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家族教育浅析

[摘要]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位于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由此扩展到重视家族之外的地方教育事业。教育内容主要是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本文从晋商家族教育问题入手，对于晋商家族如何重视教育、教育与商业发展和家族兴盛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明清，晋商，家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17-05

晋人从商，古已有之。明清时期，由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晋商家族在该时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制度。纵观明清时期的晋商不难发现，在横跨欧亚大陆，远涉日、韩、马来半岛的巨大贸易范围之内，其涉及各行各业商号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分别属于某一家族所有。当时山西商业的绝大部分被控制在晋商家族手中：祁县乔家在蒙汉交易重镇包头有“复”字号，街市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十九个门面都属乔家。太谷曹家在“道光、咸丰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阶段……国内商号波及大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等地……商号总数达640个”。介休侯氏的“蔚”字号在全国30多个地区设有分庄。范氏家族垄断对日贩铜贸易达70余年。榆次常家商号“十大德”“十大玉”控制了恰克图的对俄贸易等，这些都表明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所呈现的这种“家族集中控制现象”，与此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家族制度。为了家族经济的发展，晋商家族重视家庭教育，家族经济和家族教育互相推动，相得益彰。

一

晋商家族资本流向呈多元化趋势，而流向家庭教育事业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晋商家族重视教育方面的投资，除重视对本家族子弟的教育，也惠及社会各阶层。首先，晋商家族重视子弟教育。晋商家族为使子弟从小就能接受教育，普遍设立家塾。晋商尊重教师，祁县乔家“在中堂”主人设立的家塾闻名一时。他们聘请的家塾教师都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学问家，待遇也十分优厚，年薪200大洋，逢年过节东家还送礼金红包。在聘请本县名儒刘奋熙担任书塾先生时，对其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一事，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教师都有两名书童专门伺候，甚至伙食也与乔东家相同。“在中堂”宴请亲朋嘉宾时总是请教师坐正席，平时教师回家都有骡拉轿车接送，主人们与其子弟们都恭恭敬敬地送到大门外，等教师上车后才走开。乔家尊重教师，教师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施教乔家，从而使乔家后辈多次出现父子、叔侄、爷孙、舅甥同举的现象。

晋商不仅聘请名儒授课，且家塾中藏书丰富。如被称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始祖常威的兄长常吉已考取秀才，常威本人也“幼即极有天赋，聪明好学，被同辈学子所敬仰”。常威之后，常氏几乎家家办家塾。榆次常氏家族十二世常炳，幼年就读于家塾，“志初不安于小就，故博览群经及诸子百家史，以为异日应天下事不可以无具”。可见，常氏家塾中藏有不少经史诸子之书，可供子弟阅读、研习。到咸丰年间，常氏的私塾已经发展到17所之多，延请省内名儒授课，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老师。在常家200余年经商、兴学的历史中，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资格的就有170人，从咸丰时起，常家已有人担任过主事、员外郎、教谕等官职。

除家塾之外，晋商家族还兴办义塾。义塾主要招收族内贫寒子弟入学读书，有的也惠及社会乡民子弟。如灵石王氏家族也十分重视教育，家内不仅设有家塾，而且还大力资助义塾、学馆等教育公益事业。从八世起，读书的人逐渐多起来，到十八世，共有生员129人，临生211人，且有举人、进士。清代山西共有义学385所，其中晋商活跃的河东地区就有189所，占总数的49％。全省设立义学五年以上的州县有31个，河东即有17个，超过半数，可见当时河东教育的普及程度。

其次，晋商家族在致富后，为了保证自身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热衷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在实际上扩大了家族教育的范围。晋商家族对地方教育机构的捐助形式多样，主要有捐田、捐钱和捐书。其中最为稳妥的方式是捐资购买学田。据《山西通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全省有学田275顷，收租银298两，收租粮1182石。乾隆十四年(1749年)，有学田277顷，收租银257两，收租粮1237石，收租钱2286文。学田的来源渠道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商人捐助。学田成为弥补官学教育经费不足的重要渠道。

