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科技第一功臣赵九章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罕见

的没有尸骨的骨灰盒

俗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喝水不忘掘井人”。在亿万华人欢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飞天”胜利回归时，人们不禁怀念45年前为航天事业献出毕生心血和生命而尸骨无存的先烈，老清华大学物理系5级校友赵九章。

1978年3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九章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许德珩、张劲夫、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等数百人参加，这个隆重仪式所安葬的骨灰盒，其内并没有赵九章的骨灰，谁也无法得知其下落。还记得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捐躯不久，周恩来得知时，愤怒悲痛异常，沉默不语良久，痛惜失去这样一位无限忠于国家科技大业的栋梁之才，欲追究这件惨案，却因尸体也找不着，徒呼奈何!

翻阅世界科技史，任何新科技发展之时，由于尚未完全掌握事物的规律，不幸而捐躯者，不胜枚举，这些科技烈土之死，为后人的攀登科技高峰铺平了胜利之路，理应获得后人的尊敬与怀念。

可是我国的有些科技精英们，特别像赵九章这样的帅才之死则很罕见，他指导和带领一大批科技精英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了各种科技难题，使中国自制的人造地球卫星一次成功地上了天。早在1966年他就已拟订了“在返回卫星的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的科学规划设想，“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动乱，残杀了无数人才，从教师、大中小学红卫兵、革命老干部以至科技界爱国精英们。如果没有这场使中国大倒退的政治大动乱，如果赵九章等科技精英都还健在，则40年前就可以有中国自制的载人飞船升空，第一位遨游太空的中国宇航员就不是杨利伟，而是早巳培训待飞的老一代宇航员队伍中的一位了。

百岁著名作家巴金曾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赏而未能实现，使他于心不安。赵九章的老师叶企孙在《中国算学史略》一文的“结论”中有几句画龙点睛之句：“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万众欢呼“神舟”飞天壮举之时，回顾一下中国航天事业的艰辛和赵九章为之奋斗的一生，这些史实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21世纪向往科教兴中华的青少年。

一封非同寻常的信

赵九章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人选的院士，历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要职，而且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参与国家重要决策。早在1959年就应邀参加毛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1964年，赵九章鉴于时机成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同年12月举行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于27日上书周总理谈有关人造卫星的建议，主要观点是：

1．发射卫星和发射洲际导弹的关系

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进入轨道之前的无线电导航设备基本上是一样的，由控制卫星进入轨道的精确度，就可以衡量洲际导弹打靶时落弹点的精确度。而发射洲际导弹，射程或是经过别国上空，或是经过人口稠密地区。并且洲际导弹打靶，还有两个复杂问题：一个是向远离我国的太平洋海区打靶，要有强大的海军配合行动；另一个是要解决导弹重返大气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无论这两个问题是否解决，都可以发射卫星，并可以先走一步，把无线电导航、轨道试测及计算地面跟踪等科学技术系统建立起来。这并不妨碍我国洲际导弹进展，相反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人造卫星是直接用于国防或服务于国防的

从美国和苏联已发射的卫星的情况来看，人造卫星是直接用于国防或服务于国防的。有些探测项目，一时还不能直接用于国防，只是附带作作而已。

3．人造卫星的工作规模和尖端科学及工业的关系

人造卫星的工作规模是非常大的，综合性是非常强的。配合原子能、导弹事业发展，可以更全面地推动各种尖端科学和工作的发展。

中国航天历史沿着他的设想前进

周恩来读到上述信，几天之后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为这个时间为1965年1月，所以651就被定为卫星任务代号)。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就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形成建议上报。钱学森也建议早日制订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于是国防科委于4月29日向中央提出1970--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体由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5月4日至5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一报告，指示：以中科院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会议的各部委代表多达120名，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会议，赵九章就过去工作，就第一颗卫星的任务和条件、协作分工、会议开法等作了说明。经过42天的反复慎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重量、寿命和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美的第一颗卫星先进。(苏联于1957年10月发射的卫星重83．6千克，美国于1958年2月发射的卫星仅8．2千克。我国将发射的卫星为173千克)并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要努力做到一次成功，初点必胜。会上提出需要研制的课题上千个，涉及生产、研制单位上百年。

1966年1月正式成立中科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钱骥等为副院长。1—3月在经过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的方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陈芳允院长(老清华物理系第十级)在坚持这项创新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966年5月11--25日，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1966—1975年卫星系列规划论证准备会，赵九章作了综合报告，钱骥报告了发展返回式卫星的设想，军医科学院贾司光报告了载人飞船的作用，心理所徐联仓介绍了发展宇宙飞船的初步设想。经过论后提出的规划设想为“以科学实验卫星作为开始和打基础，以测地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为重点，全面开展包括通信、气象、核爆炸、导弹预警、导航等卫星，配成应用卫星的完整体系，进一步在返回式卫星的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为中国卫星事业的持续发展确定了方向。

