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为七届二中全会摄影的人

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留下来的一张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令人心驰神往。通过这些照片，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工作、生活让你一览无余；看着反复播放的七届二中全会无声电影资料片，领袖们那栩栩如生的形象，豪迈潇洒的举手投足，不能不使你怀着感激去追寻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贵资料的摄影人。我曾亲自采访了两位当年会场的摄影人，他们回忆了那段难忘的经历……

看着无声电影资料片，

苏河清眼睛湿润了

苏河清，1920年生于广东，早期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的儿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把这个当年仅7岁的“红小鬼”送到苏联莫斯科学习。1947年他从莫斯科摄影大学毕业回国，曾参加了定县、正定、清风店战役的战地拍摄，全国土地会议、七届二中全会等会场情景的拍摄。

2001年5月1日，苏河清随中央电视台《苏河清》剧组来到西柏坡，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他回忆了当年拍摄的一幕幕往事：

1949年3月，我当时正在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队长汪洋派我和两位助手韩建文、韩德富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当时只知道任务很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那时我们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出发了。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后才知道是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服务，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能亲眼看到毛主席等领导人，害怕的是怕完不成任务。

当时，我们用的是一台法国制造的手摇式摄影机。摄影机用三角架固定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代表们依次而入。那时还有这样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只顾看摄像机，而走过了门口，又返回来。

当时会场没有现在这么整齐，场内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凳子、椅子。那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没有座位签，谁先来谁就在前排就座。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完了，就坐在主席台右边。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摄影机，一拍就能完事。当时为了拍摄会场的场景，我们费尽了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镜头部分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又太慢，我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我们在西柏坡拍摄了两天，即3月5日、6日。

当我们在放映厅放映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资料时，苏老的眼睛湿润了……

提起当年在西柏坡的事儿，

程默老人不再沉默

程默，1917年出生，江苏丹徒人。1949年3月任华北军区电影队摄影师兼制作股股长。

2003年，我到北京征集文物时，采访了这位老摄影家。他人如其名，不善言辞。在他爱人的帮助下，老人家回忆了50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历史：

1949年3月初，中央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华北军区政治部特别重视。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亲自抓这件大事。他要求电影队队长汪洋必须派一支强有力的摄影队去完成这次任务。汪洋接到指示后，通过支部决定，立即派我和我的助手韩生义及苏河清和他的两个助手去西柏坡共同完成此项重任。

我当时担任华北军区电影队的摄影师、影片制作股股长。接到任务后，我们于3月3日来到西柏坡。为了竭尽全力完成好这次拍摄任务，我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工作方案，当晚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进行了汇报。

老朋友久别重逢，杨尚昆热情招待了我。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这次大会的主旨和任务、参加会议的领导、领导人来的具体时间、具体活动安排等等。最后他还指示，除了大会活动外，如果需要拍摄领导人的个人活动情况，要提前与他打个招呼，他会给我安排时间，以免我的拍摄计划落空。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我很激动，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3月5日，大会开始，我和助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时我们用的是一个艾姆小型摄影机和一台从苏联买来的基也夫照相机，拍摄时交替使用。虽然当时的摄影器材及设备十分陈旧，条件很差，特别是那些过了期的胶卷，感光度很低。我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在拍摄技术上，采用通过摄影机降格的拍摄方法，使拍出来的照片既明亮又清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于拍摄工作得到了杨尚昆的大力支持，我计划安排的拍摄会议镜头以及首长个人活动等工作，都非常顺利。

大会从3月5日到13日，短短的9天时间，我们抓紧一切时间不仅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分别拍下了他们进会场和作报告的许多照片，还利用会外时间为领导们拍下了一些生活照片，为他们留下了见证历史的珍贵镜头。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大会主席台的党旗中间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党旗上除印有镰刀斧头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字样。这一张是我在3月5日那天拍下的，这个会场背景是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最初布置的。第二张是党旗中间，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照片，而毛泽东和朱德的相片分别悬挂在马、恩、列、斯像的左右两旁。这张是在会议期间拍的。因为第一天主席对会场布置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做了六条规定，其中第六条就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第三张是党旗上面只有镰刀和斧头，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字样。这一张是我在毛泽东做大会总结时照的。这是会议期间大家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所以后来就不用有字的了。

大会结束后，程默又参加了解放北平以及开国大典的拍摄等任务。他爱人半开玩笑地说，每当回忆起这些历史情况，程默总是不再沉默。

在西柏坡期间，担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酷爱摄影，常常是相机不离身，因此也得以为我们留下了“毛泽东坐在躺椅上小憩”和“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商讨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等珍贵历史镜头。这位摄影爱好者在他所著的《风雨四十年》中，简要回忆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摄影经历：“会议开幕时，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我与电影摄影师程默一起进行会场拍照。程默拍了不少照片。我当时正收到在香港工作的龚饮冰送我的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就忙着摄电影，因为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以后冲洗了却又不知搁到哪里去了，真是个损失！”

60个春秋过去了，这些影像和照片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在这里定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记录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和他们鲜为人知的经历，也同样不应被忘记。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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