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

[摘要]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活动包括地方官学、私学和游学。其中官学教育最受重视，也最发达。地方私学教育在官学的影响下十分繁荣，为官学之补充。巴蜀士人在两汉间的游学活动也一直没有间断。这三种教育活动共同促进了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繁荣，也为汉中央王朝培养输送了大量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汉代；巴蜀教育；官学；私学；游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2-0108-05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其中巴蜀地区的教育尤为繁荣，有“蜀学比于齐鲁”的说法，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等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同时，蜀地乃中国地方官办学校之发起地，官办教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地方私学教育和地方士人的游学也十分盛行。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为后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也奠定了此后巴蜀地区的文化教育、科技诸方面在全国长达一千四百余年(从汉自宋)先进地位的坚实基石。

(一)

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地方官学、私学和游学，它们共同促进了巴蜀地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

地方官学指中国古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地方官学的设立，或由国家制定出地方官学制度，或由地方官吏重视教育在其治所设置学校，学校经费皆来源于官府。中国古代地方官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乡学”之设的传说。《周礼》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称：“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但是此种“乡学”仅有“教化”含义。从严格意义来讲，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则是自汉代开始设立的。汉代的地方学校，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地方官学。

汉代首创地方官学者，当推蜀郡太守文翁。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文翁出任蜀郡太守，见蜀郡“地辟陋有蛮夷风”，乃“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经过文翁数年努力，郡内“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系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武帝对于文翁办学之举甚为赞许，以文翁“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为榜样，“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当然，汉代地方官学的发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汉武帝虽号召天下郡国建立学校，但当时地方官学仍不普遍。直至东汉，由于地方官员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郡国学校才得以普遍建立。

这种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学校教育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除蜀中各郡皆设学校外，州及一些县也有学校，如东汉章帝时巴郡人杨仁为蜀郡什邡县令，大兴地方官学，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杨仁“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立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东汉安帝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汉顺、桓帝时，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余人”。

私学私学教育是古代文化教育发展的另一重要形式。其实在官学兴办前的汉初，私学教育就已存在，私学对古代文化典籍、科学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官学有了很大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的规定；地方官学短时间内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盛行。到东汉时私学更加兴盛，并与官学交织发展，形成了班固所谓的“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近代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发出了“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的感叹。

受官学的影响，巴蜀地区的私人讲学也相当盛行。如杨仁“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明、章帝时，武阳杜抚“受业于薛汉，……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顺帝时，新都杨厚归家，“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董扶“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

游学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发展除上述两种主要形式外，另一发展本地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游学。两汉间落后地区的人士到京师或其它文化较发达地区游学，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京师乃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汉代太学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机构，汉代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多不远千里地争取到太学去学习。汉代巴蜀地区的游学人士众多，如司马相如、扬雄等就曾游学京师，蜀郡郡守文翁也曾遣张叔等人到京师太学学习“七经”，学成后“还以教授”，担任蜀地学校的教职；另有任安“少游太学”；任末是“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梓潼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雒人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经三十年”；王忳“游学京师”等等。

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这三种教育形式，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可以说在当时世人好学已蔚然成风，对促进巴蜀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则直接决定了教育的内容。汉代教育内容的设定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统治者发展教育之目的——选拔官员、教化民众。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汉代官办学校的培养目标首在政治管理者，而不是文化、教育人员。学校教育对于培养朝廷官员的作用，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建太学的奏折中就可见一斑，“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可补为官。太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目的如此，其郡国所办学校自不必说，如文翁所办地方官学中的学员是“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即官学中成绩优秀者可选为郡县官员，比较好的则从事教民德行和务农，官办学校为统治阶级培养管理人才的目的就一目了然。另外，作为重要的基层文化教育设施，郡县之学亦常常被执政者利用为劝化士民的政治教育场所，从而使之有明显不过的政治倾向，如汉武帝之所以对文翁办学大加赞赏并下令推广，其重要原因就是办学能使“民从化”，即通过教育，使民众得以教化，以便统治。

(二)汉代之治国思想——独尊儒术。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完善，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也势在必然。但与秦不同，汉统治者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主张一“大一统”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达到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目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使文化教育遭受严重摧残；前者虽结束了“百家争鸣”，但

并不禁绝百家，在推行专制文教政策中能采取较灵活的方法，使得两汉的文化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校繁荣，经学昌盛，而对后世也影响弥深。