晋商家族除了购置学田作为官学与书院的固定资产外，还捐助大量银两。如山西榆次常氏经商致富以后，积极捐助地方学堂经费。据记载，“邑中凤鸣书院渐颓废，议重兴。公捐膏火资二百金，无难色”。之后，常氏家族又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书院经费，光绪五年(1879年)捐助山西官书局经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次捐助榆次学堂经费。为了使这些银两由死钱变成活钱，商人们往往又将这笔款项作为官学或书院的资本，托付给其他商人运营，使其保值、增值，以利息来维持官学或书院的日常开支，这就使商人们的捐资更好地发挥其效益。祁县昭余书院于道光二十二年由各商户捐银20000两，岁得息银1440两。徐沟县金河书院于同治三年捐银9400两，岁得息银830两。位于冀宁、河东两道盆地的州县商业发达，商人捐银的数量相当可观。

除了捐田、捐钱之外，山西商人还捐书资助教育的发展。如榆次常氏家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将家藏《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二十二子集》《昭明文选》《朱子全书》等书籍捐赠给县立凤鸣高等小学堂，誉满晋中。

二

晋商家族教育不仅形式多样，教育范围广泛，而且教育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首先，晋商家族注重传统思想文化教育。社会各阶层都有其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人阶层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当时重儒抑贾社会环境的影响，晋商家族十分注重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子弟，在对子弟的启蒙教育中，这一内容尤为重要。不少商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童蒙时便接受儒学教育，有的大商号还聘请知名儒师为学徒讲授四书五经。明清晋商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明代蒲州商人杨光溥“生而秀慧，有立志，幼治《周易》，日夜考之，用心甚苦，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也，虽挟资远游，所到必以篇简自随，遇贤嘉则手录之，久久成帖，提之曰《日用录》”。这种儒和商的结合，形成了浓厚的儒商意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即主张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来经营商业。“以义制利”“诚信”是晋商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蒲州范氏家族的商人范世逵，在经商中“必循理守法，如其非分非义，不以一丝苟取于人”。蒲州张氏家

族的张允龄，身处世廛之中，“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榆次常万达，于行商中“凡所往来酬接，一以诚信相孚”。晋商家族尊崇孔孟之道。勤奋俭约，礼让诚信，是祁县人的传统美德，也是祁县商帮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清康熙四年《祁县志》载：“土瘠民贫，俗尚勤俭，男耕女织，殆无遗力。士修实行，好学不倦，敦孝悌，重廉耻，君子谓有陶唐氏之遗风焉。人崇节义，犹多劲直之气，故易于为善。”淳朴质实，处事审慎，居安而虑远，外柔而内韧，是祁县这方土地上特有的风俗民情，也与晋商家族一贯的教育思想相吻合。

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晋商家族也重视科举考试。在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几乎深入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念中，而明清时仍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一旦博得功名，便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正如明末钱谦益所说：“今天下独重进士科，以进士起家者，譬如洛阳之花，一出于畦塍则已享朱门幄帘之奉，其由它途者，则不能也。”因此，明清晋商家族也不例外，在子弟接受启蒙教育后，自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以博取功名了，为了这个目的，在教育内容上以四书五经为主，以应付科举考试。晋商子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与晋商家族无论是从血缘和利益上都成为共同体，这就为晋商家族实力的扩大铺平了道路。明朝张、王两大家族中都有官有商，张四维曾任吏部尚书，其弟张四教等人为大商人；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其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伯等均为大盐商。代州冯氏家族的冯玉泉，在考中进士任昌黎县知县后，即开始严定课程，训导勉励家族子侄曰：“文种自我兴，不可使自我废。”榆次常氏族人在考上功名以后，要到祠堂拜祭，告慰先人，考上进士的，便要在大门上悬挂牌匾，勉励本族子弟上进。其次，晋商家族随其商业发展到清朝，对教育的观点由读书人仕转向以学促商，更加注重职业技术教育。晋商以“经世致用”思想作指导，鼓励子弟通过学习传统经史典籍来增强实际的商战经验，这也反映了明清时期“实学思潮”的兴盛。比如，山西榆次常氏十三世常立教不仅精通经史，而且“综览兵家……又旁汇天文，壬遁诸书”。他还教育族中子弟说：“方今以帖括取士，固不能不举事业，然为若辈计，究宜以有用之学为亟。”常氏十四世光祖掌教家塾时，为族中年幼子弟“另延师……暇又教之书数”。而代州冯氏家族的商人冯敬南，“尤精九章算术……世传九章书与西洋算法，人或辗转奠解，君一览立剖，指划令人人可晓”。他的族弟冯疆斋，则“少从敬南公学，究心经济、勾股及九章算法”。书算为经商所必需，因而明清商人在教育子弟时加进了这些实用内容。晋商家族发展到清朝，是把最有才能的子弟送去经商，次一等的才令其读书求仕，不少读书人放弃儒学、从事商业。如山西票号首创者雷履泰，太谷曹家的高介臣、杨济浦，祈县乔家“大德通”票号经营者高钰以及著名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等都是弃儒从商。大批文化人的加入，又给商界带来勃勃生机，促进商界在经营管理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曾作过调查，清末民初，祁县总户数中，60％以上的家庭都有经商史。据此推算，仅仅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就有15000多人在外从事商业活动。当时的民谣有“家有万两银，不如在茶票庄上有个人”，“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等，亦可印证崇商观念之盛。晋商对于其家族子弟教育的重视后来扩展到对其商号伙计职业技能的培训上。职业教育最为系统和完备的要数山西票商。他们让票号内年长资深者督促鼓励伙计学习各种技能知识，诸如写字、打算盘、背诵砝码、“银色歌与平码歌”等，设在边陲和外国的分号，其伙计还必须学习外国语。不仅如此，还对这些伙计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教育他们“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性、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疾恨、喜辛苦、戒奢华”。学徒经过严格的训练，其实际商战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直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教育在家族制度中属于经济范畴，在家族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发展初期是在经商活动中认识到教育文化的重要性，之后受传统重儒抑贾社会环境的影响，注重通过科举考试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促进商业的发展，进入清朝时期，随着家族实力的强大，更加强调“经世致用”，通过教育增强家族实际商战能力，各个阶段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总而言之，晋商家族既重商又不轻学，实现了教育文化与商业发展和家族兴盛的协调统一。

