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亿碳:垃圾变电学

如何将“臭”名昭著的垃圾场变成可再生能源生产车间，且看新冠亿碳的垃圾变电学

驱车从南昌城区出发，经过白猫黑猫镇守的八一大桥，20分钟便可到达位于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麦园。这里的麦园垃圾场曾经“臭”名昭著——因其每天要“接待”数百辆垃圾车。直到武汉新冠亿碳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冠亿碳”)的入驻，一切发生了改变。

2005年12月，新冠亿碳与麦园垃圾场签署合作协议，投资6500万元开发填埋气发电项目，一期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3MW。去年1月，一号发电机组并网发电；6月，二、三号发电机组也相继投入运行。截至今年8月9日，已累计发电2922万度，上网电量2735万度——这一电量能够满足1.5万余家庭的正常生活需求。

现在，走进麦园垃圾场，再也没有想象中的恶臭，干净的水泥路面，路旁苍翠欲滴的植被以及规划布局有条不紊的发电设施，共同构成了一个俯视如同“别墅”，直视好像“花园”，甚至被国外专家称为“全世界最美的垃圾填埋气发电厂”。

新冠亿碳总经理杨立德刚刚做完手术，因为创面愈合较差，他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然而，当其向本刊记者谈及最爱的话题时，却忘记了一切。回顾麦园垃圾场填埋气发电项目前期开发、建设经历，杨立德也感慨颇多。

“可以说(该项目)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性。”杨立德声音有些颤抖，甚至不敢大声说话，因为疼痛，也因为武汉的八月。他轻轻抹去额上的汗珠继续道：“首先在垃圾资源上国内的生活垃圾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在成分和特性上都会有很大差别，填埋的质量更是天壤之别了。而南昌的雨季，也为施工建设带来了重重困难。”

新冠亿碳副总经理孙河川告诉记者，早期到麦园垃圾场做过填埋产气评估的国内外专家并不看好这一项目。专家们普遍认为麦园垃圾场积水严重，填埋不规范，产气效果差，对项目评估持不乐观态度，认为不具有开发价值。他说：“我们对第一现场的感觉也是‘垃圾上的水库，水库下的垃圾’，施工机械无法进入现场，施工更无从谈起。”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荷兰排水专家的协助下，新冠亿碳采用国内尚无成功案例可循的垃圾堆体导排水新技术，解决了垃圾水库的难题，使得现场施工得以进行。在施工现场，新冠亿碳工程技术人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了一项技术发明：“将导水与气体收集合二为一的技术开发成新型实用专利。”

作为第一家成功并网发电的南昌麦园垃圾场填埋气项目打响了新冠亿碳进军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质能)的第一枪。随后，其在合肥的填埋气发电项目从气体收集工程动工，到成功并网发电，仅用一年时间：在郑州项目的前期工作包括设备选型已基本完成。

产业前景

相对于其它能源，生物质能具有分布广泛，可存储性强的特点，生物质能开发也会更具务实性，在政策的引领下，行业前景将非常可观。对于这一点，孙河川早有清楚的认识：“总的说来，我国可用于生物质能的生物质原料丰富，技术较为成熟，加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生物质能发电在我国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他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我国现有森林、草原和耕地面积(含可利用荒地)7.76亿公顷，理论上生物质资源可达659亿吨／年以上。以平均热值为15000千焦／公斤计算，折合理论资源为3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我国目前年总能耗的3倍以上。目前可以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主要包括秸秆、薪柴、禽畜粪便、生活垃圾和有机废渣废水等。

调查显示，当前我国秸秆资源已超过7.2亿吨。约3.6亿吨标准煤，除约1.2亿吨作为饲料、造纸、纺织和建材等用途外。其余6亿吨可作为能源用途；我国年均薪柴产量约1.27亿吨，折合标准煤0.74亿吨：禽畜粪便资源约1.3亿吨标准煤：城市垃圾生产量约1.2亿吨标准煤左右。并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经估算，我国可开发的生物质能资源总量约7亿吨标准煤。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未来将建设生物质发电550万kw装机容量，已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确定了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装机3000万kw的发展且标。此外，国家已经决定，将安排资金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及检测认证等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孙河川说，生物质能是人类利用最早、最多、最直接的能源。也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的世界第四大能源。其与传统能源相比，优点自然很多；其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也毫不逊色。

