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

明治维新既是日本从锁国到开国、全力追赶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重大举措，也是日本从幕府统治的封建制国家走向君主立宪的近代化工业强国的转折点，同时还是与晚清中国在国力上拉开距离的关键所在。对于明治维新的成功，通常的说法是：以甲午戰争日胜中败为标志，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此说或许不无道理，但它没有回答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到底成功在哪里。明治维新的核心即尊王、倒幕、攘夷，其成功之处也集中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一、尊王的结果不是皇权专制，而是君主立宪

从幕府集权专制到君主立宪，需要完成国家治理权力从幕府政权到明治立宪政府的转移。权力的转移固然可以通过武力。从1192年到1868年的日本“武家政治”，历经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时代，通过武力，完成了从一个武家到另一个武家的权力过渡，形成从1615年到1868年长达二百五十三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是德川幕府统治合法性流失的结果，那么，德川幕府统治的合法性是如何逐渐丧失的呢？

一是幕府在无意之间唤醒了天皇的权力意识和各社会阶层的权利意识。

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武家统治之前的近两千年间（公元前660年至公元1190年），真正的天皇亲政时间只有六百年左右（公元3世纪后期至公元9世纪中期），其他时期或外戚专权，或是由上皇、法皇主政。这种历史造成天皇虽“万世一系”，却没有形成观念和事实上的绝对权威。

日本的武家统治模式，即幕府时代的政治架构，由天皇、幕府和藩国三个层次构成。天皇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只是精神上的偶像，没有世俗权力。实际掌控全国政权的是幕府，幕府将军是国家世俗上的皇帝，不仅统治全日本的藩国和民众，对天皇的生活都有管理权。德川家康通过制定《禁中并公家法度》，对“天皇与朝臣所必须遵守的纪律”进行规范，其中将读书列为天皇的第一要务。藩国是幕府分封的属国，幕府将军把日本国土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国封给属下。藩国的统治者叫大名，由大名及其亲信管理藩国内部的事务。这种封建体制，和中国周朝、汉代的封建制有些类似。

1853年7月8日下午5点，日本江户湾突然出现四艘巨大的军舰，这就是当时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舰队。由于前来的舰队船只全身涂抹黑色油漆，故史称“黑船来航”。佩里给德川幕府政权出的选择题非常简单：要么开国，要么开火。

西方列强的入侵，对日本同样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佩里给出的选择，当时主政幕府政权的老中（相当于政府总理）阿部正弘六神无主无法决断。情急之下，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两个步骤：一是广征众议，向下征求各藩国大名甚至平民百姓的意见；二是向上报告天皇和朝廷，想让大家帮忙拿个主意。可是事实上天皇既没有干预俗务的权力，幕府也没有征求天皇意见的必要；至于征求下属藩国大名和百姓意见，更属多余。如果幕府就此独断，无论是开国还是开战，在法理依据和当时日本的国情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阿部正弘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无意之间的行为，一方面客观上向天皇、朝廷、藩国和民众表明，幕府在管理国家上已经出现了智力短缺、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唤醒了天皇的权力意识和各社会阶层民众的权利意识：天皇由此感到，原来我是有权力的；各阶层民众觉得，原来我还可以参与国是。

政权更迭时期涌现的广大维新志士，大多出自士族家庭，自小接受中国儒家“君臣父子”等级思想的教育，而当时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违背儒家伦理的。即使在武家统治时期天皇没有实权，但精神上的皇帝的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当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外夷面前屈膝投降时，绝大多数朝廷公卿，以及全日本二百六十个藩国的大名中的多数，以及无数的攘夷志士，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聚集，无形中使得孝明天皇的权威，与历代天皇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此背景下，天皇下诏责备幕府：不该与美国签约；幕府今后应该多与各大名商议国策，团结力量抵御外侮。这是日本武家统治近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

二是幕府的武力已经销蚀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日本幕府政权敢于藐视天皇，就是因为幕府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自己的征战，而非天皇的授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它的武力逐渐衰落的时候，其统治的合法性也随之销蚀。1853年佩里准将所率舰队的四艘巨舰共有六十三门威力十足的大炮，而当时日本江户湾的海防火炮，在射程、火力等方面勉强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二十门左右，实际战力不到对方三分之一。而战船更不可比，就船的大小、速度、火力而言，即使把日本的所有战船全部招来，也不是四艘“黑船”的对手。