晋商家族教育与家族兴盛和商业勃兴有着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宗族组织和商业经营、教育科举之间的互动，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这是明清时期晋商家族发展的明显特征。

首先，晋商家族商业的发展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晋商经营的家族化是由当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促成的。明清时期，虽然市场较前有所扩大，但仍然较为狭小，商品交易简单，市场机会缺乏。由于自然经济在这一时期仍占主导地位，因而经济单位彼此之间联系较少，在非紧密关系者之间达成一致的难度较大。由于基本积累和积聚程度不高，且受数千年“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由某种资源的所有者借人或购买其他人所拥有的资源并将其组织起来创立组织也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在该阶段进行组合创新的成本较高，此时若以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最普遍的既存组织进行商业活动，无疑不必付出创新成本。晋商起家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晋商家族的经济活动主要不是依靠法律制度或者行政命令，而是血缘关系、伦理道德、家庭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使家族成员之间存在一种默契，通过家庭小企业的有效运作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使晋商家族事业得以发展。根据徐柯《清稗类钞》的记载，“资产三四百万两”的祁县渠家，最初只是“小本生意人，从上党肩挑潞麻、梨到祁县，再把祁县的枣挑回上党，往返贩卖”。“……世代以经商为业……后来稍有基础，开始到包头经商，很快有了明显起色”。及至清代开办了中国票号中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三大票号之一的“三晋源”票号。被称为“侯百万”的介休侯家“于清康熙年间，专跑苏、杭二州，贩卖绸缎。……父子们南贩北卖，获利颇巨，几十年的工夫，家业大大发展起。……已是外有生意几十处，内有房产土地，骡马成群，晋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堪称清代“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常家，原是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年间迁居榆次车辋村。大约在康熙时，常氏的先辈经商于张家口，开始是布摊，后由摊到铺，称“常布铺”。常氏的家业，也就由这个时候逐渐兴旺起来。常氏为了纪念先辈创业的艰难，特在家祠内立“常布铺”招牌一块，教育子孙后代。从八世常威及二、子常万玘、常万达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始从布匹杂货，从事内贸；乾隆年间之后，转向茶叶贸易；晚清兼营麻铁日杂农具，并与祁县乔家联做票庄汇兑，鼎盛时期，生意兴隆，联号甚多，有‘十大德’和‘十大玉’之称”。由此可见，尽管晋商外出经商，足迹

遍天下，但其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家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超越个体经济范围的经济组织，几乎全部奠定于真正的、或模拟的私人氏族关系上……宗族共同体是一种扩大了的生产组合的氏族共同体和积累性的家庭共同体。”

