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概括

艺术真实性是艺术创造审美价值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艺术家依据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对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给予独特的艺术处理，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对那些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艺术家的认识和感悟，而艺术概括是实现艺术真实的基本途径。

然而，艺术概括不同于抽象概括和哲学概括。所谓抽象概括是从多种事物中抽取共同的本质特征，形成概念，然后用这种抽象的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概念是以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人”这个词，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抽取了作为人的共同本质特点，它摒弃了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人，比如男人、女人、老人、小人、白人、黑人、好人、坏人。只要符合这一共同特点的，就可以用“人”这个词来概括定义，而且用这种概括形成的概念作为基本单位进行抽象思维，动物则不能进行抽象思维。

哲学概括也具有抽象性，也是由个别到一般，同样也摒弃了具体、特殊的因素，而它与抽象概括所不同的是，它得到的是一个一般性的理念，即哲理。而理念是以句子的形式而存在的。哲学概括要用概念这个基本单位来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完成了这一系列思维过程，得出了一个结论，并用一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比如：“吃亏是福”、“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句子而存在的哲理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反过来又可以找到很多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证明它。

艺术概括也是通过个别具体的事物来找一般和必然。这是三者之间的共同点，所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存在方式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或道理。不是词或句子，而是具体、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如景物、人物、故事，等等。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艺术概括紧紧抓住这个个别、具体、特殊的事物，(形象)让一般性，必然性的东西蕴含其中，不去抽象成概念，不去上升成理念。要上升让读者通过对具体的特殊的形象的感受、体验、品味、领悟过程自己去上升。如果艺术家去上升了，就野蛮地剥夺了读者自己品味的审美愉悦，这也就与抽象概括和哲学概括没有多大区别了。这里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比喻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哲学概括得到的是提炼过的“茶素”和“酒精”，而文学艺术只能端给读者一杯茶或一杯酒，让读者慢慢去品味。

为什么说宋诗比起唐诗来艺术性较为逊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诗重理，常常在诗中讲大道理，唐诗更注重形象和情感，注重整体意境的营造。如苏轼的著名诗歌《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虽然是在写诗，但目的却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前两句还有形象，后两句就迫不急待地上升到哲理上去了。这里苏轼犯了个错误，就是以哲学的概括代替了艺术的概括。歌德说：“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乃是艺术的真正生命”。艺术家的功夫要用在对具体，特殊的事物的形象进行鲜明生动的描述上，即使有什么意，也应蕴含在形象之中。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同样是写庐山，却只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描绘，其思想感情完全蕴含其中，营造了浑然一体的意境。生活本身是形象的，丰富多彩的，生机勃勃的，很多生活的现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所以以小见大，以特殊见一般，透过现象(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所在。刘勰说：“义脉不流则遍枯文体”。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或者说对一般性，普遍性的把握，就像血液在布满全身的脉管中流动不息，灌注艺术的生气和生命，若将其抽象提取出来，则文学艺术就形同枯木矣。

由于不懂得艺术概括的原理，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往往也爱犯同样的错误，本来是一篇生动的，富有特殊的生命的文学作品，却被教师抽象成几个干巴巴的概念和中心思想，然后把这些提炼过的“酒精”、“茶素”硬灌给学生，使学生味同嚼蜡，还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结果是使学生彻底丧失对文学的学习兴趣。

艺术不同于哲学、道德，它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是它的本质特点。审美是具体的、形象的，“审美具有没有概念的普遍性”依照康德的哲学、审美的必然性不能来自概念认识，又不能来自经验。艺术概括不同于抽象概括和哲学概括。它不是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得出概念和理念，而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途径是感受、体验、想象和领悟，感受的是形象，体验的是情感，还要展开审美想像，然后靠直觉来领悟其中的思想感情、意义、价值等。“这原理只有通过情感而不是通过概念，但仍然普遍有效地规定何物令人愉快，何物令人不愉快”。

画家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描绘的是一个具体、特殊的老农，是“这一个”，他那古铜色的脸庞，如刀刻一般的满脸皱纹，凝聚着生活的艰辛，他端着一碗水，双眼凝视前方，凝视着观众，眼里到底蕴含着什么?是希望、是迷茫、是忧虑、是慈祥?真够你慢慢地去琢磨。看着这幅惟妙惟肖的头像，你会想象到那广阔的田野，那粒粒晶莹的粮食，那悠远的历史。你内心的情感会被触动，你看这幅画愈久，从中体验和领悟到的东西就愈多，而这些东西是不能用几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的，有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回味无穷的。而且每一个观众看到同一个作品而感受和领悟到的东西却大不相同。如果谁用几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和语言对其进行概括，那就索然无味了。“这种被嵌入作品中的闪烁光辉即是美，美是作为无蔽之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