在佩里“黑船来航”威胁和英、俄等列强面前丢尽了脸的德川幕府政权，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巨大而深刻的危机，立即解除实行了二百一十五年（1639—1854年）的“锁国令”和建造大船的禁令。1854年1月，幕府采纳老中阿部正弘的建议，自建大船。两年之后，幕府建造的第一艘大船——六百多吨的“旭日”号下水。这艘由毫无建造大船经验、完全按照书本知识的工匠仿造的大船，一下水就将众人吓了一跳：船是浮在水面上，但船身倾斜，完全无法航行。造船不行，怎么办？唯一见效快的办法就是买船。在长崎“出岛”上已经与日本建立长期商贸关系的荷兰愿意将蒸汽机轮船卖给日本。1854年8月，第一艘荷兰造蒸汽机军舰“史慕明”号驶入长崎港。日本人登船仔细详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日本当时所具有的知识、技术和工具水平，根本不可能造出这样先进的船只。

事实证明，幕府武家在武力上已经日暮途穷，在日本民众的认知了解范围内远远不再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幕府凭以建立统治合法性的武力的销蚀，使幕府政权岌岌可危。

三是幕府不能完成天皇和民众所交托的攘夷使命。

幕府处在治理和保卫国家的前沿。既然武力不足以抵抗外夷，和平开国就是务实之选。天皇受中国儒学的深度影响，和中国士大夫一样将外国视为夷狄，严夷夏之防。当时的孝明天皇是坚定不移的攘夷派，要求幕府“严拒对方的要求，不惜一战”。

幕府如果与外夷开战，结果和晚清中国一样，只能是失败、割地、赔款；若选择务实开国，就违背了天皇的旨意。后来的日本将佩里“黑船来航”当成了送达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的使者；但当时的日本，不仅天皇是攘夷派，而且大多数朝廷公卿、藩国大名、藩士，以及几乎所有受过汉学教育的民众，都本来就蔑视洋人，接受城下之盟更是无可置疑的耻辱，攘夷的氛围正在逐渐升温。

为了让日本对开国贸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率领舰队抵达日本的佩里采取了“两步走”的策略，即第一步使日本开国，第二步和日本通商贸易。按照这样的设计，1854年日美签署的《日美亲善条约》，没有包括通商的内容。1858年7月29日，日美双方在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署《日美亲善通商条约》，这个条约才是真正的通商条约。但因为第一个《日美亲善条约》本来就违背孝明天皇的意愿，在没有取得孝明天皇许可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又与美国签署了进一步的通商条约，孝明天皇闻报震怒，整个朝廷都充满了更加强烈的反幕情绪。在国家面临千古变局之时，既然号称强大的幕府无法完成天皇和民众所寄托的攘夷使命，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已大成问题。无数尊攘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政治诉求非常明确：尊王攘夷、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必须把政权交还天皇；如若不从，幕府重臣乃至幕府将军，都是他们“天诛”（暗杀）的对象。

四是幕府政权几百年集权专制统治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无法化解。

日本的社会成分构成与旧中国类似：士农工商。但这里的“士”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是武士。社会阶层分化和政治腐败，造成下层武士家庭经济窘迫，很多维新志士出身下层武士家庭，就是因为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急切需要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更多的下层民众，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生活更是艰难。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贫富分化，造成失去上升机会的下層武士和生活无着的失业者铤而走险，加剧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尤其是当幕府出手整治尊攘派公卿、藩国大名，以及处死尊攘志士时，激起的是更大的反抗。幕府人心渐失的事实和其他的举措失当，使得幕府在与天皇、朝廷、列强、志士、藩国等多方参与的博弈中节节败退。1862年，天皇获得了此前由幕府掌握的朝廷公卿的人事任命权。同年2月13日，朝廷设置国是参政、国是寄人两职，参与国家政事。天皇与朝廷，从国事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1863年3月，近十名藩国大名相继进京获得朝廷奖励、赏赐。而在此前，为了孤立天皇和朝廷，朝廷与藩国大名之间的直接沟通是被幕府禁止的。在天皇朝廷、幕府政权和藩国大名这个三角关系中，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在幕府日益走衰的情况下，天皇朝廷与藩国大名的联手，等同宣告了幕府的末日。

