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力推引与近代中国“被城市化”

摘要：现代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发展相比绝非简单的量的增长，不仅使城市自身功能发生本质改变，而且带动城乡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整体转型，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源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策动力—工业化运动，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并不具备这种原动力，中国近代城市化运动在开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渗透等外在因素作用下被动展开，由此带来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市政、文化殖民化半殖民化、城市分布格局和城市功能畸形变态等“被城市化”特征。

关键词：近代；外力推引；城市化；被城市化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项目编号：013BZS075）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0-0094-13

一、“刺激”与“回应”：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的启动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史观影响甚至主宰世界历史研究，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典型者便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就城市史而言，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也是在“刺激—回应”的模式下展开的。首先，传统中国城乡合一，没有真正的“城市”。尽管城市数量众多，规模巨大，“但是城市周边的环境通常都是拥挤的乡村，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城市尽管规模宏大，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村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而言之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城市。他认为西方城市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是一个“城市共同体”。“只有在西方，才出现大量的城市共同体（就此字之完全意义而言）。近东（叙利亚、腓尼基、或者还可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同样也有，不过只是种短暂性的结构。其他地方有的只是雏形”。② 韦伯以西方“城市”标准来评判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城市，指出中国城市的一些所谓“非主流”特征：首先，城市功能的非商业性，“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③。其次，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制，不具备行政主体法人资格。 “亚洲的城市也没有西方那样的法人的性格。亚洲的城市，整体而言，的确也构成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就如同西方中古梅罗琳与卡罗琳王朝统治区域的城市一样。然而，与西方中古及古代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东方我们从未发现城市——即以工商业为主，且相对而言较大的聚落——的居民对当地行政事务的自主性及参与的程度，会超过乡村”④。第三，中国传统城市没有市民阶级或阶层。“亚洲的城镇居民并没有具备类似西方古代及中古‘市民’的特殊身份”⑤，“最重要的，城市的团体性格以及‘市民’（burgher）的概念（相对于乡野人而言）从未存在于亚洲的城市，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⑥ 第四，中国传统城市 “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例如市参政会）⑦。“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市民’与‘城市共同体’的概念，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自治’只是个职业团体及村落的特色”⑧。

其次，传统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淹没在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与一般中国学者的看法颇不相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较高，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如何一民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远远居于世界前列。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只有3%，而中国在唐代时城市化水平即达10%，南宋时期，临安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20%左右。此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逐渐下降，直到19世纪初中国城市化才落后于世界”⑨。但国外尤其是欧美学者对此并不认同，施坚雅指出，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城市人口与全国总人口占比长期很小，一般都只有百分之几，特殊时期也未超过20%。⑩ 乔尔·科特金亦认为：中国“尽管拥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可是按照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中国还是不能达到同等城市化水平；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足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一千纪以来的一半”{11}。

第三，近代中国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社会。“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来源于lmmanuel Wallersein。他将整个世界经济视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区域经济体——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组成的不断演化的市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方法不只是一种对世界各国的另外一种分类模式，它更是反映了一种对世界经济动力的特定理解，它能反映出由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进程和经济财富的变化而造成的不同响应”{12}。这种“世界经济动力”通过种种超常规的手段向所谓“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强行推进，将全球经济与社会纳入到由西方主宰的新的秩序体系之中，后进之国家和地区亦即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地区在其冲击和裹挟下，蹒跚开启了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历史趋势，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农村的城市化’。在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社会革命’，摧毁了亚洲、南美和非洲古老的、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型城市的发展代表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结果”。{13} 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及地区的早期现代城市化动力除了文明的冲击作用，更直接的因素是欧洲人的殖民、贸易甚至武力入侵，“欧洲人通过殖民和贸易的世界扩张影响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在欧洲人入侵之前，虽然各种边缘地区处于不同的城市化水平，殖民化和工业革命造成了人口在城市中的空前集聚，这些城市彼此依赖，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形成有网络和等级的体系”{14}。

将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两分为“核心”——“边缘”“半边缘”的看法，显然是西方史学家的一种傲慢与偏见。然而从世界近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形来看，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确乎是在欧美影响和带动下开启的，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是西方而不是东方最先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迟至19世纪中期，由于缺少城市化的某种动力机制，老迈的中华帝国只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故道上蹒跚而行。由于现代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发展相比绝非简单的量的增长，由于现代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与传统城市增长机制的本质性差异，由于现代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自身功能发生本质性改变，更在于带动城乡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整体转型，亦即由传统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策动力—工业化运动。“夫工业化者，系指因机器之助，用雄厚之资本，完美之组织，以实行大规模生产之制造业是也。故工业化一词，实即所谓工业革命，或称之曰新工业。此等新工业，因种种原因，麕集于一定之都市，于是都市方面，乃日趋于工业化之一途焉。”{15} 然而19世纪晚期，中国并不具备这种动力机制。开埠前，中国还是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还没有起步。“工业化的特征有二：第一是生产方法的机械化，凡以前用人力的地方，现在都可以机械代替。第二，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土地只需要少数人用机械来耕种便行，所以人口职业的分布，在农业中自然只占小部分，在别的实业中，如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等占大部分。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已经工业化的，如英美；又有一些国家，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如中国”{16}。开埠后，中国工业化程度相当长的时期内低水平徘徊。其机械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以为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個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正站在两个极端。美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等于13.38马力，中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只有0.45马力”{17}。从工业门类看，近代中国明显偏少，“美国在1927年，全国的工业，共有335种，其中在纽约可以找到305种，在芝加哥可以找到275种。中国的新式工业，据实业部调查，共有98种，其中在天津只可找到39种。在汉口只可找到20种”{18}。从工厂的数量上看，1904—1908年在清朝农工商部注册的企业全国有227家，“毋须论证，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表示发生了一次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基础的‘工业革命’”，“据己有的统计，1912年中国己有20749个‘工厂’，这个‘工厂’的概念是模糊的，但当我们注意到只有363家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其他所有剩下的20386家企业只是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的时候，那么它的涵义也就清楚了”{19}。现代城市化运动区别于传统城市化，一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不是依靠自然增加和政治、军事性移民，而是经济且主要是工商业拉动的结果；二是现代城市化绝非城市人口数量的机械增长和城市空间的简单扩张，而是传统乡村社会和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现代城市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都市的发展是要靠几个条件——就是大规模的市场，便利的交通，雄厚的金融组织，各种的工业，专门的人才，以及一切新市政设备。凡此都是应用人工去发展都市。……中国有许多都市是由于政治原因，如帝王公侯首都食邑，造城凿池以永保其子女玉帛。其他还有因军事而起的都市。但是都市之演成，大多数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现今欧美的大都市皆属此类”{20}。正是基于这两个本质属性，近代中国并不具备现代城市化的基本条件，于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充当了城市化运动兴起的主要推手，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在外力的推引下开始艰难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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