艺术概括的途径，使艺术家只能从生活出发，从生活中个别、具体、特殊的事物出发，去发现其内在的意蕴，然后通过生动地描述这个特殊来显现一般。艺术家作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感受、体验、发现和领悟，然后通过构思将其物化，这个过程对艺术家而言本身就具有审美愉悦性。如同孕育和生产孩子一般，有反应、有阵痛、有欣慰、有喜悦。如果倒过来，为一般而找特殊，这就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席勒说：“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由特殊而找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然而席勒却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诗人主观上先有了一个待表现的普遍性概念，然后再选择个别事物作为例证，这个例证无疑只能起到形象地表现一个普遍性概念的作用而一览无余。作品被贬低到了只能起到形象地表现一个普遍性概念或哲理的例证的地位，或被简单地当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就像先有一个孩子的模型，然后照着这个模型去拼凑和捏造一个孩子一样，这个孩子注定是没有生命的。可叹的是这种被马克思所反对的“席勒化”的创作途径，却在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至今还在产生大量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伪艺术作品。特别是在文化专制的背景下，其概念和哲理不是产生于圣人就是伟人，艺术家在深刻领会这些圣人、伟人的理念后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生活中去寻找具体的、特殊的事例去又一次证明它的正确和伟大。

如20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李准，为了证明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和伟大，就创作了《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为其提供形象的注释和证明。而今天的很多艺术家，也在早已定好了调的政策、文件、论著中寻找一些概念和理念，然后按照这些理念

和定好的调子去编故事，去塑造形象来演绎这些主题，艺术家也因此丧失了主体性，失去了对生活的独到感受、体验和发现而沦为概念、政策、政治思想的形象宣传工具。用政治代替艺术，从政治的眼光观察人物性格、艺术形象，便把审美评价变成了政治法庭，按照政治的价值观念、艺术形象只要集中地体现了阶级性和政治利益，符合政治理想就有价值，而且由于政治的功利性，其价值观往往是非善即恶、非友即敌的简单的二值判断。用这种“非此即彼”的知性分析法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必然是简单的。

比如，为应景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我们的文艺大腕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拼凑出了《建国大业》等一系列主旋律作品，主要人物没有跳出政治人物的模式，众多的次要人物如流星般闪现即逝，只给读者观众留下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印象，而毫无艺术形象可言。这哪里是在欣赏艺术，简直就是比政治说教还要急功近利的口号式宣传。过去为了突出政治，我们往往是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价值的，然而据说《建国大业》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记录：这不得不使我们佩服大腕们的与时俱进，将最功利的政治价值和金钱价值完美结合，生出来一个既漂亮，又有政治色彩的金娃娃，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政治理想并不等于审美理想，政治价值观念并非就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这种创作方法严重违背了艺术概括的规律，对艺术的审美价值观是具有摧毁性的效果。

有些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理念，是可以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述清楚的，也可以用概念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这种抽象思维模式来把握的，而有些东西则不能靠这种模式来把握，比如中国古代先哲所说的“道”。庄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就无法用语言来把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种形而上之道，即所谓名言所绝之理。艺术的使命就是写概念语言不能表达之理，这个理只有文学艺术才可言之，才可述之。“在言语道断处，思维路绝时，世界以其浑然未折的形象呈现，所以只有文学艺术才能承担起把握形上真理的重任，从而接通心灵与世界间的道路。”周易说：“尽意莫若象”，这种意只能靠形象来表达，所以“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而这种“象外之意”，也只有借助形象才能领悟。

文学形象具有蕴藉的特点，指在有限的话语或情景中隐含或蕴蓄仿佛无限的意味，使读者从有限中体味无限。用清代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的话说，就是“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比如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似乎就有道不尽的“思想”：一是中国国民性的固疾；二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历史教训：三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各阶层的状况；四是农民革命的必然性和盲目性；五是“阿Q相”的触及灵魂的作用：六是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睿智、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爱国的赤诚等。读者只有体验到作品形象中如此丰富的意蕴，才能深刻地了解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才能真切地感受中国人曾有过怎样苦难的人生。再比如最近上映的美国好莱坞大片《阿凡达》，有的人看到了反强拆迁；有的人看到了文明与落后的冲突；有的人看到了一味追求物质技术的恶果；有的人看到了善与恶的较量；还有的人看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总之，是不能从简单的抽象或哲学的概括来归纳其中心思想的。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不是艺术概括，都会破坏其作品艺术形象的整体性和无限的意味。文学艺术的意，只能蕴含在含蓄或含混的艺术形象中，无法离开这种蕴藉而独立存在。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便不存在文学了。没有蕴藉，何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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