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核能必须坚决贯彻“稳中求进”

引言：

最近，中国又发生了“重启”核电的争议。争议的真正实质是，中国的核电是否应真心真意地按“稳中求进”的发展方针，是否应立即停止大跃进。下面将分四个问题，对这一“重启”进行深入讨论。

一、中国必须立即停止核电的“大跃进”。

1、最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展问题上，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方针。为此，将规划中GDP上升速度，由过去的8%，下调到7.5%。而且，对过去快速发展中某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开始下调。

典型的例子是高铁。在发展速度上，由近期要达到5万公里的目标，下调到4万公里。在技术路线上，也由过去的轮轨高速列车可达到450公里/小时的高指标，下调到350公里/小时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

科学地贯彻“稳中求进”，应该“有保有下”，“有挺有压”，不能“一刀切”。“稳”的目的，是要“优化”结构。在前一时期的“快速”发展中，确有某些部门发展过“快”、过“急”，出现“快而不够好”。但也有些部门是长期受“压”，得不到有效发展。现在是各个部门纷纷竞争“上岗”。我看到的报导，有“风电要再出发”，“银行压低存款利息”，“稀土要整治形成合力”，甚而“政治体制改革”也要“稳步前进”。那么，中国的核电，应往什么方向调整？

2、首要的问题，必须立即停止核电的“大跃进”。

3、为什么我们一再批评“核电的大跃进”？

2011年，我国核电约有1000万千瓦，按规划，2020年要上升到8000万千瓦，即9年之内，猛增7倍。易算出，9年内的平均速度是，1.26年平均上升26%。过去，我国GDP年上升速度为8%，26÷8=3.25；即核电上升速度为GDP上升速度的3.25倍。这“必然”会带来种种潜在质量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

现在是2012年6月，现在的正在运行的装机约为1250万千瓦，2020年猛升到7000万千瓦，即增加4.6倍。易算出8.5年内平均速度是亦即年平均上升22.5%。由于“稳中求进”，我国GDP上升速度已下调为7.5%，22.5÷7.5=3.21倍。或者说，建议的核电上升速度，仍然是GDP上升速度的3.2倍？！

其实，如果仅维持2020年上升到4000万千瓦发电功率，易算出4÷1.25=3.2，而；14.7 ÷7.5=1.96，也就约是GDP上升速度的2倍！到2020年，如果能将这一“小跃进”，保质保量地保证在今后的30年岁月中运行的绝对安全。那就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我国必须“安全而积极地发展核电”，要把“安全”置于“积极”的前面！

二、分歧在于，对“核电”在能源领域中的“定位”，有严重问题。

1、首先是核能，尤其是大型或超大型核电站，能否“继续”归类为清洁能源？

自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来，首先是“绿色”人士提出质疑。自福岛事故发生以来，质疑核能（指大型核电站）是否为清洁能源的呼声，更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重要原因是，30年来441座核电站已先后出现三次重大核事故，已严重破坏、污染环境。441座核电站的长期运行，已积累了几十万吨放射性污染源，至今未能找到科学地应对这一潜在的污染源的有效方法。现有核电专家，倡议者，无法驳倒这些质疑。所以，“拒绝”核能的呼声，也就日益强烈！

不少国家已采取了行动，逐步关闭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如德国、瑞士。福岛事故直接受害者，日本，已断然关闭了全部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海峡对岸的领导人马英九在前几天的就职演说里，未来的方向是要逐步关闭在台湾运行的核电站。有些发展中国家，巴西，本来是计划再发展若干核电站，现在已宣布停建原定上马的6座核电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对核电的发展持观望态度。只有少数国家，或因“发展”的需要，要继续增加少量核能；或因核电已“老化”，需要替换；或因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技术”，如美国奥巴马宣布还要建造2台“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型核电站。但美国也只是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示范性”地建两座“第三代”核电站，而且已引起美国国内的激烈争吵！能否真正实现，尚未可知！

全世界只有中国仍在“大干快上”。中国已毫不动摇地，建成并运行的有15座核电站；也正在毫不动摇地继续在沿海地区建造26座核电站。而且一点也不放缓这26座核电站的建造速度，坚持要在2015年前完全建成。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如此”决策。

