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泛情化”人物塑造

2009年9月16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主导的国庆献礼影片《建国大业》，围绕1948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新中国的诞生为主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党派荣辱与共、携手共进的深厚感情。影片的一大看点是一部140分钟的影片竟云集了两岸三地170多位海内外明星，包括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演员唐国强、张国立、刘劲、陈道明，以及蜚声海内外的成龙、章子怡、李连杰等，强大的明星阵容先发制人，吸人眼球，使本片从同期上映的其他献礼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众多明星的加盟只是表象，影片的成功还在于大陆和港台的名导、12大影视公司和国内各组织、单位之间的通力合作，南京中山林正门历史上仅开过三次，一次是孙中山迁葬，一次是连战来访，还有一次就是拍摄《建国大业》。可见，《建国大业》的意义已然超出一部电影的范畴，而成为国庆大典前夕中国电影人共谋的“仪式化”庆典!同时，本片从社会情绪和大众的心理需要出发，为观众的爱国热情寻找到一个宣泄的窗口，因此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截止7月23日票房已过1.7亿，预计9天半时间能过两亿，一路飘红的票房和空前广泛的观众群让制片方欣喜不已。这也表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可以拍好，也能够拍好，中国的电影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可供挖掘。

主旋律电影的产生和社会转型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港台武打片的冲击，内地电影市场呈现低迷态势，电影局于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即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和主流社会秩序，只要具有这样功能的影片便可归入主旋律之列。”90年代以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具有类型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采取正反面主人公二分法的塑造原则，如《开国大典》；现实题材影片的人物，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可见，人物是主旋律电影主题表达和内容建构的主要元素，人物的设置与塑造对于主旋律电影而言尤为重要。20世纪“新主流电影”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人文关怀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也都依赖于人物角色的塑造，如《云水谣》《集结号》《铁人》《张思德》《我的长征》，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好看，主要是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采用“泛情化”的处理方式。

一、“泛情化”人物塑造

“‘泛情化’是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其行动的环境、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情感为中心而被感情化。”抛弃以往模式化、脸谱化的套路，“泛情化”主张从人性化的角度，展示人物与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泛情化”是主旋律电影走近观众、迎合观众欣赏品味的有效途径，英雄形象作为主流思想的外在形式对处于“集体无意识”的民众起到教化作用。也就是说英雄作为一个符号要与观众建立联系，但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塑造与普通民众“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产生疏离和排斥感，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所以，“在大众文化时代，电影叙事要反的英雄也是假英雄、伪英雄、只见神性不见人性的英雄。”即本文提出的，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泛情化”人物塑造。

其次，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是以80后年轻观众为主导的消费市场，“主旋律”电影无须刻意回避商业化运作规律，《建国大业》采用全明星商业路线，获得了成功，许多80后、90后纷纷走进电影院捧场。正如导演韩三平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明星，恐怕大家都不关注，连第一步都设有你谈何第二步呢?”主旋律电影得让观众喜欢，让观众觉得好看才能赢得票房。人作为一切艺术的根源，“泛情化”人物塑造在赢得叙事空间的同时也为主旋律电影赢得了市场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泛情化”人物塑造与《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结合商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一部描述历史拐点处风云集会、英雄辈出的以人物为支撑的史诗电影，人物的思想的斗争，内心挣扎要多于大场面的战场拼杀。而小场面的会议辩论更易于表达特殊时期涌现出的重要历史人物。影片选取第三方视角，即进步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阵营进行评判。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当时的精英分子，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采用“泛情化”处理影片的视角，用这些人的选择来对两方进行伦理和道德上的评判，更具情感色彩和说服力。在电影的开头，由李连杰饰演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就说：“我若不递辞呈，很快就成内战的罪人了。八年抗战，与国家的敌人作战，打光了拼光了，没话说。可如今胜利了，还打?打谁啊?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我不干!”这段话，为影片奠定了基调，从伦理上对双方做出评判，具有客观性和情感性，避免了单方面平铺直叙、脸谱化人物带给观众的强制感。“电影艺术的基础和可能性在于它使每一个人的每一事物都保持其本来面目。”由此，可以总结出本片在“泛情化”人物塑造上的三个特点。

