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桃姐》的“艺术场域”及社会影响

[摘要]电影《桃姐》以老人等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追求。从无人投资到刘德华的慷慨赞助，使其在生产、消费、运营的产业链中注入了“公益性”的色彩。影片中表现的“主仆情”具有浓厚的“香港”色彩，在“怀旧”的情境中再塑了“香港”的城市个性，体现了香港电影界艺术家们的“集体心理”和文化追求。可见，“人道主义”“公益性”“香港”构成影片“艺术场域”的三个维度，以此传递了影片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桃姐》；艺术场域；社会影响；人道主义；公益性

美国著名电影史研究专家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社会电影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电影总是要反映特定时代中社会的欲望、需求、恐惧与抱负的。”[1]显然，电影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往往是帮助我们理解电影的重要视角。影片《桃姐》逆商业潮流选材，将视角投向被社会的遗忘的“老人”，倾注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追求；影片的生产、消费、运营得到了多方的“赞助”，具有某种“公益性”的特征；影片的情境充分体现了“香港”的城市个性。可以说，“人道主义”“公益性”“香港”构成影片《桃姐》“艺术场域”的三个关键词，使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一、 “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

影片《桃姐》自2011年首映后屡次获奖，2011年7月28日，该片入围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荣获“银熊奖”；2011年9月9日，获意大利平等机会委员会率先颁发的平等机会奖；2011年9月10日，获天主教人道精神组织Signis颁发的特别表扬奖和意大利一个权威电影组织颁发的名为La Navicella的奖；2011年11月26日，该片斩获第48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并入围2012年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八项提名，最后获得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男主角和女主角五个大奖，实现了奖项的大满贯。以上奖项除了对影片《桃姐》在导演、编剧、男女主角等电影创作方面的认可，也充分肯定了它在“传达人道精神”“传达服务他人精神信息”“彰显老人等弱势群体在社会享有同等地位”等方面的社会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关注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是影片着力表现的主题，这一主题也成为该影片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影片《桃姐》的主人公“桃姐”就是弱势群体的代表。她是一位仆人，为罗杰家族工作六十年，侍奉罗杰家庭老少五代人；她没有亲人，孑然一身；她是一位老人，年近古稀；她是一位病人，身患中风。可以说，影片中的“桃姐”是一位没有家庭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孤独、苍老、病痛袭击着她的身心。在影片灰暗的色调中，我们感受到“桃姐”的落寞和边缘，就似一片随风漂流的落叶，让人心酸。然而，她心地善良、真诚质朴，照顾罗杰细致入微，视如己出；当得知身患中风，不想连累罗杰，主动提出去老人院了此一生。影片正是在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着力表现了罗杰对桃姐深沉的情感，表达了他们之间超越主仆关系的母子之情，传达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透过“桃姐”的视角，我们看到老人院里生活的老人们，他们同样也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影片通过真实的镜头语言表现了老人们的生活状态，在那狭窄的空间里，这些老人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病痛，还要遭受子女们的漠不关心。正如“桃姐”的扮演者叶德娴为了演好角色前去老人院体验生活，她感叹道：“以前我没去过老人院，结果去的时候被吓了一跳。我发现很多生病的老人身边缺人照顾，他们的子女都太忙了。我就想，他们这么痛苦，脑子里想的什么？其实他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希望能多点机会再看子女一眼，但又不想耽误子女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心情很矛盾，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影片聚焦老人院的场景时，总是采用长镜头来拍摄，希望真实地再现、还原老人院老人们生活的境况，其影像的感情色彩压抑而悲伤。虽然，《桃姐》影片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铺陈，但深含情感的镜头、画面却诉诸人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思考力，这让每一个观赏影片的人都不得不去思考：我们是否应该给予这些老人以更多的人文关爱？我们人类的人道主义情感为何在这些弱势群体身上得不到体现呢？镜头是冷酷的、沉默的，但它却让观赏者的心灵备受煎熬，这也许就是影片《桃姐》镜头表现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彰显了主人公罗杰对桃姐真挚情感的社会价值。

二 “公益性”色彩的营造

电影《桃姐》由刘德华、叶德娴主演，王馥荔、秦沛、黄秋生、秦海璐等众多明星友情客串，通过明星的符号价值增强了影片的社会影响力，影片从一开始的无人投资到刘德华的慷慨赞助，最终获得市场票房和艺术追求的双重肯定，这使得电影《桃姐》在生产、消费、运营的产业链中注入了“公益性”的色彩，赋予影片本身以更大的附加值。

