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对的挑战及中国改革的回应

摘 要：资本主义没如预料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没如预测在先进国家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没如预计采用计划经济，这三大事实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挑战；中国改革渐聚渐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成果，其逻辑回应了三大挑战。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大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3-0005-09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基本事实。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取得显著发展，改变了两种制度的并存态势，迫使社会主义走上改革之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形成了重大挑战，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如所预料的退出历史舞台——从价值尺度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地位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其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如所预计的采取计划经济来完成——从逻辑原理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其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所预测的在先进国家率先成功——从策略原则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取代的条件，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作用及社会主义生成规律的理论。

上述三大问题从不同角度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政治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问难，是中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形成质疑思潮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三大挑战在事实层面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结论，形成严重政治冲击力，很大程度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但三大挑战在逻辑层面只针对“两个必然”——何时实现、何种路径、何者率先等策略方面，并没能触动“两个必然”本身。同时应该看到，三大挑战集中体现了原创理论在生产方式问题上的判断有误：低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潜力，高估了计划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改革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完整地展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逻辑前景回应了前述挑战，为当代重构社会主义必然性奠定了基础。

一、 三大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冲击

三大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后者所激起的政治思想涟漪是引人注目的。较早时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主要针对后者所仰赖的“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这一前提，从波普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明确否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晚近时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形成了向其基础部分转移的动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均遭受到尖锐的抨击和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只能通过回应上述挑战，才能得到坚持和传播。

从总体上看，三大挑战的最终形成与当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有关。

首先，二战之后，生产力发展经历着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传统社会主义所针对的阶级现象发生了很大改变，学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思潮。美国学者赖特在其主编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书中展示了六种阶级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仅具其一。国内学者周穗明在《20世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述评》一文中，选择了西方最具代表性的12位理论家，认为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形成中的新共识强调传统阶级特征的弱化，身份特征的强化；阶级意识的淡化，身份意识的强化；阶级政治的退化，去阶级意识的强化。”[1]这种局面导致所谓“后阶级分析”论者主张放弃“阶级”概念，转而使用“社会不平等”概念：阶级所体现的不平等仅仅属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按照帕库尔斯基的说法：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主要衍生自托克维尔主义、涂尔干主义和韦伯主义，“强调劳动分工和职业闭合的职业分层理论；从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等方面探寻不平等和冲突之根源的地位不平等理论；关注政治权力、组织内权威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张力的权威理论。”[2]

其次，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阶级斗争的诉求从政治目标转向了经济目标，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解构。当阶级从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的时候，阶级斗争主体也相应从稳定状态转向不稳定状态；后者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理论提炼以及阶级队伍的集中组织，最终会波及阶级斗争实践。克朗普顿据此认为：“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在当代社会却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3]然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消除阶级不平等就等于消除了社会不平等。一般意义的阶级理论应该包含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策略的内容，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主体判断，是后者得以发生的关键。

再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所出现的弊端，导致西方学界对无产阶级专政形态的批判，进而扩展至对无产阶级解放目标及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质疑。这可以看作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冷战以资本主义获胜结束，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恩认为阶级乃至剥削的存在不会影响资本主义延续：“在20世纪末期分享马克思关于废除阶级的观点已经被视为乌托邦了。”[4]无独有偶，福山也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5]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连同其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是在基础部分坍塌的。既然社会主义运动仅仅同历史中某种短暂事实相一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缺乏足够根系支撑，要么将因自身资源枯竭而消失，要么将转向资本主义而重生。当中国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时，他们判断中国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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