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利益的重新分割

近期，海南、广东江门违规调整中小学教材被教育部紧急叫停。这并非个别现象，此前在安徽、黑龙江等地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地方出版集团为获取经济利益，联合当地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选定或正在使用的中小学教材。业内专家建议，要减少行政干预，强化教材竞争机制，严查利益链背后的权力寻租。

教材是块“肥肉”，出版商使尽手段攻城略地

教育部下发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还未满月，海南全省、广东江门市就对学生教材予以大面积更换，引起很多家长和老师的不满。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此前印发的《2013年海南省书目》通知，“除去个别学科有所调整外，绝大部分学科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版本”。然而，不少学校“个别学科”的调整却涉及13个学科，其中11个是义务教育学科。据了解，教育部规定的义务教育总学科为19个，这意味着过半的学科都进行了调整。

6月中下旬，广东江门市教育局通知，全市使用民营机构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写的英语教材的学校，从初一起改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写出版的英语教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一调整涉及面大，江门市使用仁爱英语教材的学校多达184所。

实际上，从2001年起，《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就标志着我国统编教材垄断格局的打破，要求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教材的多样化、选择性。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北京一家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高达数百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界的潜规则。”

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告诉记者，教材在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致使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利得不到保障，一些部门或个人则从中捞取好处。

结成“利益同盟”强制施压，坐享垄断之利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的保护。其中，很多采用的是强制租型。所谓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交给省级出版集团的租型单位，由其转手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教材，教材印刷完成后由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透露，在这一链条上，租型单位、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别拿走教材利润的27%、42%和28%，剩给原创出版社的只有3%。“假设一本教材定价为10元，原创出版社仅剩下3角钱的利润，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的维护、修订等费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这种不公平的交易是通过强买完成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部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领地”必须同意租型，否则不列入或撤下《教学用书目录》，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左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而地方出版集团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的名义作为回报，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

此次海南更换采取租型的人教版教材，其唯一的代理单位为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涉及教育行政部门、出版发行部门、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利益分配，十分敏感，不方便多说，怎么解释都会损害某方的经济利益。

周安平对此现象表示担忧，他表示：“一些省级教育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联手，出版集团和原创出版社结成利益联盟，频繁更换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可能会出现教师吃不准教材、教辅材料重新更换、影响教学质量的后果。”对此，一些中小学教师也反映，个别教材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不愿或无力修订、完善教材，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

严查权力寻租，消除地方保护，细化监督问责制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每年约600亿元的中小学生教材教辅“蛋糕”，不能被乱分割。要引入竞争机制保证其多样性，提高教材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也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避免由原来的“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让优秀教材脱颖而出，教材多样化战略顺利实施，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还没有对违规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也缺少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手段。”周安平表示，现行选用教材的规则，亟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应加强、细化监督和问责的条款。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师认为，对于违规更换或指定教材现象，必须严查背后有无存在权力寻租等问题。

另外，教材多样化建设是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长期基本方针，但相关规定中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底线”，特别是每个省单一学科的品种以及比例。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在给教育部写的建议中表示：“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定要规定，每学科供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应低于三种，同一版本原则上不应超过本省区市学生使用量的50%。不符合规定的，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可以进行相应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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