会后，651设计院立即组建了返回式卫星总体组，对这种卫星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证和预研：(1)卫星回收方案。1966年3月就完成了书面报告。(2)姿态控制系统方案。杨嘉墀、张国富等提出采用三轴稳定姿态控制，1970年初完成姿态系统模样研制。

与此同时，在王大珩、陶宏分别主持下，中科院的两个所分别对返回式卫星用相机和胶片开始研制。

1966年6月“文革”大动乱开始了!科技精英们与教育界一样，在劫难逃，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钱骥被当成“特务”，他还比较幸运，受审查“靠边”之后，依旧积极主动地要求工作，得到军管组同意，以普通人员参加卫星总体组与年轻人一道奋力工作。而赵九章就不同了，尽管周总理再三关照，要保护这位重要专家，还在国庆节前发出请束邀他登上天安门，但“专案组”却把他的家当作监狱，对他进行批斗，截留请束，不让他知悉，以致赵九章终于在1968年10月26日受尽迫害而死，连骨灰都下落不明。

赵九章所培养的弟子钱骥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屈辱、折磨和工作上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顽强拼搏，坚定的按预定的科学计划、方案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天，在技术上超过了苏美法日。如果没有“文革”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完全可以赶在日本之前发射上天。如果赵九章还活着而我国的生产和科技不遭到十年“文革”的极大破坏，中国的载人航空飞行是完全可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就可实现了。这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众所周知，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到氢弹试爆，花了7年多，苏联4年，英国为4年零7个月，法国为8年，而中国仅用2年零8个月，相比之下，可看出中国科技精英的智慧及干劲。再看人造卫星的发射，苏联从第一颗卫星升空到载人航天飞行，花去了3年零6个月。我国早在1965年就研究载人飞船技术，虽受到“文革”大破坏，仍能在1970年4月发射成功第一颗卫星，它的重量是苏联的一倍多，是美国的20多倍，按这些科技数据估测，1973年内载人飞船升空是可能实现的。

“文革”之后经过拨乱反正，科教兴国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85年中科院得以理直气壮地申报《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一重大科学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在列出的功臣名单中赵九章名列首位，其后依次为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关肇直……

1986年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与杨嘉墀四位老院士鉴于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搞“尤里卡计划”，日本紧随其后制订“振兴科学技术大纲”，形势逼人，国内不急起直追，与外国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焦虑之后决定向邓小平呼吁，乃于3月3日写出《关于跟踪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托人直接送到邓小平手，邓小平立刻于5日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从此中国开始了“863高科技”计划的行动。这封信可以说是赵九章1964年12月27日信的续编。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作了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讲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可以说是关于赵九章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的准确评价。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赵九章等23人荣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金质奖章。至此才可说是“盖棺论定”。对他的历史评价划上了句号。今天神舟5号宇宙飞船引起的全球13亿华人的欢庆狂潮就是人心所向的极好证明。

1907年10月5日，赵九章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名医之家，祖藉浙江吴兴。由于家道中落，父母早亡，无以为生，不得不失学去当学徒。以后由于姑妈的接济，才得以考入河南大学附中继续学业，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人浙江工专电机系。在全国革命形势感召下，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由于他的积极表现，于1928年3月被捕入狱，赵九章被关在狱中英勇不屈，随时有被杀的危险，幸好他的姨夫戴季陶(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得知此消息，把他保释出来，留在身边当秘书。因为赵九章写得一手好字，文笔很好，戴季陶很赏识这位外甥的文才，要借此机会重用他，作自己的帮手。可是赵九章不慕仕途，于1929年夏考入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该系

