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与国学教育

编者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当代意义。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为加强两岸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探讨有效实施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提高青少年素质，2015年12月，国台办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中国教师》杂志社、中华教育文化经贸促进会共同主办了“海峡两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季”活动。通过主题研讨、观摩课、座谈会等方式，两岸教育界同仁学习和借鉴了彼此传统文化教育的经验和方法，探讨了当前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促进了两岸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本期推出的这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和总结了两岸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效。

国学教育，既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除此之外，国学还有一层现实的意义，它是联系大陆和台湾的文化血脉。所以，从两岸交流的角度来谈国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国学，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学术，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国学的概念始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其后邓实发表《国学精论》一文，首倡此说。在此前后，还有其他类似的说法，如张之洞称为“中学”，章太炎称为“国故”等。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所以，文化只有适合与否的问题，难说有价值的高下之分，为何要偏偏打出“国学”的旗号呢？许宁微说：“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国学真论》），而当时的状况，却如蒋梅笙所说：“第处此寰球大通、文化糅合之世，学科灿列，泰半来自欧美。青年学子，震其新奇，探其奥赜，动辄目眩心醉，谓天下之美，尽在于斯，而忘其国内之自有瑰宝。”（《国学入门》）所以，一百年前提出“国学”，是出于保国保种的目的。当时西方列强依仗着船坚炮利，以绝对的强势侵凌中国，中国人两千年来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也遭到西方文化的藐视和排挤。这使得部分中国人感受到了灭国灭种的威胁，他们认为有必要再次确认自己的立足之处，有必要重新激发起民族的自信心，这才高举起“国学”的大旗。所以，彼时的国学运动，完全是民族自存、自救之道。

今天，“国学”在大陆再度活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境。一是针对风雨百年的历史反思，尤其是随着中国迅速跨入经济社会，走向国际化，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文化价值焦虑增强，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基所在。习近平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是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凸显，中华民族面临着伟大复兴，而民族复兴则离不开文化复兴。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 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累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当代发展“国学”的呼声，是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更有自信，也更

从容。

二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国学数度沉浮，与政治、经济、文化风雨激荡，在两岸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现状。两岸学者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有过较为深切的研讨，对国学的性质、功用、效果，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也不乏完全否定国学者。但是，人类所有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基于自己以往所秉持的文化传统，在反省或展望我们自身的存在时，我们要诚恳、公正地看待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性，这应该成为国学学者的一个共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国学和国学教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在复兴国学的目的、手段、年代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大体说来，台湾地区历史上开化较晚，文化底子较薄，中间经过一段日据时期，虽然如此，在台湾没有出现过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尤其是自蒋氏政权退守孤岛之后，为保持文化正宗地位，也为了整肃社会秩序，将文化复兴视作重要的社会政治策略。因此，传统文化成为台湾地区各阶层的正统、当然之学，至今未衰。大陆则人为隔断了文化脉络达数十年之久，重提振兴国学，则是近二十年间的事，两岸在国学现状和国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

1949年之后，大陆致力于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此，必须开展一场革故鼎新的文化革命，因此，在其早期，对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近年来，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已经站稳了脚跟，它所面临的是自我完善并充分中国化的问题，于是，人们回首传统文化，希望从国学中找回自己的根基，或是汲取积极的因素，或是期待它能纠偏补缺，这都是一种文化借鉴。无论是批判还是借鉴，都是基于建立新型文化的目的，所以，对传统文化多持审视、探索、利用之态度，其好处在于，可以充分审查、考验传统文化，它有可能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和调整。所以，在大陆学者中，对传统文化持激进态度的，远比台湾地区更多。其不利之处也非常明显，就是有可能以主观、功利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台湾地区情况则不同，政府和社会一直有意识地延续着文化传统，因此有坚守和发扬的精神，但这一传统没有经过严厉、苛刻的反思，文化危机意识不明显。目前，台湾地区面临着世界风云变化，面临着两岸关系的考验，面临着岛内政治生态的复杂化，政府和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不似当年，国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戰。

