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长安：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先驱

编者按：

2012年，长安诞生150周年。

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史来说，长安的150年，是一段不凡的历程。诞生于洋务运动、扬名于抗日战争、成长于新中国、兴盛于改革开放——长安，在150年里，辗转迁移，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南京、重庆，跨越3个世纪的风雨砥砺，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演绎了一段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传奇，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为此，本刊将陆续推出《世纪长安》系列报道，再现长安自强不息、创新发展、追寻振兴民族工业之梦的风雨历程。

1862年寒冬，上海松江之畔的一座庙宇里点燃了一颗火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上海洋炮局在这里诞生，它就是长安的前身。

这颗火种注定是不平凡的。从出生之日始，便肩负起实业救国的使命，开启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在那血与火的年代，它一路辗转，命运跌宕，脚步沉重，却始终不曾放弃，努力延续民族企业的血脉，不断追寻中华强国之梦。

历史是不会被湮没的。顺着洋务运动的号角、辛亥革命的枪声，让我们走进时间的深处，重新回望长安。

源起洋务 松江之畔传来机器声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打开“闭关”已久的国门，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内外交困中，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一些不甘民族衰亡的官吏开始探索中国的自强之道，萌生“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习西法、兴洋师”，推行洋务新政。

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而这，也正是洋务运动早期发展的核心工业。

1862年5月，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江南地主买办雇佣英国轮船，将7000名淮军从安庆等地运到上海。也就是在这一年，原效力于英军的英国人马格里投效李鸿章，就任军队教官。

《马格里手书札记》记载：“我在被批准脱离英国军役之后，便投效了李鸿章。第一件事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但是他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我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便造出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支炮门纸管自来火。”时隔不久，“李氏立刻授权给我雇佣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

就这样，上海洋炮局（又名随军兵工厂、弹药厂、松江洋炮局）于1862年底在上海松江创立，1863年4月建成。而它从一开始便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最初，洋炮局的工具极其简陋，只有锤子、锉刀，以及临时用取自田间的粘土自造的一个熔化器。后来，开始雇佣外国工匠，添置了机器。除向外商购买外，还找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如此规模极小、设备简陋的封建官营小工场，实质上是李鸿章在军需供应紧急的情况下所设的一个随军军械所，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在1872年4月11日《捷报》所载《论中国军火制造》一文中，上海洋炮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西洋式兵工厂”。而它，即是长安的前身，从此揭开了长安投身实业、创新发展的序幕。

从创办上海洋炮局伊始，李鸿章就确立了由洋人、国人分别管理的两种模式。为此，他“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工的技艺，还特意把“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调来，并将炮局分为三个分厂。其中，马格里和中国官吏刘佐禹共同领导一个分厂，被称为上海洋炮局，也叫松江洋炮局；另两个分厂（1865年均并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则由韩殿甲、丁日昌分别领导。就这样，作为总办（厂长）之一的马格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他的开放思想与管理方式对上海洋炮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开花炮弹和自来火，每月生产炮弹六七千枚，交淮军各营使用。

自此，一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种子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为日后的金陵兵工厂、第二十一兵工厂和长安汽车开门办厂、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打下了原始基础。

苏州扩建 开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关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史学界众说纷纭，但对判断进入近代工业的标准却达成共识：即以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进行生产的制造工业。基于此，1863年迁往苏州的上海洋炮局（后更名为苏州洋炮局），当是中国首家大规模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制造的工业企业。

不过，这还要从名噪一时的“阿思本舰队”说起。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考虑仿制或购买军舰。消息一出，英国反应最为迅速。1861年4月，刚刚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便向恭亲王奕䜣建议清政府购买英国船舰。1861年7月7日，经奕䜣奏报，咸丰皇帝即颁谕：“如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贼必能得利。”最后，此事由回英国休假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具体操办。万事俱备，清政府自上而下都期待着一支崭新的舰队开到中国。

1863年1月中旬，李泰国在英筹建舰队，最终以中方出资80万两银元确定购买事宜，并以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到华参战的阿思本上校为舰队司令。舰队包括7艘炮舰和1艘囤船，还配有一套制造和修理武器用的机器设备，号称“水上兵工厂”。这年4月4日，舰队起航驶向中国，并于9月12日到达上海，18日抵天津。