(一)伟人平民化

早先的主旋律电影只注重社会现实的矛盾和不同权力之间的较量，人物凌驾于现实之上，忽略其实际的生活境遇与经验感受，因此形成落差明显的类型化人物。这些人物的形象被道德定位，呈“扁平化”。“泛情化”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对人物的“立体化”塑造。所谓“立体化”，即人物的概念和品质不止一种，人物具有优点的同时也具有人性上的弱点，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只有立体化的人物才是通透的、可描述的、具有说服力的。在电影《建国大业》中，对伟人形象的塑造尤其突出了这一点。从重庆会议后，影片就变为双线叙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所以，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就尤为重要。例如毛泽东面对敌军空袭，还执意要睡觉，迷迷糊糊地说：“不是还没扔炸弹么?”被硬拉了起来后，还要求抽烟，像是一个执拗的小孩子，最后，穿着睡衣被用担架抬了出来。以往的影片中却难见伟人衣冠不整出镜，但这样的伟人却比“衣冠楚楚”的伟人来得真实，来得震撼。其中毛泽东的“烟”作为人物的标志性物件，起到代言的作用，呼唤大家同仇敌忾抵制内乱演说的时候要抽烟、见到炊事员郭本财要发烟、敌机轰炸的时候要抽烟、商议战略部署要抽烟……在晚上开集体会议时，毛泽东将蜡烛熄灭，说：“晚上我还要给新华社写社论，这半根蜡烛省着点用吧，……开会就是说话，看见看不见的没关系。”从中可以透视出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时代，作为人民救世主的伟人们经历着何等艰苦卓绝的磨难，伟人的形象因此更加真实可看，深入人心。

(二)性格情节化

“泛情化”要求以伦理为中心对人物进行情感方面的全面塑造。《建国大业》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平

行叙述国共双方的较量，对失败方蒋介石的描绘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层层递进，推波助澜，人物性格慢慢展开，悲剧人物的命运更具震撼观众心灵的力量；与悲剧人物对立的外在冲突越来越多，身处逆境的人物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外在冲突不断转化为内心的矛盾，直至毁灭的一击，告知悲剧人物命运的终结。蒋介石在撕毁“双十协定”后，以2430票遥遥领先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全场鼓掌祝贺。但就在此时，顾祝同告诉蒋介石“延安丢了。”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百般阻挠，预言他“一定选不上!”，但接下来，李宗仁高票成功当选副总统，故意出手鼓掌将李宗仁已经伸出的手悬在空中，然后迅速离场，可见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野心，蒋介石所谓成功的背后无一不潜藏着危机。最后，蒋介石在车上望着空荡荡的国民政府两侧，闪现当初百官朝贺时的喧嚣，面部表情流露出无限的失意，整个斗争尘埃落定，蒋大局已失。

(三)细节情感化

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所产生的态度的体验。细节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益于艺术形象的构建与主题思想的表达。色彩具有很强的感情作用，《建国大业》对峙双方的影调具有明显的对比性，每况愈下的国民党政权阴雨连绵，阴霾的天空下巨大空旷的建筑充满情感的疏离和内心的压抑，呈冷色调；而在延安的共产党，背后的土黄色的窑洞、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玉米都呈暖色调；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刘少奇坐在窑洞共商建国大计，镇定自若，并且充满和谐与仁爱；鲜花烂漫的草坪上，毛泽东教女儿写字，然后和周恩来各背一个孩子共商国事，孩子们在后边打闹，其乐融融。单纯的人物关系紧接的镜头是上海各组织之间为利益钩心斗角、龙盘虎踞，杜月笙及其手下一袭黑装，正匆匆往蒋经国的记者会上赶去，目的在于揭示蒋家亲戚知法犯法，在国家危亡时刻大肆掘金。鲜明的对比更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不仅在外不得人心，在内也是危机重重，连蒋介石自己都说：“国民党的腐败是到了骨头里了。……反。亡党，不反，亡国。”内忧外患，众叛亲离，明显的对比，昭示蒋介石所在的国民政府已摇摇欲坠。这样隐晦的描绘，在保留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使主流意识以更简明的形式得到表达，更易于观众接受。

《建国大业》作为庆祝国庆60周年标志性的主旋律贺岁电影，以其“明星化”的阵容吸引人，“泛情化”的人物感染人，主流思想与大众娱乐和鸣共奏，共谱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华丽篇章。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电影人思想的不断解放，电影制作技术的日益精进和市场运作的日趋成熟，中国主旋律电影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必将与我们的祖国一样，迎来美好的明天!

[作者简介]方宁兰(1985—)，女，浙江宁波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橹电视艺术学；坚斌(1984—)，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

推荐访问:主旋律 新时期 塑造 人物 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