相对于传统煤电而言。生物质发电更具有燃烧容易，污染少，灰分较低等优点。具体体现在：一是，生物质利用过程中具有二氧化碳零排放特性：由于生物质在生长时需要的CO₂相当于它排放的CO₂的量。因而对大气的CO₂净排放量近似于零，可有效降低温室效应。二是，生物含硫、舍氮都较低，灰分含量也很少，燃烧后SOx、NOx和灰尘排放比煤电小得多，是一种清洁的燃料。三是，生物质资源分布广、产量大、转化方式多种多样。四是。可再生性。生物质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再生，与风能、太阳能同属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保证能源的永续利用。

与风能和太阳能相比。也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投资的经济性。首先，生物质发电不仅可以采用内燃机，也可以采用燃气轮机，甚至可结合余热锅炉和蒸汽发电系统。所以生物质可以根据规模的大小选用合适的发电设备，保证在任何规模下都具有合理的发电率。这一技术的灵活性，能很好地满足生物质分散利用的特点。其次，生物质发电的灵活性，可以保证该技术在小规模下有较好的经济性。同时燃气发电过程简单，设备紧凑，因此生物质发电技术比风能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项目规模小、投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说，生物质发电是所有可再生能源技术中最经济的发电技术。

生物质能的上述优点与政策利好，并不能掩盖我国生物质发电整体水平的落后。国内生物质能发电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起步较晚，自1998年至今，最大的填埋气发电运营商也就是外资企业。国内的填埋气发电项目业主较为分散，虽然形式多样，但大多数投资商都把填埋气发电项目作为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方向。而因为专业从事填埋气发电。按现有的项目数量及规模，新冠亿碳已经走在国内各填埋气发电项目业主群前列。

生物质能陷阱

在生物质能开发中。垃圾填埋场沼气收集利用项目。既具环保效益。又具产业效益，且在技术上成熟可靠。因此，近年来国内的对填埋气项目的开发不断风起云涌，行业炙手可热。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生物质能的不足之处。相对于传统煤电，生物质能热值及热效率低、体积大而不易运输，并且单

位投资成本过高。“由于生物质能发电的原料体积庞大，其对电厂的规模和地理位置造成了影响。然而如果电厂远离生活区。又必将会增加原料的运输成本。这是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普遍存在的矛盾，也是新冠亿碳不得不面对的。”孙河川说。

而很难保证原料供应的稳定与充足。更是孙河川最为担心的：“虽然我国生物质能资源丰富，但是分布较广。如秸秆等农业生物质能不易收集和运输，必须增加额外的风险成本及投资。特别是生活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由于生活垃圾的特殊性，必须考虑生活垃圾的运输和储存等相关管理措施。”

事实上，在电厂项目立项规划初期，新冠亿碳就已经充分考虑了电厂规模与选址等问题，并与当地的市政市容部门合作，达成双方互惠协议。新冠亿碳在南昌、合肥及郑州等三座省会城市的垃圾填埋场的填埋气发电项目都是很好地利用了已有的资源，即垃圾填埋有一定年限、垃圾填埋保有量达到一定规模。

孙河川告诉记者，“我们依据垃圾填埋场的原有的填埋状况和当前填埋进度，合理地建设填埋气气体收集系统，很好地开发了垃圾填埋场这块平时无人问津的‘沃土’。由于填埋场的库容可以容纳大量的垃圾，所以消除了原料体积庞大对储存等诸多条件要求的障碍。”

据了解，新冠亿碳的项目建设用地由垃圾场方提供，全部在垃圾场规划控制红线范围之内，位置都在远离城市生活区的垃圾填埋场内，大大缩短了填埋气管道的长度，有效地减小了输送成本。另外各项目都没有另行征地建设，有效地节约了我国的土地资源。