但皇权的无限扩张，也不是维新志士们的目的。饱受西方近代思想浸淫的维新志士们，很好地把握住了尊王的分寸。所以，虽然天皇及朝廷并非没有一统天下之心，但日本的尊王最终没有尊成皇权专制，而是君主立宪。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代表新政府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同年4月21日，日本第一部宪法颁布，提出：“天下权力，总归于太政官，以除政令分歧之弊。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以免政权偏重之患”，“所有官员，以公议票选之法每隔四年更换之”。9月18日，天皇根据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说法，改元“明治”。明治政府及君主立宪体制得以建立。

二、倒幕的结果不是国家分裂、军阀混战，而是一统全国的明治政府

幕府的权力不是来自天皇，但幕府属下藩国大名的权力却实实在在来自幕府。德川幕府分封二百六十个藩国，根据则是其与德川家的亲疏关系：一类是与德川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藩大名”，也就是德川大家族中的成员；二类是与德川家康一起打天下的家臣和功臣，叫“谱代大名”；三类是与德川家关系最为疏远的“外样大名”，他们是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时投降称臣的各地诸侯。

由此可见，天皇是虚权，幕府是强权，藩主则实有治理各藩国的权力，不仅有经济上独立的权力，而且有各自的军队。像萨摩藩、长洲藩、土佐藩这样的“雄藩”，不仅田多地广，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军力强大。幕府军队面对佩里四艘军舰而不敌后，各藩纷纷发展军力。发生在1863年8月的萨摩藩与由七艘英国军舰组成的舰队的战斗中，英、萨之间竟然打了个平手。长洲藩更不仅敢炮击英、美商船和军舰，而且敢于与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对阵。幕府政权的最后败落，也是因为幕府军队在与萨、长联军的讨幕战斗中失败了。

然而，摧毁一个幕府政权易，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难。萨、长联军可以打败幕府军队，但不能逐个去收拾二百六十个藩国。即使有这样的武力，也是一个生灵涂炭的军阀混战的过程，其结果无非是另一个幕府。所以，幕府的强权来自武力，但全新的日本只能靠先进的理论和政体。

这是日本的幸运，具有这样思想和方略的人物及时地出现了。

吉田松阴（1830—1859），“尊王攘夷”的最先提出者之一，长洲藩下级藩士杉百合之助家的次男，自幼学习中国兵法。1853年，吉田松阴前往江户，拜兰学者佐久间象山为师。“黑船来航”时，吉田松阴冒死偷偷爬上黑船，想偷渡美国，亲眼看看西方世界的富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偷渡没有成功，吉田松阴的自首使幕府免去其死罪，但在幕府为肃清维新志士所兴的“安政大狱”中仍不免被处死。但他的学生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后来都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动者和明治政府的政要。

桥本左内（1834—1859），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的第一智囊，因推动“尊王倒幕”被德川幕府处死，年仅二十五岁。他主张日本应该向美国与俄国聘请五十名各种学术领域的老师，到各藩教学，移植西方学术，认为“攘夷”的前提是“师夷”。

胜海舟（1823—1899），二十二岁时开始学习兰学。“黑船来航”时，胜海舟上书德川幕府的主要领导人阿部正弘，主张开国贸易，得到阿部正弘的赏识，被任命为幕府翻译官。接着，胜海舟被幕府派往长崎海军传习所接受荷兰人的训练，学得西洋航海技术。1860年，幕府为与美国交换通商条约的批准书，派胜海舟率领使节团赴美。回国后，1862年，胜海舟被幕府升任军舰奉行（相当于海军司令）。

作为幕府官僚中少有的了解西方的开明人士，胜海舟对幕府的封闭气息甚为不满。他从美国返回后，几个位高权重的幕府老官僚把他叫去，问他：“美国与日本，什么地方最不一样？”胜海舟思考之后回答道：“最不一样的，就是在美国，担任政府要职的都是有能力的人。”言下之意就是幕府中担任要职者，都是靠家族世袭，缺乏与之匹配的能力。由于胜海舟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西洋色彩，又积极主张开国，因此被部分情绪化的“攘夷”人士视为“奸贼”。

坂本龙马（1836—1867），土佐藩乡士的次子。1853年，十八岁的坂本龙马前往江户修习剑术。这年正好佩里“黑船来航”，坂本龙马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异国船只接踵而来，近期内或许会爆发战争。届时，我希望能砍下异国人的头颅，以荣归故里。1854年，坂本龙马结识了儒学者河田小龙，视野得以开阔，思想也随之变化。