2、重大争议之二，是核能（指大型核电站）能否继续“归类”为“安全”、“可靠”的能源。

如果核能已足够“安全”，如果核能“不会”出现重大事故，人们也许可以“有保留”地苟同核电是清洁能源。当然，由于核电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核废料，直到现在尚未找到有效处理办法，将构成对人类生存环境潜在的严重威胁；所以过去人们一直是在核电不会出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有保留地”认同核电是清洁能源！问题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然表明，核能不仅是“潜在”的破坏环境的能源，而且是“现实”的严重破坏环境，造成“重污染”的能源。福岛事故又进一步证明，过去“被”宣布为“安全”能源的核电站，其实是不安全的能源！既然这两大前提均不再成立，我们只好举行“脱冕”顶礼，给核能脱去“安全”能源的“桂冠”。

这是一张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污染图。其严重污染所覆盖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之多！轻污染的面积，也约有50000平方公里。

幸而前苏联幅员广大，人口稀疏，还能承受得起。然而，中国土地面积只有俄罗斯的1/2，人口总数是俄罗斯的10倍，中国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12%。如果一旦在中国出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其后果，就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福岛事故释放出的放射性总量并不比切尔诺贝利事故少。所幸地处海边，有可能将其中大部分排到海中，现在尚不知最终结果。

3、分歧之三，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判断核电站是否“安全”。“核能必须保安全”。这是人们“共识”。但是何谓核能已是“安全”，就不是共识了。

⑴、如果以“堆年”来计算，我想中国核电的运行，最多不会超过“140堆年”，也就是中国运行纪录，只不过是全世界运行堆年的1%！以中国极有限的运行堆年，来判断中国核电已是安全，未免“言之过早”！

⑵、为什么要在这里对核电的安全标准问题。因为这里还涉及“第二代”核电站和“第三代”核电站，“谁”更安全的问题。

在如何发展核电的问题上，存在两大争议。一是我国是否应继续奉行核电的“大跃进”。另外是发展核电的“选型”，是选“第二代”，还是选“第三代”？

现在发生的争议是：搞“第三代”核电站的人说“第二代”不安全。理由是包括“改进”后的“第二代”核电站，基本上是福岛事故那一类机型，即由电源来驱动“冷却水”；一旦电动驱动系统遭到破坏，就造成重大核事故。而“第二代”核电工作者说，所谓“第三代”核电站只不过是用“重力”，保证“冷却水”在“三天”内，使AP1000型核电站不致中断；一旦超出“三天”，仍然构成潜在安全危险。

2011年在贵阳召开的核科学大型年会上，各个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纷纷说，自己设计的核电站最安全。AP1000说“第二代”核电站不安全。AP1400说AP1000不够安全。AP3000又说AP1400不够安全。其差别只不过所设计的“蓄水池”容量的大小！

其实，他们两家的争议，都只是“理论”标准，也就是用“可认识性”作为判断核电是否“安全”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实践”标准。

⑶、2012年5月10日，我在《中国科学报》上读到钱绍钧院士的一段谈话，“核电安全性完全依靠经验，除非有若干堆年经验的证实，否则……不能代表更可靠更安全。”“核电创新技术风险很大……必须从若干实验试点开始，经过若干时间实践证明之后才能推广”。他还说，“核电安全必须这么考虑，因为没有回转的余地”。

很同意钱绍钧院士所讲的这段话。

据我们所知，全世界仅有4座AP1000反应堆正在中国建造。发明者美国，至今尚未最后决定是否要在美国也建造2-4座AP1000型核电站。至于AP1000型核电站已运行的“堆年”是“零”。

⑷、核电站，尤其是大型核电站还是能源利用率极低、资源浪费率极大的能源。

最近，为了考究一下一座大型核电站究竟需用多少冷却水，结果发现，核电站不仅是高耗水的能源，还是资源利用率甚低的能源。计算的方法很简单，一个100万千瓦核电站运行一年，究竟会产生多少核废料？我用的是王方定院士给的数据，即年产生约1吨的核废料。有了这个数据后，就立刻可算出“核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是8%！也就是核能中的90%，都转变为由冷却水吸收的热能。