孙河川说，“国家对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建设标准及环卫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对新建垃圾填埋场，特别是2004年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审批及建设要求，所以项目业主不会单纯地为了填埋气发电而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从国内众多填埋气回收利用项目及新冠亿碳的建设经验可以看出，依托现有建设和管理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垃圾填埋场，与当地市政市容部门形成资源共享，达成互惠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生物质能发电另一个众所周知的矛盾是：它与传统煤电相比，单位投资成本高，发电规模小，内部收益低。孙河川借用老百姓的那句话——“是一个亏本的买卖”。然而，新冠亿碳却能从全球关注气侯变化影响的政治背景中，解读出生物质能发电的希望。

出让“碳减排量”是新冠亿碳的额外收益。2005年开始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的三个机制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温室气体，使此类项目有一定比例来自发达国家的碳交易额外收入。

国家对生物质能发电的政策扶持。2006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为生物质利用项目的上网电价实行政策优惠，再生能源的电价标准由各省2005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每千瓦时0.25元补贴电价组成。

孙河川还指出，尽管联合国出台了利好机制、国内出台了两个较好的扶持政策，但生物质能源项目还是无法同传统能源项目同台竞争。这类投资项目近期之所以成为国际形势下的香饽饽，是因为投资人期许于未来碳市场价格的升高。

挑战与机遇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增速也趋缓，国内能源市场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下游客户现金流偏紧、CDM减排价格下降、一些海外新能源投资开发商退出国内市场，随着2008年下半年煤价的回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发电成本差距将再度拉开。

然而，危险中总包含着机会。特定的环境冲击了能源市场，也给生物质能这一可再生能源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诚可见，政府鼓励新能源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而对于新兴能源的振兴计划也将不日出台。对众多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及即将进入生物质发电行业的企业来说，则是要做好直面挑战，迎接机遇的准备。

孙河川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生物质能市场一度成为世界投资资金热衷的投资对象。但是到2008年第四季度，突然出现了拐点，随着这轮金融海啸的蔓延，许多国家的外汇下降、外债高筑、进而造成金融恶化、信贷紧缩。不仅引起生物质能行业风险投资增速的下滑，同时也使得生物质能遭遇融资困境。

金融危机对生物质能企业的运营同样带来了挑战。煤炭、天然气、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将会刺激火电、水电的投资，这无形中给生物质能发电带来了压力，2009年，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深入，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能否继续保持现有利润水平，将面临很大挑战。

但是，对国内填埋气发电企业的管理提升则带来机遇。生物质能企业(特别是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游设备制造商的协同，二是内部资源的整合。我国填埋气发电起步较晚，大多数填埋气发电厂运营均不超过5年，发电设备的质量还无法准确判定，就目前国内填埋气发电相关制造业的情况来看，都是柴油机的改装版，发电效率较低：发动机零部件使用寿命短，大、小修周期仅是进口机组的二分之一，此现状乃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孙河川表示，“当前，金融危机已经对填埋气发电行业造成一定冲击，这更需要项目企业与上游设备制造商良好协同，共同开发质量好、容量大的发电设备，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填埋气发电行业需要大量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协调内部关系应对2009年和2010年诸多不确定因素，将是填埋气发电企业首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对填埋气发电行业的整合带来机遇。“经济放缓既降低了电力需求，也相应地降低了钢材、PE管等原材料的成本，这对中国填埋气发电企业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加速了填埋气发电方面的整合。”孙河川说。

“填埋气发电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企业资源以及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国内填埋气发电行业的现状是企业相互之间合作较少、资源整合不够。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填埋气发电行业将会产生一定影响，这将促使国内部分填埋气发电企业合作性上升。2008年上半年我国开始进行市场紧缩政策，而现在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逐渐开始加强银行资金的流动性，相信填埋气发电企业会优先得到政府银行贷款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填埋气发电企业的正向机遇。”杨立德对生物质能充满希望。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逐渐开始加强银行资金的流动性，相信填埋气发电企业会优先得到政府银行贷款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填埋气发电企业的正向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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