土佐藩有一名叫中滨万次郎的渔夫，1841年出海捕鱼时遇难，经过半年的海上漂流，被一艘美国捕鲸船救起，到达美国，接受了英语、数学、航海术、测量术等教育后，于1850年返回日本。河田小龙得知此事，便去拜访中滨万次郎，询问其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并以此写成《漂巽纪略》一书。坂本龙马结识河田小龙之后，便获得了很多海外知识及西洋科技发展情况。

1862年，坂本龙马与另一名志士去拜访胜海舟。名曰拜访，实际上是去查探胜海舟是否如传言所说真是“卖国奸贼”，如果传言属实，二人打算当场刺死胜海舟。主客坐定之后，胜海舟开门见山：“两位大概是来杀我的吧。”坂本龙马和同伴目瞪口呆。胜海舟接着说：“不过，在杀我之前，请先听一听我的一些看法，如何？”坂本龙马和同伴杀气顿失，连连点头。胜海舟接着说：“你们主张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杀洋人，如何把他们统统赶出日本。这样的想法太肤浅了。想想看，你们的剑术再高超，能够抵挡人家的坚船利炮吗？光凭血气之勇成不了什么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话，首先必须充实国力，添购军舰，培养能够操纵军舰的人才。这样才是救国之道。你们反幕府，老实说，我也觉得幕府不会有什么作为，将来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振兴。所以，别浪费时间精力去做无益之事了。”坂本龙马听了胜海舟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立即下拜成了胜海舟的入门弟子。

仔细考量上述日本维新志士代表人物的思想理念，核心内涵不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吗？是的，维新志士们的思想深受幕末日本大思想家横井小南的影响，横井小楠阅读过清末思想家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且深受其启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的核心。但是《海国图志》在其母国很少有人认真阅读，许多守旧官吏和保守士人对其大肆唾骂，他们不管事实如何，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有人甚至主张将如此“邪书”付之一炬，《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基于趋利的考虑，一些书商开始打日本市场的主意。1851年，《海国图志》“偷渡”日本，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翻印了百卷本《海国图志》，印刷多达十五版，书价竟然飙升三倍之多。

1867年3月，土佐藩前藩主山内丰信派其心腹后藤象二郎来请坂本龙马前往京都。在去往京都的船中，坂本龙马提出了著名的“船中八策”，包括：一、幕府将政权交还给朝廷，改由朝廷下政令；二、设立上、下两个议院，以讨论、议论政事；三、延聘优秀公卿、诸侯及任何有才能的人为政府顾问，赐予官爵；四、外交问题广征众议，并修订不平等条约；五、制定宪法；六、扩建海军；七、成立直属天皇的御亲兵，以防卫京都；八、金、银与各种商品的比价应与外国维持均衡。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成为后来日本君主立宪制的先声。

倒幕没有造成国家分裂，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例如天皇虽无实权，但他是“万世一系”的日本人民心中的神和偶像，没有实权使他不用为任何的施政错误负责，他的形象永远正确高尚，成为日本国民心中强大的凝聚力。面对这种力量，即使像德川家康这样强大的武家，也不敢僭越最高的皇权。同时，在攘夷和倒幕的过程中形成的包括萨摩藩、长洲藩等雄藩组成的联盟，也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强大的力量。

1868年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1869年4月，天皇从京都迁往东京，东京成为明治政府的首都。由于倒幕避免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保持了国家领土、政令、法令的统一，为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如废藩置县、置产兴业、文明开花、富国强兵等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攘夷的结果不是割地赔款，而是迅速变为对西方文明始惊、次醉、终狂的学习借鉴

幕府不能攘夷，而如萨摩、长洲这样的雄藩，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与列强开战的结果也是完败。幕府、雄藩均不敌外夷的现实，使得“夷不可攘”成为全日本的基本共识。但要让日本真正放弃武力攘夷，还必须说服持顽固立场的孝明天皇和朝廷公卿。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幸运的是，日本在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初期，“兰学”已经广为传播，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得日本这艘小船行驶在惊涛骇浪、急流险滩的世界变局的洪流中时，总能化险为夷。

德川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给西方留了一条“门缝”，即允许荷兰人在长崎港外建了一个大约一点五公顷的人工岛，即出岛，并在岛上建立荷兰商馆。正是通过与出岛上荷兰人的交流，日本发展出了一门专学：兰学。兰学通过书籍和刊物，在日本广大国民中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西方商品在日本的销售，则使得西方物质文明散播于日本的市井和乡村。通过学习研究兰学，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当时的科学技术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