现在一座100万千瓦超临界火力发电站的热电功率转化率为40%，也就是所发生的热能是电能的1.5倍。而核电站是所发热能是电能的9倍，9 ÷1.5=6。再考虑到火力发电站，会有一部分热量直接释放到大气层中，而核电站所释放的热能，最终会必定转化为由冷却水带走的热能。所以在同等运转功率的条件下，一座核电站所耗费的冷却水，至少是火力发电站的6倍！这不仅大量浪费了热能，还将对炎热地区，造成严重的热污染！

人类应如何使用核能，是一个待研究、待探讨的问题。

从我们来看，科学地使用核能，必须包括科学而安全地既使用核能释出的大量热能，也使用由核能转化出的电能，使核能发挥出最大效益。

⑸、分歧之五，核能并不是技术已十分完整而成熟的能源。有大量研发工作，有待开展。一套完整的成熟的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到它产生多少可用能源，还要看到它产生多少为害人类的废弃物，人类将用何种技术，花费多少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

如果按上述标准来评价核能，就只能说核电技术，大型核电站技术，尚不成熟。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尚没有找到妥善处理核废料的办法。核废料的处理，一般要包括下列环节，①分离和回收；②浓缩和嬗变；③储存和冷却。也许有另一种选择，用火箭将核废料发射到太阳，完全离开地球！

30年来，除分离和回收技术有所进展外，嬗变技术和研究还只是才开始着手。至于核废料储存，仅美国有一些试验库。除中国核电工作者外，没有哪个国家中的核电工作者，认同已是成熟的技术。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等国，均先后提出将地质储存库，储存到中国的沙漠地区。（注：沙漠缺水，我不知如何解决冷却水；而有水源的沙漠又怕污染沙漠中有限的地下水。）后来又转到外蒙古，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能接受他们的建议，均遭拒绝。如果这已是成熟的技术，为什么不放置在美国、日本或德国？！

⑹、分歧之六，核电站还是经济代价极高的能源技术。

中国火力发电的上网电价是0.33元/度电，中国的三峡水电上网电价是0.25元/度电。未见正式公布核电上网电价是多少！（注：一说为0.55/度电，也有人说0.60/度电。）去年11月，在贵阳召开的核科学大会上，有学者统计出，核电的发电成本很“低”，是0.429元/度电。但是，仔细一问，这里只计算了装备、运行及原材料消耗成本。至于一套完整的核电的成本计算中，还应包括，核电“退役”费用，后处理，嬗变，填埋或销毁等所需费用，而且还应包括，出事故后的赔偿费用、事故处理费用，可能还要支付巨额保险等费用。学者的“计算”中，所谓“预留费”仅占全部费用的10%！其实，这一预留费再增加10倍，也“入不敷出”！

这严重损害了后代子孙的发展能力！

⑺、分歧之七。仅现在已建、在建的40座核电站，其年需求的天然铀对外依存度已高达85%！据说，去年，2011年已上升到9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石油对外依存度是55%。许多能源专家纷纷批评石油“安全度”太低，但却对核能高达85%的依存度，“置若罔闻”！

⑻、分歧之八，核电站还是极易受攻击，而且后果难以消除的能源技术。

这一问题其实已在修建长江三峡时，就发生过极大争论。后来回答说，凡大型战争发生时，必定有先期“征兆”，可考虑在战争发生时，降低水库蓄水，避免灾害。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核电站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战争狂人，极好的攻击目标。

⑼、核能还是发展路线不明确，尤其是其技术路线尚不明确的能源技术。

其实，不仅是“热中子堆”以后的技术发展路线尚不明确。现阶段的“热中子堆”的技术路线，其实也尚不明确。在“热中子堆”技术路线上，就有钚铀循环，还是钍铀循环之争。中国的钍资源是铀资源的4-6倍，钍-铀循环带来的放射性污染只有钚-铀循环的1/5，钍-铀循环做成的热中子堆，比钚-铀循环有更高的核燃料增殖比，完全可能用热中子堆做成接近增殖的核电站。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大量生产铀233。

