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术探源

讲故事的说唱艺术的源头“生于民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过《汉书·艺文志》的一段文字，用来介绍讲故事的“小说家”的来历：“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他对这一引文还作了透辟的评解：“然稗官（古代搜集民间传说故事、言谈议论的官）者，职唯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其实，先秦两汉以迄魏晋六朝留传下来的，包括见诸书史文传，诗辞歌赋的奇妙的神话，美丽的传说，感人的故事，隽永的笑谈，又何尝不是“生于民间”。

没有前人的“询于刍荛”，“徇木铎以求歌谣”，“观人诗以知风俗”，孔夫子（或别位夫子）何从编选《诗经》？

不曾南涉江淮，北走齐鲁，遍游东南河山，后来又奉命出使巴山蜀水，得以广泛搜集历史传说故事，太史公怎能写出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叱咤风云的瑰玮人物与可歌可泣的动人情节？

如无楚人多年积累的祭神祀鬼的巫曲歌舞，屈原大夫怕是难以作成情感真挚、意境深邃的旷世诗作《九歌》吧？

不是民间诗人的创作，和多位诗人的先后修改与扩充，就不会有由北朝传唱至南朝并选入《乐府诗集》的杰作《木兰诗》。范老文澜评论南北朝的文艺作品时，说这是“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作品的好诗。

据此，应当探索一下“生于民间”的说唱艺术在唐宋以前的根柢源头。从说的、唱的、又说又唱的、似说似唱的这四种体裁方面，从题材内容方面，进行一些古往今来的探讨。

说的方面先试为探讨一下讲史的评书、评话同《史记》的渊源。

宋代说话四家中，讲史一类的内容分量最重，对后世的评书、评话影响也最大。发展到近代，说书人从《封神榜》说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英烈传》，等于另一部二十四史。讲史的评书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观，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美德与理想。例如对忠贞爱国思想的宣讲，说书中杨老令公子孙们的故事，岳元帅铁军的故事，是《宋史》之外的另一部民间的宋史，所赞颂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宋代说话中“讲史”的源头在哪里？似在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近年出版了一部扬州评话《伍子胥》，三十余万言。是传统说书的整理改写本。整理者说参考过《左传》、《史记》和《东周列国志》。如果没有《史记》的《吴太伯世家》、《楚世家》、《越世家》，没有《伍子胥列传》，虽然前有《春秋》及《左传》，后有被认为是汉晋说部的《吴越春秋》，也未必能有《东周列国志》中述说伍员故事的五回半书，以及至今还在讲说的《伍子胥》，这是一部数十万言的扬州评话。

为了印证《史记》对后世评书、评话的影响，再举一例，元代刻印的《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卷里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田光死荐荆轲起，直到荆轲被创之后在咸阳宫倚柱而笑，全都是《史记·刺客列传》原文，只是文字更简略一些，稍有出入而已。全相平话或者是经过书会先生或书铺中人动过笔的，而说书艺术同才子书《史记》之间的渊源关系则是无疑的了。明代文学家归有光说得很有趣：“太史公但若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话者然；一拍手又说起，……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震川先生集·史记总评》，转引自苏仲翔《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震川先生是昆山人，他当时听的平话是带唱的，是陶真或者弹词吧，也许是带吟诵诗赞的散说的说书。这也可以算是《史记》与说书渊源关系的一例有趣旁证。

再看看说笑话的相声艺术的来龙去脉。

晚清以来的相声，在说唱艺术的四个门类中应属于说的部门。相声是说笑话的艺术，主要的艺术功能是讽刺。《文心雕龙》评论所谓“谐讔”之类的嘲讽笑谈时说道：弄得好，可以“振危释惫”；弄得不好，“空戏滑稽”，就会闹得“德音大坏”。对笑话艺术的社会效果和娱乐作用都议论到了。说笑话源远流长，包括有讽刺意味的谜语之类。

说笑话自然还有更古远的源头。任二北先生在《优语集》中辑录了437条历代徘优艺人的嘲讽谑语，不少是可以上口来说的笑话，有的是尖锐深刻的讽刺佳作。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历代笑话集》选录了自曹魏邯郸淳的《笑林》直到清代俞曲园的《一笑》，共七十五种笑话集；并附录已佚散的和未选辑的笑话集三十六种。他在前言中还举例论及《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诸子文集中都有蠢化宋人的笑话笑料。

鲁迅先生在小说史略中引用过《笑林》散佚之后又载入《太平广记》的一则笑话，说是某甲咬掉了某乙的鼻子，反说乙是自家咬掉的。全文四十五个字。现在还在说着的单口相声《胡涂知县》，就是讲的这个故事，某甲变成了和尚，某乙变成了老道。原文中的官吏变成了一位怕老婆的县太爷。上下一千六百年，说得上源远流长了。

但是，无须把清末兴起的，从帐子里学口技带笑话的“暗春”，到当场说笑话的“明春”：从一个人说到两三个人说；从子弟票友的“清门儿”相声到以此谋生，与江湖艺人“浑门儿”合流而来的相声，一定要同古代的笑话及其编说者硬拉关系，强续家谱。更无必要拜认汉武帝的文学之臣东方朔为今天相声艺术的老祖师。

