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发现攀枝花铁矿历史真相的扭曲

〔摘要〕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对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建设西南重工业基地，对六十多年来国家含钒钛多金属钢铁工业发展，以及攀枝花市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特殊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发现攀枝花铁矿的历史真相多年来始终被扭曲，有文献资料和实证资料为依据的真正代表人和随同发现人的关系被颠倒。为此对主要责任人扭曲历史的活动历程、主要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两位主人公在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是笔者在本刊就这个课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稿，第一篇题为《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本刊20153期。

〔关键词〕发现；攀枝花；铁矿；历史；真相

〔中图分类号〕G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66-12

2012年以来，刘庆华先生先后发表《常隆庆/攀枝花之父》（合著）[1]（下称“之父”）、《最后的贵族》、《常隆庆》（论文）[2]、《常隆庆在攀西之研究》[3]（下称“研究”）等著作和文稿，在这些论著中，刘庆华先生先是提出“两个结论”假命题，继之用“新话题”坚持老观点，最后发表塑造常隆庆形象集大成专著“研究”。这些论著中贯穿始终的主线是“树常贬刘”，实质都是一个，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铁矿的代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过问，攀枝花市有关部门一定程度调整认识，确认“刘之祥先生是对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作出重大历史贡献的科学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刘庆华先生不得不对刘之祥在发现攀枝花铁矿中的地位稍作调整，但实质未变①。社会不应该为故意扭曲历史真相的学术行为保持沉默，更不应该以虚假的历史贻害子孙后代。有鉴于此，笔者作为主要关联一方，有责任站出来，就发现攀枝花铁矿代表人问题，依据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刘庆华先生“树常贬刘”相关著作，以及主要观点和方法，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还历史真相，还刘之祥教授公正与公道。②

一、 刘庆华的两个结论是假命题

刘庆华先生从“之父”一书到“研究”一书，提出并坚持两个重要结论：

“在诸多早期勘察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常隆庆是第一位对攀枝花矿产资源做出科学论断的专家，时间锁定在1936年！”

“常隆庆第一次，也是第一人向世人揭开了攀西地区地下宝藏的神秘面纱。从此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载入了中国地质科学史册。”刘庆华《常隆庆/攀枝花之父》第45、第47页。

这两个重要结论最早见诸于2008年《先行者的足迹》，此文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百年系庆论文集而作，是刘庆华近三十年来独树常隆庆形象的代表作2008年北大地质系百年系庆，出版论文集，刘庆华撰文《先行者的足迹》，未被录用，后成为《常隆庆/攀枝花之父》一书的灵魂之作。《常隆庆/攀枝花之父》：“作为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后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找出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几份材料，这些都是我当年代表攀枝花的科技工作者为树立常隆庆雕像提出的建议和攀枝花科协为促成这个建议实施而召开论证会的会议简报”。“之父”第51页。。未被北大录用，曾提出质问刘庆华2009年5月25日，致信北大地质系时任领导，质问“遍观全国乃至全世界，为其人塑像建广场者，为其人设陈列室者，尊其人为钒钛之父者，全系竞有几人？”《常隆庆/攀枝花之父》第6页。，2012年《常隆庆/攀枝花之父》专著出版，成为此书灵魂之作。自此刘的所有著作均把此文作为首篇，两个结论随之流传并延续。

刘庆华先生这两个结论，特别是内含其中的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第一次”、“第一人”、“第一位”的历史定位，在攀枝花影响广泛且深刻，不仅误导了官方决策，也误导了社会舆论。通过刘的不懈努力，常隆庆是发现攀矿“第一次”、“第一人”，成为攀枝花“妇孺皆知”的现实。

这两个结论确立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第一个结论，试图把发现攀枝花铁矿提前至1936年，在时间上确立常隆庆是发现攀矿“第一次”、“第一人”。第二个结论是在地域关系上把常隆庆1936年在攀西的冕宁、会理县发现铁矿藏，延伸到盐边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在空间上确立常隆庆是发现攀矿的“第一次”、“第一人”。但是兩个结论的错乱，有违事实，也有违人们的思维常识。

1. 把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时间，锁定在1936年，是不真实的。我们只要听听常先生本人的回答就足够了。

第一、常先生有关1936年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自述：“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去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一般的说地质情况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我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矿外，其他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2009年，攀枝花举行常隆庆雕像纪念，献祭文《常隆庆》，祭文目录：人物生平、人物成就、主要著作。引文引自祭文第6页。“除了攀枝花矿外”，说得十分肯定。

第二、我们有幸看到了常先生七十年代的手迹，似象个人活动的编年史，从1914年读中学开始，至1974年。其中1936年记事：“1936年，因去冬马边西宁间和会理新堡子都曾发生相当剧烈的地震，我即同殷学忠前往调查……”。有关攀枝花情况一字未提。如果1936年调查确有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么重大的发现，常先生断不会产生遗漏。

反之，我们在1940年记事中看到：“我于八月外出调查地质矿产，8月24日到盐源梅雨铺，9月6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核，得光华奖章。”这是这一编年史中第一次提到攀枝花铁矿，发现时间是1940年。

第三、书证。常先生1936年开展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1937年9月出版《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4]，七万字左右。绪言指出：“此行偏重矿产之调查…..知会理及冕宁为金属矿产特丰之地”。在矿产·铁一章中，共列六节，其中冕宁一节，会理五节，共六处铁矿。翻遍全书，未见“攀枝花”三个字，更不用说“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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