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长读（之一）

契诃夫的《一个官员的死》

暌违俄国作家契诃夫三十年了，而今重逢，他送我的两样见面礼物，是让我措手不及的三分尴尬与七分豁然：第一，我叨咕了半辈子的“契ke夫”，稍加品咂，才意识到，那是应该读“契he夫”的，而此前，我居然一直在念白字；这可真是奇了怪了，一向知道“堂吉诃德”读“堂吉he德”的我，为什么从来没质疑过“契ke夫”呢？第二，我马上要与诸位重温的这篇小说，自中学时代，我就以《小公务员之死》称呼它了，可几天以前，我翻看我那套购于1986年的《契诃夫小说选》时，眼睛却在一片习惯性的麻木中蓦然一亮，原来，译者汝龙为它选择的题目，竟是我更愿意接受的《一个官员的死》；而以前，因为光随波逐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人云亦云了，便约定俗成地轻慢了汝龙。

我没想号召迷信汝龙，虽然，他的确是位優秀的译者；我更想以我的方式做验证的，是我眼睛因他而发亮时，我认同《一个官员的死》的直觉是否靠谱。于是，为了准备这次写作，我首先做的两项功课，便都与小说的题目有关：一是设法找来一册前些年的初中语文课本以为比较；二是给一个精通俄语的朋友挂去电话，请教那个具体的单词。与我的猜测完全一样：课文里的《小公务员之死》，连标点符号都脱胎自《一个官员的死》；而它题目里那个核心主词，也只有“官员”的意思，没有“大”“小”的区别。

我自己能猜出的还有，这种学生课本里的知识产权，尤其译文的知识产权，注定是不会受保护的，所以，以“小公务员”替代“官员”，这到底出于什么考量，大概很难探究清楚。但要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探究清楚，我则以为没什么难度，即，那些有资格为学生遴选课文并为课文改拟题目的人，为什么要避开直译的“官员”，而通过意译的“小公务员”去自作聪明地“画龙点睛”，以便从题目开始，就把这篇小说限定成一个可怜复可气、可悲复可笑的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是的，任何事情，只要一归纳概括划线分类，八九不离十的结论就好下了。小人物的特点嘛——可是，且慢，对所谓“小人物”，谁有资格做裁决呢？判定的标准又为何呢？一个乡长，平素再耀武扬威，在市长面前也纸屑般轻飘；可那市长，纵然平素能呼风唤雨，设若面对国家首脑，他的分量，就有可能重于草芥吗？显然，只需借助最简明的官场秩序做一下比对，即使经常胡搅蛮缠的相对主义，也能把严谨的一面袒露出来。

官场秩序的建构参与者，泛指由政府任命的、生存在各种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公职人员。他们在官阶职位上有高有低，分担的责任也有大有小，作为运动于精密的分层制度大机器里只能臣服于命运翻牌的等级动物，私心里，肯定也有贵贱的分别，但理论上，不论从谱系的意义上说，还是从种属的角度去看，也不论卜里兹查洛夫那种“大”将军，还是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这类“小”庶务官，他们强势者的本质又一般无二：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齿轮与螺钉，他们相同的工具效能，决定了他们间也必然存在着的大小差异，肯定要远小于他们与他们那些可能身为商人、工匠、艺术家而没条件染指公共权力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所以，提及他们，如若不想故意以价值判断夸耀或者贬损他们的人格，那么，把小说题目中的核心主词译作“官员”“公务员”，似乎都能说得过去。可现在，那个注定关键的核心主词，在某些译文里，被某个可能是更可能不是汝龙的人给偷梁换柱为“小公务员”了，这就使得这篇小说的题旨，微妙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意趣也即刻缩减和寡淡了：哦，它讲的呀，只是一个敏感的蠢货因恐惧权力而被吓死的故事。

对这篇小说题目的两个译法，如果只做孤立的比较，“小公务员”的灵动活泛，明显要好于“官员”的呆板，这是感情色彩胜过照本宣科的上佳佐证。可一篇小说，多数情况下，题目又是内容的组成部分，对于主题，它常常有着明指暗喻等功能，若因为作者命名或译者赐名而题文相左了，而题文失和了，而题目丧失了强化或深化内文的功能，那就难免会如同吃饭的时候嚼到了沙子，甚至嚼到了蟑螂。我觉得此时就是这样，若以“小公务员”点“官员”之卯，就等于吃饭时，嚼到了米粒之外的东西。在这篇小说里，对于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小公务员，尽管契诃夫着力刻画了他的窝囊、委琐、卑微以及有点变态的迂腐和不可救药的奴性，但就冲题目里，作者既语含戏谑又一本正经地以“官员”对他公事公办，便足以见得，这篇小说追求的更是复杂多义。加之，在情绪表达时，对于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地位低微者，作者虽然有挖苦揶揄，有不加掩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却没有半点厌恶轻蔑的主观故意，这也使得小说的讽喻锋芒，指向的便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某一种人、某一类人，而是所有人都可能具备的个性、行为、意识。如此一来，在这个关于官员死亡的故事的背后，生成了那些个性行为意识的土壤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而对于主人公的迂腐与奴性，读者也才能不光感到可怜可悲可气可笑，更可以生出理解与同情，尤其是，更可以对主人公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壤做出反思和批判：一种权力体系，能让它的维护者都噤若寒蝉，都畏如虎狼，那么，被它所钳制摆布的无权无势之人与贫弱渺小之辈，其境遇又会怎么样呢？在契诃夫时代，也即俄罗斯的后农奴制时代，其实也包括任何极权即特权的时代，一个社会上真正的小人物，永远只能是胼手胝足的体力劳动者，甚或也是衣食无虞的生意人手艺人知识分子，却唯独不可能是有资格为国家代行权力的公职人员，即使，那公职人员的地位比纸屑和草芥还不足挂齿。

显然，若满足于只以“小”公务员的视野欣赏契诃夫，他的鼎鼎大名便仿佛受之有愧。有句也许不足为训的题外话我不想私藏，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契诃夫这个律己严苛个性隐忍的、从学生时代起即长期负担整个家庭生计的、四十四岁便死于肺病的、有着执业医生资格的勤勉的写作者，在他的小说与戏剧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与情怀，一直是宽厚慈悲的而非冷酷刻薄的。

当然了，我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意思，一个作家对他笔下的人或者事，包容怜惜就是仁义，冷嘲热讽就不地道。我的意见一直都是，一篇小说的好与不好，不在于作家包容怜惜了还是冷嘲热讽了，而在于，在作家包容怜惜或冷嘲热讽的语词后面，那小说中的人或者事，能为读者的认知增多什么与扩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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