然而，李泰国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私自签订合同，导致清政府对舰队并无实际领导与管理权。10月，清政府以“中国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为由，照会英国，取消舰队。按负责调停的美国公使安排，各船返回伦敦拍卖。

而此时，淮军在大败太平军占领江苏首府苏州后，李鸿章于1863年12月初将大本营迁到苏州，随即命令马格里带领上海洋炮局等随军前往，上海洋炮局也因此更名为苏州洋炮局（又名西洋炮局、西洋机器局），并占用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王府的宅田，加以扩充。

1864年初，阿思本舰队准备撤回英国时，决定将船上的机器设备进行变卖。曾跟随英法联军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马格里深知机器设备对于武器制造的意义，于是极力建议李鸿章买下这套设备。李鸿章经过一番思考，采纳了马的意见，指定马格里组织一个团体，以其名义购买。经过反复磋商，马格里最后按照有价值机器计价4494两，加上佣金，共花费4944两白银，购买了包括蒸汽锅炉、化铁炉、铁水包和各种机床等，并于1864年4月将其安置在炮局，从而使其生产能力大大提升。

机器是拆散后装箱运来的，李鸿章过去并没有见过洋机器。当他看到这些散在地上和木箱中的零部件时，以为买了一堆废铁，不禁有些恼怒。马格里立刻请英国的炮手和机械工程师帮忙，把机器安装起来。很快，在蒸汽机的带动下，全部机器运转起来。听着机器的轰响，看着转动的齿轮，李鸿章惊喜交加——中国近代第一座现代意义上机器生产的兵工厂诞生了。

马格里在工厂安装投产这套设备后，洋炮局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每周能生产2000发左右的枪炮弹及其它一些军火，成本也大为降低——大小不等的炮弹约需1至3块银元，较购买外国投机商的每发12镑炮弹需费30两银子而言，可省下一大笔。为此，李鸿章两次奏请清廷旨准，先后授予马格里三品顶戴、加“道员”虚衔。

兵器从手工方式生产到机器生产，是兵器工业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洋炮局成为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次使用蒸汽机作动力的工业企业，更是中国首家进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洋务运动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评论道：“它标志着外国的机器在中国人倡议之下，在中国的土地上，首次被竖起的事实。它又标记着中国政治家们采用机器的开端。”从此，中国的兵器工业进入近代工业时期，中国近代工业也由此发端。

风雨金陵 时代变幻中艰难行进

1865年，李鸿章从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赴南京就职。马格里陪同李鸿章从容地登上中华门城堡，向南俯瞰，却发现这城门外竟是一片断壁残垣。随行左右立即上前禀告，这原是明成祖所建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内讧中的战火，众人听后一片唏嘘。这时，马格里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的声音，转身一看——身边的李鸿章正凝神盯着城门外的废墟，嘴角还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很快，李鸿章将其在江苏巡抚任上一手操办的苏州洋炮局迁到这里，一个全新的金陵制造局拔地而起，刘佐禹任总办，马格里任督办。初建时，局设有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和木作厂等生产单位，制造开花炮弹、抬枪和铜帽等产品。投产时，制造局有员工、兵夫约400人。

不久，随着晚清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的并入，金陵制造局进行了扩建。1872年10月，已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命马格里赴欧洲采购机器，寻觅技术人员。两年后，马格里完成任务回到中国——从英国、德国和瑞士买回了一大批机器设备。这是金陵制造局历史上第一次设备大武装，为生产力的提高打下了物质基础。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金陵制造局为抗击侵略军，日夜赶制枪炮弹药，炉火数月不息，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光绪帝于1885年6月21日下旨：“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江苏本有机器局，现应如何变通措置，著妥议奏办。”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接旨后，即与金陵制造局总办龚照瑗、郭道直等人研究了局里的现状及扩充规划。半月之后，曾国荃将《扩充机器局疏》呈送朝廷，要求拨银10万两，以作扩充之用，还要求每年追加工料费5万两，以使“该局放手制造，用意讲求，技日益精，器日益多，无事以为操练之用，有事以为御侮之用”。曾国荃奏疏被批准之后，金陵制造局又获得了一次较大的扩充。