就国学教育来说，大陆还处在新的起步阶段，而台湾地区一直强调国学教育，可以成为大陆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样板。所以，了解和研究台湾地区的青少年国学教育，对大陆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台湾地区的《语文课程纲要》明确地将“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其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中小学生“国文”课程学习的时间长，明显超过大陆学生的“语文”课程学习时间。“国文”课程中文言文的教学分量重，如初一上学期文言文占课文的20%，以后每学期递增10%，到初三下学期占到60%，且要求高中生具备写作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此外，书法也是必修的内容。高中的相关课程有三套教材：《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其实是“四书”的分类重编本。由此可知，台湾地区的教育体系给中国的经典文化以极大的关注，所以，在台湾地区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明显高于大陆学生。

相比较而言，大陆中小学语文教学，除了教授必要的语文知识和技能外，还承担了意識形态教育的责任。小学几乎没有文言文的内容，初中开始陆续增加，但比重较小。虽然有过不少增加文言文比例的呼声，也有过不少的尝试，但一直反复，篇章仍然偏少。进入大学后，由于分科的原因，除文史哲专业以外，其余专业的大学生不再学习语文—这基本上意味着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此将永远与传统文化绝缘了。这一培养过程，导致了青少年轻视传统，国学知识和传统文化体验较薄弱。

三

随着近年两岸交流的日益畅通，两岸国学界的交流也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国学成就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政府提倡文献整理之后，经史子集四部均有很好的成果问世，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与《清史稿》都出版了质量很高的整理本;各朝代的文学总集，如《全宋词》《全元文》《全明诗》等，更不用说个人别集，可以说是遍加整理。近数年来，大陆更是大规模增加了文献研究的投入，规模更加巨大，包括海外汉籍的整理。这些成果，水平高，规模大，不但有助于大陆的国学研究，也为台湾地区学术界所倚重。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学术影响也是存在的，但其发展势头则不如大陆。

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贡献，则集中在基础国学教育方面，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台湾学者的言传身教，大力推广。如台湾学者王财贵自21世纪以来，在大陆多次巡回演讲，推广儿童读经，足迹遍布大陆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大陆国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再如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永忠，在大陆传播古典诗词吟唱，至今已有数十所高校和中学成立吟唱社团，此项活动已引起大陆学术界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更大规模的推广正在酝酿之中。此外，蔡志忠以传统经典为题材的漫画，南怀瑾、傅佩荣等人的著作和演讲，都很受大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有功于大众对国学的认识和接受。二，台湾地区国学教材的输入。2008年，大陆新华出版社引进了在台湾风行半个世纪之久的高中国学课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出版，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2013年，大陆中华书局再次引进此书，出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且在全国各地数十所条件较好的中学进行教学试点。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对大陆地区的国学教材的编写有着示范作用，目前大陆国学教材基本采取围绕经典选文和围绕主题选文的方式。

两岸国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一根主脉，各自发展，但在近二十年来，形成了交集;双方在相互交流中，各有优势，各取所需。而在面向青少年的国学教育上，尤其是中小学所开展的国学教育，台湾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值得大陆教育界学习和借鉴。

四

多年来，大陆各社会阶层一直有着重振国学的愿望，并有着各种形式的尝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下，号召大力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的国学热情，为国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大陆地区的国学教育可以说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着，从幼儿园、中小学生、大学生、社会大众、政府高级官员等，都在提倡学习国学，提倡者既有政府、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也有新闻媒体、企业家等。就中小学来说，国学教育早有尝试，如2002年深圳凤光小学推出“‘新六艺’国学启蒙教育行动方案”，从诗、礼、书、画、武、乐六方面，对全校学生进行初步的启蒙教育，此后，这项活动普及到深圳的数百所中小学。2005年，沈阳皇姑区就在全区中小学正式开启国学启蒙教育活动，试行《皇姑区中小学国学教育指导纲要》。此后有多个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国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指令。到2010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的试点工作，试点学校将在语文、历史、德育等课程中强化经典讲解、诵读内容，参与的学校数以千计。2014年4月，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件，确定国学成为中小学教学的重要内容。由此看来，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趋势已经形成，但自发行为多，指导性意见多，总体上还处在一个准备性的阶段。