第五级学生。同班同学中有三位学业特别突出：即赵九章、王竹溪和傅承义，新中国科学院创建后，均被选为院士。

1933年赵九章毕业被叶企孙留下来做助教，安排他一边作教学一边作科研，进一步培养。

1934年叶先生安排赵九章、王竹溪两人报考第二届公费留学生，鉴于气象学在军事上和农业经济上很重要，而当时气象学即使在国际上还停留在定性描述阶段，叶先生认为赵九章适合于转到气象领域去，以深厚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去那个新领域开拓创新，就让他报考高空气象学。赵考取了这个名额后，就安排他到中央研究院气象所跟所长竺可桢一年，熟悉气象专业基础知识，而后去德国深造，(按：这是叶先生所创设的好规章制度，因叶先生所选定的留学专业名额均为国家急需的缺门，而又是世界科学的前沿，报考录取的各大学毕业生不熟悉所考取的专业，为节省公费留学的经费，提高留学生的水平，从而提高了出国深造的效率，叶先生特规定：录取生必须在国内补修一年专业知识，并为每人指派了导师，如当年上海交大铁路机械工程系毕业的钱学森，叶先生安排他到清华，跟获得美国航空硕士回国创建航空专业的王士倬教授补修航空专业知识)赵九章果然不负叶先生的厚望，他到气象所半年后，利用北平、南京两地高空探测到的气象资料，运用数学物理方法对东亚地区的湿度、温度作出科学分析，写出一篇论文《中国东部空气团之分析》，这是我国分析东亚气团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1935年7月，赵九章到德国柏林大学按叶企孙老师的思想师从国际上气象学领域水平最高的名师菲克教授，研究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菲克治学极严谨，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名从中国来的青年有什么特异之处，不久，他才认识到赵九章不仅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而且特别勤奋和严格要求自己，这不是一般的为谋取博士学位而来的庸碌之辈，而是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有志之士。果然，1937年他发表了《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一文，用求解数学物理方程的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从热带高压到赤道途中信风主流得到的水汽和热量，按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和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引进到气象学中。该文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竺可桢认为这篇论著是新中国建国以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收获。

1938年赵九章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奔返战火纷飞的中国，到母校任西南联大气象系主任，又兼航空研究所研究员，为抗日战争服务。他在西南联大和后来复员后的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大气物理学家，如世界闻名的气象学家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叶笃正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期间竺可桢一直任浙大校长，很难兼顾气象所，乃于1944年请赵九章任气象所代所长。赵九章到所后，引导一些研究员也用数学物理方法研究气象学，纷纷取得可喜的成果，使竺可桢十分赞赏，多次表示“余喜托付得人”并在日记中写道：“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1945年3月18日竺的日记中写道：“九章到所9个月，作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此时必须将气象所所务辞去，不能恋栈如此也。”1946年8月竺可桢再次提出辞去气象所所长，推荐赵九章接任，赵接任后仍兼已迁回北平的清华大学气象系教授。

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赵九章任气象所所长时，国民党政府已迂回南京，整个中央研究院也迁回南京原址。由于条件改善，气象所有更大发展。1948年底淮海战役全歼国民党军，南京势将不保，国民党下令把中央研究院等重要部门全部迁台湾，其中特别关注于气象研究所，因为国民军队惟一优势只有海、空两军，而气象信息对作战至关重要，这一点赵九章是最了解的。中研院迁台时惟独气象所却硬是没有迁台，是所长赵九章把全体人员与设备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军防御国民党的海空攻击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件事很危险又很难做到，赵九章利用他的声望和傅承义等同学校友的协助，团结了全体人员，不畏国民党的迫害和压力，机智地达到了这个目的。

1949年12月1日中科院成立，1950年4月赵九章出任地球物理所所长(早在1947年筹备成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时，他就被推举为该学会会长)，他与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一起写信动员在海外留学和工作的友人和弟子回国工作，先后归国的有叶笃正、谢义柄、顾震潮、顾均禧、朱和周、谢光道、黄仕松、刘好治……等著名气象学家，由于大都是赵九章的弟子，所以高水平的气象专家几乎都集中在地球物理所。为了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他就派顾震潮、陶诗言、朱岗昆……等到气象部门创业。由他建议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也在1950年成立，这对建国初期全国的天气预报工作提供了条件。又如气压表是气象台站必需的基础设备，只能进口，而建国之初就遭到封锁，赵九章就带领人员，亲自动手，自制成水银气压表，然后把整套技术和设备送给军委气象局。为预报台风，他与海军合作，领导开展了海洋物理的研究，在青岛建海浪观测站。

《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一书指出：“我国一些著名的气象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数值天气预报的重要性。赵九章在1959年指出：‘在掌握了天气演变的物理过程和区域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天气方程进行数值积分，是把天气预报从经验和定性的范畴引导到客观定量阶段应走的道路。’……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开始了研究原始方程的高潮，我国也先后开展了这一研究。1960年设计出了求解原始方程的数值模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批研究原始方程模式的国家之一。”由于赵九章对气象学的贡献，1959年被一致推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时年52岁。

“文革”之祸

话说赵九章的冤死，在“文革”开始时，就对赵九章设立一个“专案组”，对他实行审查、批斗，尽管周总理再三关照，要保护这位重要专家，并曾在国庆前给他发请柬，邀他登上天安门，但“专案组”却把他的家当监狱，截留请柬，不让他知晓，继续批斗。他被迫害致死后，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罗福山被选派到“专案组”参加调查取证工作，他来自贫困的农村，很朴实忠厚，热爱党，崇敬毛主席，由于坚信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因此到中科院工作不久，就被评为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他参加这项工作时，坚信“专案组”批斗致死的赵九章是死有余辜的罪犯，积极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一丝不苟。可是调查到的第一手材料越多，就越感到赵九章是位非常爱国的好人，对他产生越强烈的敬爱感情，以致最后成为崇敬赵九章的最虔诚信徒，下定决心，要为他洗刷诬陷恢复名誉。为此罗福山和作者一起从1995年起拜访了许多著名老院士，他们众口一致赞誉赵九章是难得的爱国的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均在“为赵九章院士树立铜像倡议书”上签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局于1997年3月29日作出批示，同意为赵九章立铜像。