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它从统治政策的高度论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绝对高度，“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学也就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起来。重教兴学成为汉及以后历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就可以通过选士而做官，取得荣华富贵，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这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如中国地方办学第一人的蜀郡太守文翁，本身就精通经学，派遣张叔等人入京学习，依旧研习的是儒家经典。游学人员的拜师对象就是当时的经学大家，如东汉梓潼人杨充，为研学儒家七经，自少年便开始游学，遍访扶风马季长、吕叔公，南阳朱明叔，颍川白仲职等当时古、今文经学大家；涪县人李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而游学荆州。他们学成归故后开办的私人讲学，依然离不开其所学的经学内容。因此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王充也感叹道：“儒者学，学，儒也。”可见，在汉代儒与学已合为一体，儒学也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三)汉代选拔人才之标准——察举取士。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下令罢黜百家，规定以儒术作为察举取士的标准。在取士的标准上，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汉代以孝治天下，故特制孝廉科，以品行作为选官的标准。孝廉之称，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廉吏，尤其是“孝”，更为古人所推崇。因此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科目，实行每年定期举荐。确立孝廉之选的基本标准，据应劭《汉官仪》载：“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高；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可见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

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孝廉之科的设置，为儒生以“经明行修”入仕开启了大门，它使汉代官吏们不仅重儒术，更重德行、德治。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因而使整个社会“轨德立化”风俗为之一变，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振励末俗，自然有着积极意义。

总之，在汉代随着儒家学说最终取代黄老之学，一跃而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规范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儒学也就随之成为汉及后来中央王朝加强中央集权，选拔人才，发展文化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在整个汉代，无论哪种形式的教育，其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学思想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道德教育等。当然，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内容除了儒家学说外，还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一些先进的文化，如法令、语言等。

(三)

综观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儒家经学为教育的主流；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官学与私学、游学并行发展。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首屈一指，在发展地方教育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促进巴蜀地区在文化、思想等方面与中原地区一体化和官吏的选拔以及维护汉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地方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中高度评价了地方教育机构所起的作用，“夫文学者，人伦之守，大教化之本也”。在讯息传播十分有限的社会里，要把经术思想和知识较为直观、生动地向广大民众开启，在社会基层直接劝化，诱导人心，学校确实是一个便于采用而又能悦服人心的中介。官府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意识形态，并且“以学养士”，将学业与官吏的选拔相衔接，以培养官僚政治所需的人才。因此学校成了统一思想、规范士人的场所，官僚队伍便不可避免的儒学化，学者化起来，从而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尽管当时官学教育的开办既依赖郡县行政长官的观念和兴趣，又有短期办学的色彩，其兴废也多系于守令任期的长短，学校也不十分正式，但由于它是社会中一个在政府的庇佑下，相对集中地吸纳教育人才的专门场所，所以人们对它在人才培养上的有用性，仍十分信任，它也就相对最为发达。

巴蜀地区官学的兴办，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为中原王朝输送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赵志伯三迁台衡，子柔兄弟相继元辅，司空张公宣融皇极，太常仲经为天下材英，广陵太守张文纪号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决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另一方面更为汉王朝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根据笔者对两汉西南可考籍贯的郡太守统计结果表明：两汉时期治理西南经济较发达的蜀郡、广汉郡、巴郡三郡的官吏，除了主要任用中原人外，还部分任用西南本地人，而西南犍为、越嶲、益州、牂牁、永昌五郡则主要依靠巴蜀两地人的治理，即主要实行了“就地取材”——西南人治西南原则。当地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稳定。

其次，地方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地方民众的文化素质。随着教育的发展，巴蜀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由一个原来精神文化比中原落后的文化孤岛，一跃而为“其学比于齐鲁”的全国性文化中心之一。《汉书·地理志》指出：“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矣。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同时，两汉时期巴蜀地区还涌现出一大批的为全国所景仰的文学巨儒，如《后汉书·儒林传》中提到的任安、任末、景鸾等。

再其次，地方教育的发展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控制。由于各类形式的教育皆以儒家思想内容为主，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对巴蜀地区影响甚深。据史书云，巴郡“自时撅后，五教雍和……，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义歌咏之音。”蜀郡“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陵熙，牧守仁明，宣德文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

中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渗透，既增强了中央王朝的对巴蜀地区的吸引力、凝聚力，又增强了巴蜀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整合力，这对于加强汉王朝对巴蜀的控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在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的一些忠于朝廷的人士，就是其典型代表，如章明，蜀郡新繁人，西汉末年为太中大夫，王莽篡位，他“不以一身是二主”而自杀；王皓“为美阳令，去莽归蜀。公孙僭号，使使聘之，皓乃自刎”。

最后，巴蜀地区不同教育形式的发展，完善了地方教育系统。汉代官办学校有利于培养人才，宣传政策，为国家培养“经明行修”的官吏。私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初成体系，并在持续发展教育事业、加强经学传播、完善了地方教育体系、促进科技发展等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游学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加快了中原与巴蜀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责任编辑：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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