加之李鸿章在晚清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金陵制造局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金陵制造局的规模虽比同期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小一些，但比其他省的制造局要大，比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更要早25年。它所生产的新式枪炮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当时全国之首。中国第一门克鲁森式架退炮（口径37毫米，两磅后装线膛）和加提林轮回枪（亦称十门连珠炮）都在这里诞生。金陵制造局还在全国首先仿制成功第一挺马克沁机关枪，并率先成为火炮生产专业工厂。这一时期，金陵制造局的产品除供应南洋、北洋各防营使用外，还接受全国各省防营订货。因此，李鸿章将其称为淮军的命脉。

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后膛抬枪发挥了很大作用，工厂因此声名远播，广东、云南、浙江、湖北等省竞相定货。据《盛宣怀致张之洞电》中称：“此次打仗，唯抬枪制胜。金陵制造局所造后门抬枪能及远，较快炮得力，乞速局多多赶造。”然而，李鸿章和他的金陵制造局也在此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万余支；鸭绿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支；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支。以上战役，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四千万发以上。李鸿章曾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

遭遇如此重创的李鸿章依然没有放弃对金陵制造局的支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金陵制造局仍然能够逐年扩建，到1899年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机器近1000台、工匠近1700人的大工厂，其产品包罗了20多种军用产品，成为当时我国主要军火生产基地之一。同时，金陵制造局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近代化生产技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当时民用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刺激作用，为中国现代化注入了新的驱动力。可惜的是，李鸿章去世后，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对金陵制造局每年庞大的预算难以负担，正如日渐消沉的洋务运动，金陵制造局陷入停工的边缘。

20世纪初，时代风云变幻，一场脱胎换骨的辛亥革命宣告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进行，加强兵器生产成为需求，金陵制造局遂于1928年改为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军政部，又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改称金陵兵工厂。然而，由于政局不稳，且历届厂长由只知中饱私囊的官僚充任，又多不懂兵工生产，致使厂内贿赂风行，厂纪废弛，生产陷入停滞状态。且主要零部件材料全都依赖国外进口，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中国近代第一座兵工厂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行进着。

新厂长上任 老兵工厂重现生机

不过，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改变了这个老兵工企业的命运。他的名字也将与这个兵工厂紧紧相系——他，就是李承干。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后两次选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李承干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其中。辛亥革命爆发后，已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李承干毅然辍学回国。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李承干于汉阳街头扛起了从清兵手中缴获的火枪，在黄兴的率领下向清政府扣动了扳机。此时的李承干可能还不知道，战友们手中武器的制造者——金陵制造局也因为他们这奋勇一击，由半停工变为了停产，差点被江南制造局兼并。他更想不到的是，16年以后，自己竟然会进入这个见证洋务运动兴衰的军工企业工作，推动并见证这个民族军工企业的中兴。

此后，李承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学习，毕业后于1917年回到祖国。此后，李承干满腔热忱地开始了自己报效国家的人生之旅，他先后辗转于湖南省长公署、湖南省电灯公司、湖北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学校、福州电气公司，但因军阀混战而未能施展才华和抱负。1927年，他来到金陵制造局，任工务科长，后升任工务处长，潜心研究枪械、弹药制造。制造局改为兵工厂后，1931年，李承干接任兵工厂厂长职务，一干就是16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兵工厂最艰难的一段征途。

上任后的李承干锐意革新，着手改进生产技术管理，采取了一系列祛除积弊的重要举措，提出“厘定法规以明职责，革除陋习以防中饱，慎选材料以合规格，改善工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砾碗员工研究，扩大工余教育，以培养其品格知识，改善员工生活，以勉其精诚合作”，使工厂有了较大的起色。当时，兵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马克沁重机枪、82mm迫击炮及炮弹、7.9mm枪弹、手榴弹、75mm山野炮弹、防毒面具、马鞍、弹药箱具等16个品种。在此期间，工厂对马克沁重机枪和82mm迫击炮的产品结构开始进行科研改进，取得显著效果。在李承干的努力下，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不仅扭转了兵工厂长期存在的生产不正常状态，还结余经费二三百万元。有了结余经费，李承干便即时呈请上级，批准利用这笔经费更新设备、扩大厂房和改善职工生活。

就这样，在李承干的带领下，金陵兵工厂几年间如焕然新生，重现活力，颇具规模，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兵工生产基地之一。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失守、南京告急，战火纷飞中的金陵兵工厂又一次身临危境，一场与时代搏击、与命运抗争的战斗即将打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杨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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