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从城市发展史谈起

摘要：创意城市的呼声日盛，许多学者对“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创意城市”提出了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见解。文章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审视创意城市，从城市发展史之中寻找证据，发现城市本质之中就蕴含着创意的元素。文章回溯了雅典、佛罗伦萨、曼彻斯特的黄金年代，以及底特律的几度兴衰的历史，发现历史的证据表明：城市容纳人、养育人、教化人的三大功能正是创意的前提，城市的创意本性得到彰显时即繁荣兴盛，受到遮蔽时就衰退停滞。

关键词：创意城市；城市发展史；创意；底特律

一、 创意是城市被遮蔽的本性

城市脱胎于村庄，却“突破了乡村文化那种极度俭省的自给自足方式和睡意朦胧的自我陶醉。……古代的社区过于稳定，它墨守陈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代人类有意突破这种保守社区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那么他对此问题能够找到的最好答案莫过于城市这一发明了。”（芒福德，2004）城市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它吸纳了大量的人口，提供了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场所，并且能够铭记集体记忆，能够贮存和流转文化，能够激发创意，促进革新，推动进步。

1. 城市的人口集聚是创意的前提。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场所，它容纳人。任何对于城市的定义都要考量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这些因素。当然，不同的国家在这点上有不同的标准。譬如，在美国，一个具有2 500人以上的区域便可被称为城市；在丹麦，人口达到250人便可构成城市；但在印度，人口必须要达到5 000人以上才能算是城市。（帕迪森，2009）不论标准在什么水平上，一个区域总是人口越多、越密集，越能够称其为城市。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

然而，城市的人口集聚又远不是农耕文明的村庄所可比的。（1）从规模上讲，这些远古的村庄大多是由一些家庭结成的小群体，包含几户到几十户人家不等。而现代的大城市，人口动辄千万。据统计，2010年上海人口1 660万人，美国纽约1 940万人，印度新德里2 220万人，日本东京3 670万人。（2）从构成上讲，除开年龄、性别，村庄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差别，任何人都能从自己邻人的面孔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而现代的城市，居民成分极其复杂多样。国籍、人种、信仰、职业、审美、饮食各个方面的差异都是以往所不可想象的。因此，城市人口的集聚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城市的硬件基础设施要能够容纳得下为数众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的精神气度要能够包容得下各色各样的人等。城市要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它容纳着本土的和外来的人员。既容纳他们的衣食住行，也接纳他们的文化差异。从建有“万神殿”的古罗马到大唐的长安城，历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城市无不具有这样的精神气度。

2. 城市的经济交流催生创意。城市是经济交流的场所，它养育人。城市养育人的功能，价值并不在于它利用农村的剩余产品，而在于它能够创造新工作、新技术、新产品，从而能够从总体上提高社会（包括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力。因为“堆积更多野果和种子、宰杀更多野牛和野鹅、做更多矛头、串更多项链、打更多錾刀、生更多火……日复一日地做更多旧工作，并不能让我们的远祖将经济扩展多少。要扩展经济，就必须创造新工作”。（雅各布斯，2007）城市正是新工作（来源于创意）的创造场所。

城市规模一开始都还比较小，人口大体上来说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投身于农业耕种之中。事实上，直到1850年，城市居住人口的比重不过占到总人口的4%到7%之间。（Lowry，1991）那个时候，城市基本上没有产出，供养能力十分有限。城市里所进行的经济交流也不外乎渔樵互换，以山货换水产，以鸡蛋换盐巴。然而，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城市已经充当起经济扩展所不可或缺的角色。城市理论家简·雅各布斯甚至断言，“现代农业通过成百上千的技术革新和机会得以发展，而这些技术革新和机会都是从城市引进、转移或向其模仿的”。（雅各布斯，2007）有考古的证据表明，甚至农作物新品种，庄稼轮作方法等等也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在尼罗河附近的古代城市里，驴子和普通的家猫都已经被驯化，它们是后来才进入农村的“城市动物”。（雅各布斯，2007）

这许多的发明和创新都是在城市里出现并转移到农村，原因并不是农民和其他农村人口不如城市居民有创造性，而在于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农村经济是静止的驴子推磨式的循环往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聚居，是懒洋洋的、睡意朦胧的自我满足。而城市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流变，是异质的聚集和交流，是太阳下面每天都有新事物的滚滚向前。

3. 城市的文化融合传播创意。城市是文化融合的场所，它教化人。除经济方面的功能外，城市还提供了文化横向交流与融合的场所。不同的人员聚集在一起，才有了文化碰撞的机会。经过他人给予的冲击，人们才会反观自己、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在历史的纵向尺度上，城市克服了人类寿命的局限，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芒福德，2004）它使得人类文明的成果可以在代际之间遗传。正是这种“城市记忆”打下了城市文明进步的根基，人类的文明成果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在城市之中，城市的绵延（柏格森语）又反过来教化了我们，“我们创造它，同时又被它创造”。（张雄，1996）这种教化既有城市对一时一地的人们的熏陶和感染，也包括世界性的大城市对人类的持续教化。