其实，中国现在选择的以铀氧化物为核燃料的快中子堆技术，也只能做到“接近增殖”，根本做不到铀利用率提升60倍。最近，我在2012年第11期第11页的《科技导报》，写了一篇短文，《铀利用率是否已做到提升60倍？——评〈科技导报〉推选出的2011年度重大技术进展》。表面上是批评《科技导报》评审重大科技进展“失实”，其实是批评核工业集团“吹牛”。

在核能发展技术路线之争的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受控热核反应之争。有相当一些人认为托克玛克不是发展方向，是注定要失败的技术路线。但另一家，激光聚变引爆氘氚小球的受控热核反应的发展路线，也遭遇重大困难！从我来看，其难点，还不仅是“技术”，还有“理论”。我是研究太阳能聚光理论的。太阳表面温度，一般公认为5777度。人们能否通过“聚光”，使光子大量聚集，超过黑体分布密度，达到更高的温度？朗道、栗弗席茨一书就给出过答案，不可能！热能不可能由“低温”热能的“集中”，变为“高温”。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违背！

其微观机制，是由于光子和光子之间，仍有微弱相互作用，其散射截面，多重光子产生的截面，均不等于零！现在是激光聚爆，用激光聚能。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这一聚能，有无理论极限，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是多少？两股“相干光束”，是否也会有散射？碰撞后，是否会失去相干性？碰撞后是否会变为多个不相干的低能光子？是否真能聚集到受控热核所希望达到的温度？有可能要重新“表述”量子电动力学。用“相干态”表象，找到计算这些反应过程的截面，角分布等适用的方法。而且这还是有待解决的困难理论问题。能否在近期找出答案，尚不可知！

所以，我国决不能认为所谓核能的“三步曲”，“压水堆→快中子堆→聚变堆”，已是成熟的技术路线。这里面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⑽、新发生的争议，中国是否应在内陆地区大建核电站。

有主张在中国内陆地区，也要“大干快上”核电站。理由是，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在技术上和在沿海地区建核电站，没有什么不同。另一个理由是，美国和法国，可能还有德国，均在内陆地区大量建造了核电站。

其实，中国的国情和欧洲，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和美国都是地震甚少的国家。我问过某些长期生活在欧洲的朋友，总计他们一生，特别是西欧，从未遇到可感觉到的地震，只听说可能在东欧出现过“小”地震。至于中国是几大板块相互碰撞的国家，是地震多发的国家，而现在正走向地震多发时期。

欧洲和美国还是风调雨顺，气候温和的国家，历史上很少出现大型灾害，（但龙卷风除外）。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祸害，是“水旱黄汤”。中国还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中国人均拥有的淡水，只占世界平均量的1/4。中国的《资治通鉴》，有的是“三年大旱”，“人相食”的纪载。去年，江西省彭泽地区发生大旱，连鄱阳湖都已干枯。湖南省的洞庭湖，也发生干裂。前一时期，说广西也要建大型核电站。但隔不了几天，广西出现严重干旱，许多湖泊已干裂！中国的云南省北部，已连续干旱达一年半以上，人畜吃水要靠车辆搬运，天气预报每天说，要谨防森林大火。

但是，核电站一旦启动，就“绝对”不能断水。即便停止运行，仍需不断注入冷却水，不断取出停止运行后，仍在释放的热量。而一旦断水，就会出现福岛一类重大核事故。而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出现核事故，还只能就近排放，无法向福岛事故处理那样，向大海排放。可以想见的是，必将污染涉及几亿人口生命安全的水源。

我们之所以强烈反对在内陆地区建核电站，原因就在于其灾难性的后果要比建在海边大出好多倍！

至于核电技术，建在海边和建在内陆的确没有重大差别。建在海边要求支付一笔庞大的防止海啸的费用，建在内陆可节约这笔开支。在沿海还是内陆都要支付一大笔“移民”费用；建在“内陆”的“移民”费用，就比“沿海”要节省很多。但建在内陆的严重困难，必须“万无一失”地，“确保”有源源不断地供应的、数量至少为火力发电6倍的冷却水。在缺水地区，“AP1000”不会比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更安全。