兰学的流行，使入门的兰学书籍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在众多兰学者的努力下，各式各样的荷文文法书、兰学入门书、单字会话书等大量问世，给兰学初学者以很大的便利。兰学者们不仅埋头翻译和研究学问，而且开设私塾，开馆授徒。在“黑船来航”之前，日本已经开设数十所兰学私塾，如大阪的“适塾”，学生多达六百三十六人。在明治維新中发挥中坚作用的维新志士，很多就是兰学者或曾是兰学堂的学生，如佐久间象山、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岛津齐彬、胜海舟、桥本左内、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加藤弘之和西周等。正是兰学在日本学界、民间打下的群众基础，以及兰学在日本维新志士思想上打下的理论基础，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在从情绪亢奋的一味“攘夷”到学习西方的“开国”之间华丽转身，如有神助。

长井雅乐出生于长洲藩名族之家，在长洲藩的藩士之中有“智辩第一”的声誉。1861年3月，长井雅乐向长洲藩当局递交了《航海远略策》，基于“开国通商论”立场，提出：“以神州固有之忠孝为体，以洋夷日新之功利为用，以和交通商为形，横行五洲四国，熟知各国实情，施皇化于五洲，此为远略之国是。”通俗地说就是：日本必须攘夷，可是绝非见洋人就砍的情绪化攘夷，而是采取积极性开国的方针，努力富国强兵，称霸于全球，将洋人压服于脚下。这样才是真正的攘夷，也只有这样，才攘得了夷。长井雅乐的一番宏论，竟然使得处于浓郁攘夷气氛中的天皇和朝廷当即采纳了“开国贸易论”。

以上可见，日本维新志士虽然出身不同，接受教育的背景和途径也不同，但他们的思想路线却惊人一致：实力不如西方外夷，攘夷只是空话；要攘夷就要充实自己的国力；要充实自己的国力就要向西方外夷学习；要学习西方外夷最紧要的就是要了解西方外夷——这一在今天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思路和逻辑，在当时的日本却是难得的、最高的智慧。经过反复的斗争和维新志士的流血牺牲，日本社会终于觉醒，走上了以“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核心内容的明治维新之路。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东京都皇宫的紫宸殿，率领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求知识于世界”——多么惊艳的口号！它表达了日本人民和政府在先进文明面前谦卑的学习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从1853年到1868年，短短十五年时间，日本认识到了自己不如西方，决定拜西方列强为师，将自己的国家建成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东方强国。

谁打败自己就向谁学习，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习惯思维。被唐朝打败便向唐朝学习，败于西方列强同样激发起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在大量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同时，1871年，即明治政府正式成立后的第三年，一支以日本最高层领导人岩仓具视为首的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国家。使节团中包括四十九名明治高官，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十二个欧美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

他们在各国访问考察的时间为：美国二百零五天、英国二百一十二天、法国七十天、德国三十三天、瑞士二十七天、意大利二十六天、俄罗斯十八天、奥地利十六天、荷兰十二天、比利时和瑞典各八天、丹麦五天，总共六百四十天。这是亚洲国家与西方交往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其效果可用“始惊、次醉、终狂”来准确概括：“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全面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

在“走出去”的同时，明治政府采取“请进来”的办法，大量聘请西方专业人才。就延聘外国人一项，年度总人数于1873、1874、1875年三年，全日本每年超过五百人。仅工部省（工业部）于1874年付给外国技师的薪资，就占工部省该年经费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设时，全校理、法、文、医四个学部的教授总共三十九人，其中二十七人为外国人；这二十七名外国教授的薪资，占当年东京大学预算的三分之一强。当时日本政府太政大臣（首相）的月工资是八百日元，而外国专家学者中却有多人薪水超过此数。

通观整个日本明治维新，不难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各类人才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福泽俞吉、横井小楠等提供了维新理论；坂本龙马、长井雅乐、由利公正（“五条誓文”撰写人）等提供了可行的策略与方案；“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伊藤博文、大隗重信等官员提供了强大的执行力；另外，开明的朝廷公卿岩仓具视、幕府官员胜海舟等，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治维新的最终成功，與中国近代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最终结果，乃是中、日两国国命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更直接造就了今日的东北亚乃至世界政治版图与格局。在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其中或许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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