首先，人类的欲望在城市里苏醒。乡村生活是恬静的，人们陶醉在睡意朦胧的自我满足之中。比邻而居的人们并没有差别，也没有什么财富的概念，自家有的东西别家也有。正像张雄教授指出的“财富的本质是不平等”，人们正是在城市里才了解到财富的这种不平等的内涵，并被它激发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冲动。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是令人堕落的主要罪恶中的一种”。个人谨守圣经的教诲，追求君主政治下的荣誉，甚至会心甘情愿的将生命奉献给君主国家。到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城市人们的心智已经懵懵懂懂，开始逐渐听从作为真实自我的召唤。宗教的伦理道德也开始松动，宗教革命此起彼伏，新教的伦理开始逐渐容纳了人们自利的心理追求。及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将人的主观自利心推高到能够在客观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就变得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了。欲望的苏醒使人类从“神性”的社会过渡到“俗性”的社会，使经济和社会萌发了进步的蓬勃生命力。人们的脚步加快，眼睛变亮，心灵也变得不安分和急于行动了。

其次，人类的理性在城市中觉醒。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传统社会“习惯占着统治地位”，而在起源于城市的文明社会中“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的”（汤因比，1966）。乡村社会是非理性的，习俗支配者生产生活中的一切。“习俗的非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在：（1）它不是一种理性的随机选择，而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做出的行为复制；（2）它没有缜密的逻辑推理形式，仅仅靠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习性及取向，来判断主体与对象存在的关系；（3）它不是通过随机合理计算来达到某种最大化目标， 而往往是‘不假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张雄，1996）而城市社会是相对理性的，人们不再完全凭借着习惯来应对日常生活。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面前学会了精算，学会了应对，学会了理性思考。理性和欲望的觉醒只是城市教化功能的阶段性成果，城市的文化融合力量是无止境的，它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城市并不是千篇一律，也不是步履均匀的一路向前，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命运。城市，自其最初起源开始，便经历着盛衰的变迁。城市之间的差别只在于这些要素和前提是否得到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催生创意的功能。

二、 大城市崛起源于创意勃发

1. 雅典（公元前500年～400年）。回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我们很容易就把目光锁定在公元前500年～400年的雅典。那是一座灯塔，以至于那个时代的其他地方都淹没在这一闪亮下面的黑暗之中，不为人们所知。为什么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成就出现在雅典，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创意之花的竞相开放源于其适宜的土壤和已经埋下的种子。在这样一个时空坐标里，公元前500年～400年的雅典刚好汇聚了一定的元素和力量，足以催生创意并导致其繁荣。在空间上，“它刚好是整个地中海贸易的中心，与东方的贸易使得雅典能接触更先进的东方文化，能接纳雅典和地中海东部精力充沛并天赋极好的人们，于是形成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在时间上，“历史转折期新旧秩序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创意。这种张力体现在旧的神性的、宿命论的秩序为新的俗性的、命运自主的秩序所挑战，并被其战胜”。（Sir Peter Hall，1998）人们汇集到雅典，并积极的融合，他们不愿意呆在私密的空间里，却更喜欢在公共场所逗留。这从他们的历史遗存物中可以找到证据：私人住所很小很简陋，人与家禽、猪等等同居一室；而公共的建筑和广场如剧场、集市、帕特农神庙、以及其他供奉各种天神地祗的庙宇等则恢弘气派，鳞次栉比。如他们的着衣习惯一样，雅典人的思想也喜欢呈现在众目所及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张扬的、热情的酒神精神构筑了雅典特有的气质，并使得雅典一度繁荣昌盛。

2. 佛罗伦萨（1400年～1500年）。及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情形与雅典十分相似。文艺复兴的繁荣及其影响之广之深，都无可估量。然而，还是那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次时空坐标锁定在1400年～1500年的佛罗伦萨？除了其发达的商业环境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之外，仍然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心智发育在这里最完善、最领先。人们在小作坊里，在金匠铺的工作场里受到了训练，他们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束缚，能够不受控制的自由发展，所有强烈的、独立的个性都迅速发育，他们对自己的才赋有明确的认识，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急于去实验、去创造。（Brucker，1983）这种摆脱缰索之后的意气风发和创意的激情，凝聚在城市的记忆和气质之中，并在人与城市的相互创造之中强化，繁荣便水到渠成了。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论述的“来自于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佛罗伦萨城市所具有的集体的精神气质。