影片《桃姐》的导演许鞍华曾经说过：选择刘德华、叶德娴等明星加盟自己的作品，目的是想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来吸引大量的年轻观众。因为“电影明星往往是电影观众选择影片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明星是符号，不必完全等同于他要扮演的角色。由于观众可以想象一个明星的整体形象（区别于他或她在电影中扮演的特定角色），因此，挑选特定的演员对于角色塑造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2]。虽然影片《桃姐》是一部关注老人题材的作品，但它由刘德华主演的“罗杰少爷”和叶德娴主演的“桃姐”共同产生“明星效应”，弱化了影片题材的小众化，增强了影片在年轻受众中的影响。而王馥荔、秦沛、黄秋生、秦海璐等众多明星的友情客串，更让影片的传播影响力得以扩大，从而赢得了丰厚的回报。2012年3月22日，天下英才传媒集团公布的“华语电影50强排行榜榜单”，电影《桃姐》排名第一。这次调查主要针对2012年1～12月在内地影院上映的电影，由专业机构按照多个指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11个城市完全通过调查形式采集民意，最后由专家评委会评出多个奖项。可见，影片《桃姐》在观众中深受欢迎，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著名的艺术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尔曾在其著作《艺术界》中提出“艺术界”这个概念，他认为：艺术是一个人际网络，网络中的人们以他们对行事惯例的共识为基础开展合作，生产出让这个艺术界得以闻名的艺术作品。可见，霍华德·贝尔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将艺术视作一种“集体活动”。这种“集体活动”包含了每一个人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影片《桃姐》获得诸多奖项，并且赢得较好票房的结果充分证实了“艺术界”对艺术作品成功并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意义。《桃姐》这部影片从一开始的创作、生产到后期的运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间的过程充满了“感动”的元素。导演许鞍华被讲述主仆情深的电影剧本所“感动”，虽找不到投资，但依然坚持不懈；刘德华出资是因为“感动”，宁愿不要片酬，也要促成此事；而叶德娴、王馥荔、秦沛、黄秋生等明星出演也是因为“感动”，因友情而给予赞助。由此可见，影片《桃姐》的生产、消费、运营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色彩，既有“感动”的情感赞助，也有“资金”的物质赞助，既有导演、演员个人情感的直接投射，也有评委、观众的热烈捧场。影片“公益性”的色彩一方面丰富了导演、演员的形象，塑造了他们“被感动”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也和影片的主题“探究人际关系与情感关系”相得益彰。这种戏中戏外遥相呼应的共赢模式，实现了《桃姐》由内及外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感动”的“公益性”色彩使得影片《桃姐》得到了受众、评委的充分肯定。

三 “香港”城市个性的塑造

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反映或塑造，而是复杂的相互关联。温迪·葛瑞斯伍德提出“文化菱形”的思想正是用一个类似风筝的菱形来表示艺术客体与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艺术产品、艺术创作者、艺术消费者、社会世界这四个要素通过六根相互连接的线形成复杂关联，其中传播者构成了以上四个要素之间的中介。[3]可见，艺术作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丰富而复杂，它所营造出的“场域”与“情境”往往昭示着时代的变迁与人世的演变。在《桃姐》这部影片中，“香港”这个城市的形象得到重新塑造。虽然表面上是探讨了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问题，但以“主仆两代情”为切入点，折射出香港城市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影像，使影片带上浓厚了“香港”氛围。

电影《桃姐》中表现的“主仆情”具有浓厚的“香港”色彩。导演许鞍华曾经说过：“几十年的主仆情在现代社会并不多见，这种仆人在我们那代比较多，我家里也有，我和她们的感情很好。我也想拍部戏，纪念这些现在没有人提的人，一种现在没有的生活状况。”以此可见，“主仆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较为普遍、真实的生活状况，而影片《桃姐》以此为切入点，借“桃姐”这个人物描绘出香港独特的“城市印象”。因此，影片中有香港城市的街道、菜场等真实的镜头，有透过“桃姐”的视角留存下的城市印记，这些共同营造了一种平淡而又自然的情境。“桃姐”作为侍奉罗杰家族三代人的历史见证人，她勤劳节俭、朴实无华、情义真挚的个性和品德正是世事演变中需要延续的精神力量，而这似乎诠释并传达了人们对香港“城市个性”的重新体认。

电影《桃姐》带有某种“怀旧”的色彩，它所营造的情境勾勒出香港人曾经的“集体记忆”。正如社会学家所言：“由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种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新的企图。”[4]因此，影片一方面可以帮助身处“香港”城市的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另一方面也使他者视域中的“香港”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从而实现香港城市形象的重新塑造。主演刘德华曾经说过：自己之所以决定投资这部电影，是因为这个角色出现的时间点很好，我好久没在香港拍戏，很久没有感受在香港拍戏的味道。这对参与影片制作的编剧、导演、众多新老明星而言都是如此，他们的表演与参与实际上是满足了自己对这个城市的重新回忆，因为“香港”是见证他们个体生长、成长与发展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传统的人际关系受到都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的浸染，“桃姐”身上的美德与“老人院”中的冷漠、政府慰问团的虚伪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下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香港”城市有着令人艳羡的国际视野、完善的金融体系、耸入天际的高楼大厦，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对以“桃姐”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遗忘。也许遗忘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城市印记”，而是“桃姐”血液中流淌的“价值观念”，这正是导演、演员们共同追求并着力延续的城市精神。正如德国电影社会学学家克拉考尔所说：“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它们是一些延伸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5]影片《桃姐》就是在“怀旧”的情境中再塑了“香港”的城市个性，所以，它的成功体现了香港电影界艺术家们的“集体心理”，希望通过影片来重塑“香港”城市的“人道主义”的文化追求。

[参考文献]

[1] [美] 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01.

[2] [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7.

[3] [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81.

[4] [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0.

[5]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5.

[作者简介] 喻琴（1979— ），女，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影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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