地区。奉天省率先在省城兴起近代教育，创办各种类型的学校，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直接受其影响，但其发展水平与奉省其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请看以下几组数据：一是适龄儿童（7-15岁）的入学率。光绪三十三年，鸭绿江流域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均不到奉省6.5%的水平。一年以后，奉省入学率达10.9%，而该区域只有安东县进步较大，由此前的2.4%，一跃升至13.6%，其余各县均未达标。二是学校和学生数量。据安东县民国十七年的学务报告，全县共有学校173所，同期奉省学校最多的辽阳县，仅初级小学就有496所。民国十八年，安东县初级小学153所，共有男女学生7，779名，而同期奉省沈阳县则拥有初级小学578所，学生28，212名，数量是安东县的3倍多。①可见，该区域学校和学生数量远远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近代教育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三是教育经费投入。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反映教育发展情状的重要方面。民国十八年，沈阳县小学校的教育经费支出为5，904，720元，而安东县仅为39，930元，尚不足其百分之二（约1.6%）。即使把该流域各类小学经费全部合算，仍不及沈阳县的十分之一（约7.4%）。四是办学层次。奉天新政开始后，逐渐形成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四个层次。相比之下，该流域因经济文化落后，大学教育缺失，中学教育滞后，幼儿教育刚起步，只有小学教育尚属普及。据《奉天通志》记载，截至民国十八年，奉天省共有高级中学23所，鸭绿江流域一所也没有。20多年间，鸭绿江流域内的初级中学由清末的0所发展到9所（安东、通化稍多，各有2所），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数量仍显不足。幼稚园，安东4所，通化1所，其余各县均未创设。四个层次中，小学教育是该地方投入最多、发展程度最快的，反映了兴学初期，该流域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然而与奉省其它地区相比，该区域的近代教育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其次，鸭绿江流域近代教育水平不仅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在本区域内的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以该地区办学规模和学校数量为例：光绪三十三年为桓仁县创办小学数量最多的一年，当年即增设初级小学校18所；宣统二年，通化县创办新式学校的浪潮达到顶峰，初级小学猛增26所；这一年亦是宽甸县创办学校的高峰年，包括师范学校在内达28所之多。相对于上述诸县兴办新式学校如火如荼的局面，临江、长白等县则显得较为落后。光绪三十四年，临江知县李廷玉“始创立师范传习所，建设第一小学校，成立初等小学”。全县清末仅有3所小学，至民国十三年，总计建有“男校二十四处，女校二处”。临江县16年来新建学校的总数，尚不及宽甸十几年前一年间创建的数量。由此可见，该区域近代教育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长白县，为该流域自然环境最恶劣、人口最少、经济文化发展最落后的地区。民国以前，县境人口绝大多数为文盲。宣统年间始创小学，有据可查者，仅学生28人、教习3人。可见在区域内，临江、长白的近代教育水平落后于安东、通化等地。

综上所述，由于诸多条件制约，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具有新式学堂与旧式教育私塾并存的特点。在当地有识之士的勉力倡导之下，旧式教育逐渐为近代教育所取代，在该地区以小学教育的发展最为突出，新增了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教育形式，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培养了人材。近代教育的兴起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促使了该区域社会风气的转变，更为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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