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异同探论

摘要：作为西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蒯因与塞拉斯，他们俩的整体主义与本体论承诺，以及科学实在论等等思想，都是西方现代科学哲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但是，如果从捍卫差异性，探寻相通性的原则出发，并且深入地分析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那么，他们俩既有与理性和科学精神结盟，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等分析哲学家们的共同之处，又有如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与塞拉斯的日常影像等在科学对象、科学方法与途径方面的认知差异。在探究蒯因和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同与异的基础上，论证了蒯因与塞拉斯他们俩在西方现代科学哲学领域里的作用与贡献。

关键词：整体论；本体论承诺；日常映像；科学实在论

作者简介：[HTF]吴新民，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逻辑、逻辑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等（湖北 武汉43005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1-0013-09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直接导源于分析哲学，溯源则可至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从科学目的就是“求真”以及科学理性为一切现象“祛魅”来看，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思想既是蒯因与塞拉斯的分析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当下英美自然主义思潮中不可或缺“科学”要素的源头。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他俩又有差异。蒯因科学哲学理论就是他的整体主义科学观和他的本体论承诺。但作为蒯因学生的威尔弗利德·塞拉斯，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则主要是“科学实在论”。就本质而言，科学哲学是一种知识论——它将科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体系，并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凝聚到一个关键点上，那就是科学知识。因而从科学哲学不同的主题来分析，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实质就是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划界，人们谈论的科学进步本质上也就是科学知识的进步。蒯因认为，科学是常识的延伸，哲学是科学的继续。而且从要点和方法而言，哲学无异于科学，它们都要求将事物阐释得清楚明白。很显然，蒯因的这些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威尔弗利德·塞拉斯。因而，從科学创新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与探究蒯因和塞拉斯这两位分析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当下全球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的进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导源于分析哲学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文化理想形成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开始定型，科技思想开始萌芽。西方有亚里士多德、欧几米德等，中国有墨子、鲁班等。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古代时期的思想家、工匠，以及他们独特的创造、创新活动与思想文化洞见，所以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轴心时

代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奠定了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不同民族传统文化里的理想原型和社会进步要素。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降，人类进入到了第二个文化轴心时代。而且在这样的第二个文化轴心时代里，表现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或者说东西方文化大融合，进而逐渐形成新的人类文化。并且这一时代科学，不仅以求真为主要的目的，而是更多地关注科技对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各种效用。不少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大科学时代。追溯过往，东西方文化的理想原型既属于某一个时代又超越某一时代，它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特质。如果人们对这种特质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清晰的西方文化精神旨趣，即被称为西方哲学两个原点：起于赫拉克利特“逻格斯”的知识理性与起于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的实践理性。而且，从“哲学就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一意义上来看，人们也不能忽视西方早期自然哲学中的那些丰富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由于这一原故，有人认为西方早期的自然哲学就是西方的传统科学哲学。但准确地讲，只有那些思索自然界的结构和宇宙秩序的人才称为“自然哲学家”，而那些发展科学理论本身的人则称为“科学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与古代中国相比有三点不同：首先，西方自泰勒斯哲学肇始就言必及物，而中国哲人则尚悟，认为多言无益；其次，不论以类比的方式把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传递到对自己行为理解的传统经验论，还是把自己通过反思而得到的认识类比地传递到他人行为的二元论，西方哲人都重视抽象思维，中国哲人则是尚直观、重实用的思维方式；最后，古希腊哲学是以思考为主的伦理学，而中国哲学重社会、谈人际，是以情感为主的伦理学。相较于一般的科学而言，科学哲学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即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前者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它是核心任务和功能，任何批判都是基于某种具体的解释而产生的，而科学解释的核心又是概念分析与概念进步。西方科学哲学的萌芽大致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人们在生产生活技术进步并创造和丰富物质文明的同时，“有钱、有闲、好奇的人”开创了“仰望星空”的哲学与科学探索精神，人们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的自身全面进步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归纳和演绎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知识增长规律所作的探讨，都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精髓所在。所以说，不论是科学精神还是方法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应该视为西方传统科学哲学的萌芽。近来，有学者将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将科学萌芽时期一直到近代牛顿力学产生之前，统统称之为前科学时代；二是将近现代时期的科学认知与发展称之为“小科学时代”。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后，近现代伽利略等对经典科学所作的哲学探索，更加地丰富了科学认知论和方法论，自始也标志着西方独立的科学哲学学科形成。齐尔塞尔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工匠与技师的社会地位，理论研究者也出于现实的关切而开始注重经验研究。”ZIISELE：The social origins of modem science，Do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3：7此时，科学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大科学时代。但值得强调，尽管现代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对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传承和发展无处不在，然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直接导源于西方分析哲学。罗蒂说，“胡塞尔的嫡传（萨特和海德格尔）和罗素的嫡传（塞拉斯和蒯因）又提出了有关必然真理的可能性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提出了有关康德的问题一样。”[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6页。所以，虽然东西方哲人在传承的道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珍珠链，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人类智识的传递者。从过往到现在，闪耀在西方科学天空有一串耀眼的哲学家，人们应该注意的是蒯因与他的学生威尔弗利德·塞拉斯，尤其是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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