⑾、最近，在网上读到某核电技术公司一个谈话，主张国家应尽快“重启”核电站。理由是“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强大装备制造业支撑和13个反应堆近三十年无任何国际原子能机构所认定的核事件发生的良好安全纪录。”

我所知道是，你们所谓“有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还没有完全消化的“技术”。你们所谓“有能力”，都是从国外运行经验，运行规范，抄来或学到的“能力”。“有强大装备制造支撑”的“13个核电站”，其运行时间，最多只有国际运行堆年的1%！仅凭“1%”的运行“堆年”，你们就“敢说”你们的“技术”、“能力”，已“足够”保证中国决不会出现福岛一类核事故？

其实，中国要在2015年建成40座核电站，已经是十分危险的速度。40÷12.5=3.2,即中国最近三年半的核电建设，平均每年递增40%！你们的职工素质，你们的施工水平，真能“适应”这一发展“速度”？

一个关于安全问题的定律，墨菲定律，是这样表述的：①“如果有两种或多种选择，其中一种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②“凡有可能搞错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搞错，而且以最坏的方式发生在最不利的时机。”③“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④“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结果；坏的开始，结果往往会更糟。”

把上述各条“一定”的“定律”总结起来，就“一定”导致一个重大的推论：“只要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存在，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这个事故迟早总会发生”！

三次核电站的巨大灾难性事故，特别是福岛事故恰恰证明了墨菲定律的预见性。

到2015年，中国即将有40座标准核电站在中国大地上运行。这已是名列世界第三。还要在2020年以前，在内陆再建30座核电站，超过世界第二的法国！

“墨菲定律”的“警告”：“不管发生事故可能性多么小，这个事故迟早总会发生！”

三、中国的核能向何处去？

这是中国核能的未来，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建议中国的能源领导部门，大力发扬学术民主，虚心征集各种意见，为科学发展核能做出正确决策。

中国核能当然也要贯彻执行“稳中求进”。如何“稳”，又如何“进”？我的建议是：

(1)立即停止核电的“大跃进”。中国的大型核电站，完全可以在“已建、在建”40座核电站基础上，冷静地观察一段时期，很可能至少是30年。中国的核电部门至少必须积累运行了1400堆年的经验，才有资格真正谈论中国的技术是否足够安全、经济。中国的能源部门，正积极倡导为一次能源设定“天花板”。我认为，首先应为中国的核电站，设“天花板”。

(2）核能将如何“进”？

在近期的发展方向上，我赞成将核能转向应用于大型海洋船舶，大型作战舰艇。这是当代军事技术的需要；也是节约石油，保证石油安全的需要。

可能在海洋行驶的船舶舰艇所需核动力的功率较小，在研发上解决一些实际的技术问题；大体上也就是1万千瓦到10万千瓦的功率。但大型核航母却需要120万千瓦的大型核动力。转向船舶动力的优点是，所需天然铀资源仅为建造大型核电站的1/10，1/20。即使石油通道“被”切断，中国已拥有的天然铀资源，也完全可保证应对一次世界性的战争。估计未来的世界性战争，很可能首先是海洋上的防御性的战争。

在海洋上试运行核动力，也更有利于积累如何保证核电安全运行的经验。

此外，我还赞成研发小型核供热堆，或小型核热电两用供热堆，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城市建筑节能问题。这类小型热中子堆的安全性能，要比大量核电站安全得多，出了事故，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当然，首先是在东北，在哈尔滨等“超冷”又有充沛水源地区，试点推广使用这一新技术。

(3）在研发工作上，我赞成大力转向钍、铀循环的研发。包括用“ADS+金属钍铀+铅铋合金冷却+铍或重水慢化+氧化钍小球”的体系，大量生产铀233；用钍铀循环为高温气冷的燃料，或其它能做到核燃料接近增殖的热中子堆。钍、铀循环的分离、后处理等。

我不赞成用“地质储存库”来储存核废料，世界上没有哪一位专家、学者，敢保证10万年内不致泄漏！欧阳自远院士告诉我，不会有任何一位地质学家敢保证这种地质储存库可安全储存100年！