由于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大陆出版了大量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教材。厦门地区组织“海峡两岸高中语文教学比较”课题组，借鉴台湾教材，编了一套《国学》系列校本教材，即《中国孝文化》《中国士文化》《中国义文化》《中国廉文化》《中国仁文化》等，目前已经在福建全省推广。各种校本教材或地方性教材，数量也很多。这些国学教材，大多是文章选读。也有两种编发，一是模仿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通过主题选文，形成教材;二是选定经典，逐年诵读，基本遵照这样的顺序：

1.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笠翁对韵》、古诗词等;2.四书;3.五经;

4.诸子等。这是中国传统国学教育的路子。此外，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不赞成在中小学教材中删减古诗文的讲话被报道后，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都增加了古典诗文的分量。

教育部称将适时调整课标，修订教材，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但就目前而言，传统文化如何进入中小学课程，还没有具体方案，影响了师生学习的积极性。国学教材的编写不少是出于自发，没有经过审慎选择，一些与当代社会价值不符的内容，没有剔除。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等。此外，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缺乏足够的国学师资。在大多数学校里，国学都是由语文教师教授的，而国学经典中的语言知识、思想内涵等，语文教师往往力有所不逮。这些困难也说明，开展国学教育，要立足现实，光是拿来主义是不行的。

在国学推广热潮中，社会教育机构发展非常迅速，非常值得重视。国学教育机构往往以“书院”命名，不下万家。这些书院中，除少部分以学术研究、高端传播为主，如尼山圣源书院外，大多数是以青少年或社会人士的国学教育为目的，是国学推广的重要力量。书院最常见的活动首先是读经，其次经典讲读，再次是古代文化、礼仪、才艺等的学习。这些书院往往按照《弟子规》要求制定学生行为规范，要求师生身着汉服，向孔子像行礼等，营造出较学校更为真切的国学环境，容易引起学员的兴趣。有些书院还提供进一步的修身实践的机会，如江西豫章书院规范了春秋释典、朔望之仪、星期会讲、晨昏之令、开笔辞山等教学礼仪;北京杏林通慧书院设有宽广的农耕区，学生在进行国学培训的同时还要进行农耕体验，等等。

成功的书院则得力于自由发展的精神，以及对国学传统的精深理解，得力于有识之士和国学教育专家的支持。但更多的书院却处在较为艰难的状况，因为没有被社会认可的学历和文凭，学习内容也不能满足当代社会下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些都会影响书院自身的发展。如何利用好书院的特点，保证书院学术资源和影响力，使其可持续发展，以及在什么层次上、什么程度上发展，都是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

五

两岸交流为国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为应对两岸当下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双方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取长补短，就可以为国学教育创建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国学教育能够得到充分的、多样化的发展。

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如下这些问题：首先，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国学”？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显然，不能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国学，作为继承传统、面对时代的“国学”，应有其自身的标准和范围。其次，在当前学科教学的背景下，“国学”应该有个基本的标准，有个较为明确的内容和领域，这才能决定中小学国学应该学习什么，以及怎样学。再次，“国学”是一项集知识性和实践性一体的学科，在当代社会里，学生缺少体验国学和使国学生活化的社会环境，可如何重建这样的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国学实践呢？书院里的长袍、行礼、吟诵，是否真的就是所谓的国学体验呢？这也是很重要的议题。

总的说来，一百多年前的“国學”是应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抗拒;今天提倡“国学”产生自对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反省，两者虽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但却不能视为一回事。“国学”教育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当代人自我发展的需求，应该有着时代的特征。而这需要两岸“国学”教育相关人员，相互学习，认真研究。我们相信，随着两岸国学教育交流的深入，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任媛媛

renyy@zgjszz.cn

推荐访问:国学 两岸 交流 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