唱的方面就要研究韵文唱词在古典文献中的踪迹与消息。

近年来，不少位学者认为《荀子·成相篇》是说唱艺术中韵文唱词的滥觞。清代乾隆年间为《荀子》校订新版本的谢墉也说过：“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

“相”，据说是舂米、筑地基时的“杵”、“夯”一类的工具。劳动时有歌声，插秧有秧歌，纤工有号子，夯地有夯歌。“相”又演化成了劳动歌声的名称。有了专司其事的盲人歌手，“相”这种“杵”一类的劳动家什，又演变成为击节打拍子的小皮鼓，鼓心里装的是糠，起个名儿叫作“搏拊”。“生于民间”的“相”，普及于民间了，思想家荀况于是运用它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成相”的“成”即写成、编成之意。《成相篇》的开头唱道：

“请成相，世之殃：

愚誾愚誾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歌的意思是：请唱一唱什么是世上的灾殃？

那就是愚昧之徒陷害贤良！

为人主者没有贤良之臣来扶匡，

好比无人带路的盲人一样！

“如瞽无相”，本来是说盲艺人歌唱时如果无人击节拍来指挥引导的意思。“何伥伥”则是“不知所往”之意。这一章里还有十对上下句的唱词，讲了桀纣垮台，武王建业，比干、箕子、伍子胥、百里莫和孔夫子的遭际，也就是作者的政治见解。既叙事，又抒情。运用着活泼的句式，将叙事、论说和抒情融为一体的章法，同后世似说似唱的数来宝很相似。句法同渔鼓道情和单弦牌子曲里的曲牌〔耍孩儿〕基本相同。它们不只是有腔有调的唱，还是有板有眼的吟诵。用来宣传政见、宣扬教义则是历代皆有的，如明清的宝卷，太平天国的传单，长征路上的快板，今天的即兴鼓动材料，称得起经久不衰。不必硬说古之“成相”歌辞就是今之弹词、莲花落，但它是它们的两千年前的源头。

唱词韵文的故事情节，题材内容，也可举出一些由古迄今传唱下来的例子：

《乐府诗集》中一些诗作所吟唱过的故事，直至现代还在说说唱唱。

汉乐府杂曲《焦仲卿妻》，353句，情节曲折跌宕，人物神态宛然，诗篇很长而无败笔冗词。这一通称《孔雀东南飞》的名作，讲述了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他们的婚事当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至今尚未绝迹的封建型婚姻。撞大运，夫妻和美，却又不容于阿婆。一个悬梁，一个投水，悲苦程度，似又深重于同类题材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至今在单弦牌子曲里有人传唱。

前文提到的由北朝传到南朝的鼓角横吹曲辞《木兰诗》，是真正的群众作品，民歌中的军歌，作者无名氏。到了唐代，还有人对它进行修订，诗圣杜甫也还借鉴过它的词意笔法。千古名作，传唱不歇。至今苏州弹词仍有《新木兰辞》开篇，大体不离原诗，“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等名句俱在。遵照周总理示意，曾清歌于东瀛。三十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曲坛上有白云鹏一派京韵大鼓慷慨高歌《木兰从军》，木兰的形象已成为爱国主义的民族女英雄。

此外，乐府诗中还有汉代相和歌古辞《陌上桑》等名作。《陌上桑》是用弦管更迭相和的歌诗，女主人公罗敷女就不仅在戏曲《桑园会》中现身，西河大鼓唱词《王三姐剜菜》里的王宝钏身上也有她的影子。

又说又唱，散韵相间的体裁也有古例。

敦煌宝窟里挖掘出来的卷子中，《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都是散韵相间，又说又唱，说说唱唱的。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世说唱艺术中又说又唱这一体裁的祖祢。在此之前，我们的书史文传中有无此体？

杨宪益先生在《零墨新笺》中有文论及又说又唱的《太子晋篇》，他认为这是作成于春秋末年的民间文学作品。《太子晋篇》记述的是大乐师师旷会见太子晋的故事。作者此文主要是论证七言诗早已有之，并非作始于五言诗体之后。而令人最感兴味的是文中引用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文献里保存着的散韵相间的文学体裁。

《太子晋篇》全篇是散文，唯有人物的对答却写成韵文：

师旷：“吾闻太子之语，高于太山！

夜寝不寐，昼居不安，

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太子：“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

吾年甚少，见子而慑；

尽志吾度！”

两个人物互相敬重的神态宛然如画。《太子晋篇》散韵相间，为敦煌写卷中的《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以及《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又说又唱之作似乎找到了先代的“仿影”。还可以认为是今之苏州弹词、扬州弦词、河北大鼓书、河南坠子书的，比变文更早了一千年的，体裁形式上的粉本。说唱艺术的四个门类，说的、唱的、又说又唱的都在先秦两汉似已略见端倪，似说似唱一体则有诵而不唱的杂赋作为范本。