晋商由家庭经营起家，其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以家族的兴盛为依托的。王亚南曾论及中国官本位思想的经济基础时指出：“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于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力。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和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是增大财产。”晋商官商一体家族的优势即可为一个明显的表现。山西范氏家族的范毓馥本就为皇商，故范氏家族在山西商人家族中自然独占鳌头。

其次，晋商家族商业的发展需要具有极高综合素质的后继者，要求后继者接受广泛教育。山西商人不仅认为儒贾相通，而且认为儒可助贾，因此十分重视对后代子弟的教育。由此可见，晋商对后辈儿孙教育的重视，其目的在于希望子弟能够汲取各种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华，以达到“以心计阜通货殖而擅其赢”，最终是为壮大其家族经济实力作贡献。不仅如此，晋商还以“经世致用”思想作指导，积极传授给其子弟经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尽可能多地利用实际从商经验来使族中子弟得到真正的磨炼，从而使之切实掌握商战的各种战略战术。盐商张允龄年轻时即“识量宏远，诸所废居剂量，往往牟奇息”，堪称一位很有谋略的商人。他认识到行商过程中教育的重要作用，为了督促其子弟学习，每每“购诸经传疏义及史汉诸书，车寄之”，当其子弟稍长时，他便带他们外出经商。其四子张四教，“居业沧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屑较锱铢，每牟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廛中白首不得首綮者，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也成为一位出色的商界俊杰。盐商展玉泉从年幼时一直随父亲在长芦盐场业盐，他的父亲“多画而善中”，智谋过人。由于长芦盐场盐法曾一度遭到破坏，食盐很难运销，商人不易牟利，纷纷迁往他处。唯独展玉泉的父亲留在原地，把盐业“仍付其子”。待当地盐法逐渐完善后，展家牟得大利。同乡盐商称许展玉泉的父亲“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展玉泉性聪敏而豪爽，又从小跟随其父，耳濡目染对经商之道很在行，展氏家族成为世商巨贾，与其家族教育息息相关。榆次常氏家族重视教育，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九世常万丑、常万达兄弟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之后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玘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后世子弟多以学促商，对商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祁县渠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渠本翘，清同治元年生，民国八年卒，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驻横滨领事，其主要功绩是在经营公司创办山西民族工业方面，比如后来他与平遥籍的票商李宏龄力行票号改革，要求改组银行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等等。虽然因票号总号的墨守成规和坚决反对而未能实行，但他们的见识是常人难与之相比的。晋商家族人才辈出，得益于其对教育的重视。

再次，晋商家族经济实力增强与其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晋商家族重视教育，使其家族人才辈出。以较有代表性的榆次常家为例。榆次常家从商起家以后，特别注意对子弟学习文化方面的引导，到十二世即出现了一些能书善画者，如常炳模仿柳少师的书法很有造诣；常佶双钩字被族人称为独一无二；常怿画山水、马、虎、蝴蝶等颇有神韵；常惺所作七言绝句，写景抒情，均有佳句。有的在医学上也很有研究，如常龄医术医德并重，有“济世活人”之美称。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呈列的黄榜上有名。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学士学位，受聘于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

晋商巨族注重教育方面的投资，不但其家族人才辈出，而且有利于地方教育发展。以书院为例，有明一代，山西书院发展到40多所。据光绪本《山西通志》《晋政辑要》以及有关府、州、县学的记载，截止光绪年间，山西省有书院111所。在晋商活跃的盐业专城——运城，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商人子弟学校——运学。《河东盐法志》称：“山西河东专建运学……系行盐子弟，方准考试，其民籍生童不得混入冒考，即商籍子弟亦不得滥考。”在运学中，商人子弟可以享受“童试十取一”的特权，因而许多晋商子弟进入此学，晋商家族中有几世同由运学登科的，如明太仆寺少卿张琏一门三世都有人从运学及第。说明当时晋商家族经济实力强大。与此同时，商籍子弟享受特殊的权利，也激发了晋商家族对于地方教育事业的捐助。所以，运城“人以科目起者，明以来称极盛，自永乐迄今孝廉无虑数百人，其成进士者亦后先相望”。由于晋商在河东盐池的活跃，不仅使河东成为全省经济中心，而且是三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晋商家族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王秀玲(1977-)，女，内蒙古四子王

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4级博士生。

万强(1975-)，男，山东省青岛市人，青

岛理工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助教。

[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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