我更赞成研究“高效”火箭，将核废料送到太阳。太阳的引力半径太大了，比地球、月球要大出几万倍；一经超越地球引力半径范围，就必然堕入太阳。由于钍铀循环的放射性总量，只有钚铀循环的1/5；所以，发射火箭的费用，也只有钚铀循环的1/5。

(4）我不反对现在已部署的“快堆”、“聚变堆”的研究。即使达不到预定的研发目的，为解决达到预定目的所需各种技术，总会有用。——但如果一旦发现某种“堆型”会出现原则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当然就应转向另类技术。不能“自欺欺人”地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更不能向社会公众、向国家领导部门“吹牛”。

当然，我赞成探索可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其它有效途径。

我还反对研发所谓“聚变、裂变”式的“混合堆”。研发受控热控反应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清洁能源，“混合堆”却是十分“肮脏”的能源。这和发展受控热核反应的“目的”，背道而驰。完全是因为“受控”热核专家，没有本领做出“高增益比”的热核电站，因而想用“裂变”技术，“缓解”受控热核电站的困难！

(5）为将来使用核能，我赞成中国应大力推行能源储备政策，首先是大力收购，储备天然铀、天然钍。应该动用庞大外汇储备到国际市场上，购买这些能源。

(6）当然，如果核能只能在“多做研究、多进行论证”的基础上，缓慢发展，中国将如何填补能源的空缺？

我的回答是：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天然气+抽水储能+天然气调峰电站”等综合清洁能源，弥补核电的缺失。首先是应对用电高峰期所需的“峰电”的缺失。

(7）我十分赞成中国的能源领导部门，应就能源的发展路线问题，核能的发展路线，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专门学术刊物上，包括中国工程院办的《工程研究》进行大讨论。我的发言，算是“聊备一格”。

四、简单结论。

第一，这是为数不小的“数量”，请原谅我不知其准确数字，仅江西彭泽核电站就有6座，湖南桃花江也有6座……。第二，都在内陆地区，而且也从未认真查阅过历史上记载的水旱灾害纪录，而且很可能记载不全，要“大大地”保险系数。第三，都是采用未经“堆年”考验过的AP1000型的核电技术。

现在已是世界三大强国，美国、前苏联、日本，各自轮流犯一次巨大的错误。下一次呢？谁？（注：这是因为犯过错误的国家，纷纷接受教训，认识到人类在掌控核能安全技术问题上，尚不成熟。所以，美国和前苏联，在出现重在事故后，纷纷采取暂停发展、慎重观察的方针，希望由别的国家接替其技术，他们可以“冷静观察”。日本是属于“上当受骗”之列。现在是日本又出一次重大事故，所以，日本国就全面停止核电建议。法国是“自以为”已是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但对快中子堆研发仍采取慎重态度，原因是快中堆投入过大，安全性甚差，所以停止了凤凰堆。中国却解释为由于法国绿党的反对，所以停了凤凰堆。其实，法国绿党势力极小，在法国政坛几乎毫无作用。萨科齐主张发展核能，奥朗德却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法国对核电站依赖极大，“船大难以掉头”。）

中国已建、在建的核电站，已约有40座。如果运行100年，其运行的“堆年”就是4000堆年。按世界纪录，1.4万堆年已出现了“三次”大事故，平均每4700堆年会出现一次大事故。所以，40座大型核电站，很可能在120年内出现一次大事故。如果中国由40座上升到70座，那么很可能在70年内，就出现大事故。中国的核电技术都是从国外搬来的技术，是有些小小改进。所谓更安全的“第三代”技术，只能说在技术层面上有某些改进，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且未经“堆年”证实。中国核电职工素质远比国外低，管理者的科技水平就更低。更需要反映的是，这些管理者充满了“骄躁二气”“虚报成就”的恶劣作风。虚报“快中子堆”研发的成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很可能在未来的70年中的前35年，就出现大事故！

一旦出现重大核事故，就不仅是4000亿，也许是7000亿核电投资化为乌有，其直接经济损失，很可能高达5万亿人民币！而且还要祸延子孙万代！

中国决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发展利益，看不见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这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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