先秦民间流行过的赋，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来“不歌而诵”的文体。《汉书·艺文志》著录过部分“杂赋”作品，已经无传。汉代文人运用这种文体时又增饰文采，严密格律，成为重要文体。直到近代的评话、评书，都可以听到读到插入书中来描写景物、赞美人物的赋赞。不过这些究竟不是自立门户的说唱形式，说成是似说似唱一类曲艺品种，比如太平歌词、山东快书、金钱板一类曲种的源头，就有牵强附会之嫌，还要另寻例证。

郑振铎先生引用过汉代王褒的一篇游戏文字《僮约》，作者讲述买一个老家奴时给他订立的契约文书。郑振铎断定这是汉代唯一的白话而押韵的赋。并且说，“那趣味是很坏的”，的确是暴露了买僮立约者，也就是作者王褒的狠毒心思。文中买家奴的是王子渊，子渊就是王褒的字。文约接近结束处写道：

“事讫休息，当舂一石；

夜半无事，浣衣当白！”

意思是活计干完该歇着了，还要舂一石米出来；夜半了没别的事就洗衣裳，还要洗得白白的！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

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意思是不许有私弊事，芝麻大的事儿也得向主人请示报告，不听教训，不是抽一百鞭子，就是打一百板子。名叫“便了”的家奴听了，吓得哭道：“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蚯）蚓钻额！”

诵而不唱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中有一节与这极为近似的内容。赶会路上的武松听到一个地主老头子对别人说要买个大抬筐，由于：

“我雇了几个小伙计不正干，

成天给我胡嘟嚷！

买抬筐，抬石头，

压这些小子一身伤！”

两作相距两千年，形式近似，内容神似。

体裁之外故事题材方面的因袭传承还有例可举。

《聊斋全集》的鼓词集里有一篇题为《东郭外传》的鼓儿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是讽世的杰作。另有一说，这是蒲松龄同时人贾凫西的作品。鼓词作者讲过一番“人心不古，直道难容，倒是有气节的吃亏，无品行的讨便宜”的牢骚话之后，说起一位“不务本业，专意游手好闲”的齐国人，也就是这一本鼓词的主角儿。并且说明这位齐人“姓氏不著，里居不传”。这是因为《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原文也没有交待他姓字名谁，家乡哪里。

《孟子》文字精炼，这一章只有二百多字，可是故事情节有层次，人物神态很生动。例如正当齐人的妻、妾二人识破此公真实嘴脸，对哭于中庭的时候，齐人恰好“施施从外来”，对照得绝妙。鼓儿词文字恣肆酣畅，字数几乎四十倍于原文。结尾处，这位齐人不知他那贤妻已经观赏过他在坟地里乞嘴讨吃的丑态百出，还做出了“财积万贯的老财主，位列三台的老大人”似的好模样，“一步三摇”地走进了家门。

《孟子》在旧时代是与《论语》并列为四书的经典，汉初曾设置专来研究此书的博士，宋代以后成为士人学子必读的教材。司马迁为孟轲作传，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则以孟轲自居，唐宋八大家中韩愈以外的苏轼、曾巩、王安石也都对他钦仰之极。不过这一位“亚圣”万万不会想到他的语录在两千年后会成为说唱话本的底本。

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宣讲他的哲学思想的庄周，认为可以“以寓言为广”。且不说他的哲学思想如何消极，以及有无积极因素，他认为讲故事易于叫人们接受他的宣教，这是有道理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大多有此手段。

有趣的是这位庄子自己也得到了“以寓言为广”之说的“报应”，自己也成了寓言故事中的角色。明末冯梦龙辑印的话本、拟话本集子《警世通言》里，庄周先生还有了个表字叫作子休，大概是为了题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便和上一回书的标题《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成为对于。这一回书的思想内容是不好的，却由于故事情节抓人，如果真是说书人底本时，说的时候会揪住听众的耳朵。它比明代描述这故事的戏曲在艺术上更完整，宣扬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更能迷惑人，影响也就更为消极。其实在《庄子·齐物论》里这最末一个寓言只是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也”。说书人或是书会先生却据此编成情节曲折离奇的一大回书。说这个故事的评书，近世似乎没有；四十年代单弦名家们的《庄子扇坟》，则是经常演唱的牌子曲。建国后，《扇坟》没人唱了，它的开头部分却改编成为描绘明媚春光的单弦岔曲《春景》，传唱于曲坛。

说的，唱的，又说又唱的，似说似唱的四类说唱艺术体裁；当年直到近代和现代还在说唱的故事题材，似乎在先秦两汉的书史文传和诗辞歌赋里都能找到它们的源头、雏型、苗头。

滥觞作始的源头，并非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无从把说唱艺术的江河万里图绘制清晰。只能探索源头，联系历代留传下来的有限的、珍贵的史料，描述它始而涓涓细流，继而兴盛于唐宋，又转折跌宕于金元明清，再奔腾而下直至今天百花齐放的历史概貌。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列女传》中讲求胎教的“令瞽诵诗，道正事”；《墨子·耕柱篇》中墨翟答子硕之问时说的“能说书者说书”，当然不是唐宋以至今天的说书、唱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如果认为这是文化艺术传统中的说唱艺术的古老源头与苗头呢？似乎还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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