3. 曼彻斯特（1760年～1830年）。同样的，再把时空坐标移到1760年～1830年的曼彻斯特，工业革命在这里酝酿、爆发并波及到世界各地。成就已无需赘言，要问的仍旧是：为什么是这里？要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把问题细化：为什么在英国，而像法国、普鲁士、比利时等等国家则落在了英国后面？为什么在曼彻斯特，而不在约克郡、诺丁汉郡和德比郡这些曼彻斯特的英国邻居那里，不在发明了蒸汽机的瓦特的家乡——格拉斯哥？首先，英国这个走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前沿的国家是一个包容的国家。这一点从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遭遇中可以窥得一斑。马克思生于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由于其先进言论引起了政府的严重不满，先后遭到普鲁士、法国、比利时政府当局的暴力对待和驱逐，最后辗转到英国，并在那里完成了其大部分的著作。其次，英国的棉花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充满创意的产业。单是授予专利数这一项公认的不完全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1730年～1849年间国家授予专利项目多达12 388项。工业革命最先发端于曼彻斯特，而不是英国的其他地方，也有其原因。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随后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等上表中的专利和发明也陆续在这里投入到棉纺产业中去。而让其走在周围城市前列的是它相互学习和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看似混沌，实则有序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熔炉。当时的曼彻斯特聚集了相当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劳动者，他们和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生活在一起。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的感召之下，积极的接受新事物，并与自己的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经济利益的带动下，技术的和组织的进步不断加入到棉花产业，并带动了上下游的其他行业，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通过上述三座城市——雅典（公元前500年～400年）、佛罗伦萨（1400年～1500年）、曼彻斯特（1760年～1830年）的回溯，我们对繁荣与创意的关系有了一个宏观的印象。我们发现，决定繁荣的不是技术发明、不是资金，也不是个人，因为这些都可以快速的流动。决定繁荣的是创意，是一个小区域内万事俱备之后，以集体精神气质而存在的创意会点燃导火线，带来波及全球的爆发式增长和繁荣。

三、 城市兴衰与创意正相关——底特律的例子

上文论及的几座伟大的城市在其黄金年代迅速崛起，而后又很快熄灭了其耀眼的光芒。彼得·霍尔爵士在其名著《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曾满怀遗憾的指出，“创意之火在城市迸发，使得城市创意、革新和进步一时间竞相勃发，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正如其突然崛起一样，这朵精神之花又会在一二十年之内迅速凋落”。（Sir Peter Hall，1998）

而在众多的城市当中，盛衰变化最明显的要数年轻的底特律（Detroit）了。底特律1701年建城，经济兴盛于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时代，在60年代，70年代经历了痛苦的衰退，2000年前后逐步复苏，2013年却又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短短三百年便经历数度兴衰更替。

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底特律建立了大本营，底特律成为了美国汽车产业发展高峰的标志，并获得了“世界汽车之都”的称号。而在1950年～2008年间，底特律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占其人口总量的58%，如今1/3的市民处于贫困状态，2009年失业率高达25%，自杀率、犯罪率都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格莱泽，2012）乍一看，仿佛是外来的挑战和冲击导致了衰退。然而细究之下，我们发现外来的冲击最多只是汽车产业停滞的原因，而不是整个城市衰退的原因。1880年矿石采尽，对冶炼业的冲击并没有造成底特律的衰退一样。因为那时候，城市里还有许多其他行业，这些行业还在持续的发展，并不断地带来新兴产业。而鼎盛时期的底特律，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泰勒主义的无弹性管理方式，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效率的同时，也埋藏了危机。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所有的一切——所有其他的开发工作，所有其他的城市发展进程，新兴产业富有成效、充满创造性的无效率，有能力的工人单干的机会，对资本缺乏效率但极有创造性的使用——都可能成为某个急速发展的产业的牺牲品，在公司镇中消失”。底特律城在汽车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缺乏忧患意识，高效的产业把看似无效率的混沌空间完全挤出，同时也挤出了创意的温床，最终导致了衰退的结果。

所以，底特律兴盛于20世纪初，之前的城市虽小、虽平凡，但城市的土壤里却已经埋下了创意的种子。而底特律的黄金年代虽然繁荣，但其繁荣背后已经隐藏着危机。繁荣好比枝叶，而根是创意。19世纪20年代-30年代，经济的繁荣虽不见踪迹，但底特律城规模小却如刚刚破土的春笋，成长的力量汩汩如泉；而到了汽车产业鼎盛之时，城市虽枝繁叶茂，但根部水肥失调，枯萎和死亡也就迫在眉睫了。

四、 结语

创意本就是城市本质中所潜藏的东西，它蕴含在城市的三个功能之中：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场所，它容纳人；城市是经济交流的场所，它养育人；城市是文化融合的场所，它教化人。城市的异质性集聚，密集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创意和创新得以孕育的环境。历史上明星城市，如雅典（公元前500年～400年）、佛罗伦萨（1400年～1500年）、曼彻斯特（1760年～1830年），他们的兴盛都是由于城市的创意秉性得到彰显；而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退则由于城市的创意秉性受到了遮蔽。因此，大规模、异质化的人口集聚，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交流所形成的一种混沌而有序的经济状态是城市繁荣的根基，这也应该是创意城市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英）帕迪森编.城市研究手册.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美）雅各布斯.城市经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4.张雄.习俗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6，（5）.

5.（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6.Sir Peter Hall.Cities in Civilization.Pa- ntheon Books，1998.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创意城市与经济发展”（项目号：CXJJ-2013-4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劳动伦理与当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项目号：13CZX070）。

作者简介：李成彬，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专业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4-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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