赵九章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傅承义院士曾感慨万分地对我们说：“30年代初，我们班同学大都知道：赵九章有一位非同寻常的表兄弟蒋纬国，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虽则他的姨夫姓戴。1948年国民党下令强迫我们气象研究所迁台，作为所长的赵九章违抗军令拒绝迁台，他是有大功的。以他的学识、声望以及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和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时任装甲兵司令)两位亲属的关系，若去台湾，肯定将会当上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种时刻的表现，足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心和爱国，谁能料想到这样的人却会在‘文革’遭到诬陷、迫害致死!”

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一书，戴季陶辛亥革命时任孙中山秘书，孙中山1917年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时又做过大元帅府秘书长，抗战时期以后不再担任要职，1949年2月自杀。因此到1966年时追查赵九章的这个社会关系，不知意欲何为?

至于蒋纬国这个表兄弟关系，似乎有些扑朔迷离，1998年出版的《蒋氏家族全传》一书在818—819页已说得比较清楚：蒋纬国1916年生于上海，是戴季陶的日本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儿子，1919年由蒋介石领养。因此当年清华同学说他是赵九章的表兄弟，是确实的。可是这个表弟比赵小九岁，远在苏、浙生活，与在北平上学的赵九章谈不上交游。在1966年追查这个社会关系又有何用意?党的阶级路线历来强调“重在政治表现”，赵九章一生的政治表现正如傅承义院士所说的，足以证明他的爱国与忠诚。竟受到迫害致死，令人太息!后人的评说

1997年12月8日，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在科学院客厅召开老科学家座谈会以纪念赵九章，王大珩、马大猷、陈芳允、程开甲、秦馨菱、叶笃正、王绶绾、闵桂荣、曾融生、赵柏林等老院士踊跃参加，大多数是叶企孙的弟子或参加过“两弹一星”工作，作者作为老清华物理系校友参加了筹划纪念工作有幸被邀参加此会，得以了解到我国科学界对他的评价到会院士众口一致地认为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有远见卓识，是我国近代科学领域里难得的‘帅才’，善于团结大家共同奋进，发挥团队智慧。”大家公认他有几大特色：

1．他不仅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更有高明的学术指导思想，带领大家在整个学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无论在气象学领域还是在空间科学和航天技术领域，他都倡导三化：

第一是数理化，要把数学与物理这两门基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到新的学术领域去，把科学实验探测检验和定量的理论计算预测结合起来，使人们真正掌握这个领域事物的规律。

第二是工程化，也就是要把科研所得到的学说、成果应用到工程技术中去，又要善于运用工程技术的成果进行学术研究。

第三是新技术化。他非常关心国际学术界的动态和新技术的信息，只要可能，他总是率先引进和使用新的技术到学术研究中来。例如他率先在我国大气科学中采用计算机和遥测、遥感技术。

2．他不仅有强烈爱国热情，更有远见卓识，为国家全局利益出谋划策，顾大局，识大体。绝不搞当前科教界盛行的重门户之见和肥水不外流的一套。许多院士回忆起新中国成立时，赵九章和涂长望一起写信把国外的友人、弟子请回国，中科院成立时，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气象学家基本上集中到该所，他就派顾震潮、陶诗言、朱刚昆……等到气象部门创业，对中国的气象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3．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识才、爱才，特别是不拘一格的作风，为大家传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为他开车的一位年轻司机王宝根，常在停车时，在路灯下看书，赵先生发现后，立刻破格送他进高校深造，后来成为卫星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建国初，地球物理所进来一批高中生，赵先生看中了其中几位，均破格分别作特殊培训，有一位甚至被送国外深造，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他就是中国气象科学院名誉院长周秀骥。赵先生真可谓是科学界的“伯乐”。

1997年12月17日中科院隆重举行“赵九章铜像揭幕暨赵九章诞生90周年纪念会”，会后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资深院士张维与我同车返校，他感叹说：“赵九章确是一位罕见的帅才!将才易求，而帅才难觅!叶企孙却在老清华大学时期的物理系培养出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等等一大批帅才。(还有两名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未计及)可是今天的清华大学师生竟几乎不知道叶企孙，亟需抢救叶企孙教育思想!”张维院士今天也去世了，作者把他的这段话发表出来，希望高教界有识之士像他那样思念赵九章和企盼高校能像叶企孙那样大量培养出赵九章式的帅才。使众多的大学生成为杨振宁所企盼的人杰，中华民族就必将重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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